那么，在茅于轼看来，究竟是什么拖了后腿呢？作为学者、作为经济学家，茅于轼关注的视角很多，考虑到的因素也不少。在他发表的众多文章中，也总是围绕“民生”展开一系列的探讨，关于教育，关于住房，关于收入，关于税赋……茅于轼不止一次地呼吁要为穷人多做实事，也因此有人说，茅于轼是“穷人的代言人”。
然而，茅于轼的“穷人经济学理论”有时也会“好心得不到好报”。2007年，茅于轼的《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一文，被《南方周末》评为2007年度评论。因为触及贫富问题的敏感带，文章一发表便引起了激烈争议，茅于轼也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程：当时为什么会抛出这样的观点——要“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
茅：“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现在回过头看看，我觉得效果不好，但是我的动机是很好的。现在中国有很多富人，而且有更多的人要变富，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怎么能仇恨富人呢？这方面的道理很少有人提，我觉得我有必要来出来讲一讲。当然，我这两句话“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更重要的还是后一句，我们要为穷人做事呀！但现在的问题是，大家盯着前一句话去讨论，就不说说“为穷人办事”，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当前社会矛盾很多，你怎么去解决？就是要为穷人办事。替富人说话也是为了减少社会的矛盾，大家不要有仇富心理，要知道财富是劳动和各种要素创造的。像大学里教MBA（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的英文缩写，中文称工商管理硕士），大家知道MBA就是教大家怎么做经理，怎么赚钱。如果你认为企业家就是剥削者，那么怎么可以教学生去剥削人呢？MBA是不是应该全部关门？
真要那样的话，全世界的经济都要重组。所以这是非常大的误解。
程：可富人本身就是社会上的强势群体，他们占有的财富更多，他们享有的社会资源也更多。你还要为富人说话，的确会有人难以理解。
茅：我也知道，现在为穷人说话的人很多，因为你怎么说都是对的，你说错了还是对的，因为立场对了。反过来讲，要为富人说话，你还没开口已经错了，因为你站错了队伍。但是我还要坚持。现在贫富差距大，的确是个大问题。但是你不能否定了邓小平说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这句话不是要造成贫富差距，而是打破了全社会都是穷人这样一个格局。
程：关于这点是不是可以这样来解读，因为富人更能够集中资源，发挥效率。他能够让这个社会的财富向上发展，所以我们应该尊重富人。
茅：我非常赞成你这段话。像你们浙江有那么多企业家，他们创造的财富，难道是剥削了别人的？
其实，不被理解的事儿，茅于轼之前也遇到过。几年前，他曾在公开场合多次“炮轰”经济适用房，认为这条路走错了。茅于轼的理解是，真正的低收入者并没有能力去买“经济”又“适用”的房子。此言一出，引来一片骂声。究竟是大家误读了茅于轼，还是公众没有真正理解茅于轼呢？
茅：我这话得罪了很多人，很多人盼着买经济适用房，但是我不能不说这个道理。大家要想一想，我们现在不是要公平要效率吗？我们说牺牲一点效率，得到一点公平；或者说，公平差一点，但是提高了效率。但是对于经济适用房来说，既没有公平又没有效率。首先，它不遵从市场规律，势必没有效率。市场是什么？你有钱就可以买，自由买卖才是市场，这一点经济适用房显然不符合。我有钱想买房买不了，它怎么能体现公平呢？那么，它把好处给谁了？给了穷人吗？显然不是！给了一部分的穷人？也不是！给的是要买房的人！穷人根本就买不起房。
程：那么，你觉得最合理的房子分配状态，或者拥有状态，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茅：我认为应该是“市场商品房＋廉租房”。廉租房的标准要相当的低，你标准高了，马上又有问题出现了。一个低标准的廉租房，我觉得就是——有厨房没有厕所。也就是说，厕所是公共厕所，厨房是单独厨房。但是可能这个标准也长不了，或许十年二十年又要变一变了。但是从经济学的道理来讲，从人权的道理来讲，人有住房的权利，但是人没有占有房的权利！
2006年，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了孟加拉银行家穆罕默德·尤努斯，及其创建的“格拉明乡村银行”，以表彰他“从社会低层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动力”。其实，我国部分生活在贫困线之下的农民，早就实现过“穷人拥有自己银行”的梦想。这就是学者茅于轼身体力行为穷人办的实事。早在16年前，茅于轼就以私人资本的运作方式，从事小额贷款扶贫工作。在山西龙水头村，茅于轼率先建立了“龙水头村民互助基金”，让缺钱的当地农民从基金的循环中，获得最初的发展动力，不多的贷款却解决了当地农民的诸多困难。
程：这个小额贷款乍一听，好像是大家如果有意愿提供贷款，我们就可以把钱拿到这个银行里来，去放贷，然后我们可以得到应得的利息，而农民也因此取得了贷款。可是会不会和“非法集资”大同小异呢？
茅：当然不一样。“非法集资”是做坏事的集资。有些非法集资是诈骗，这个是需要打击的。小额贷款主要是面向农村，它是一种扶贫方式，而且它的额度比较小，一般最高不超过5000元，所以不适用于农村企业，只适用于贫困农民。小额贷款我们国家到现在都没有很好开展起来，跟孟加拉比差得远了。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开放这一块的市场，而个人能力又非常有限，影响到的不过几千人、几万人。但是我认为，如果有能力的人都去做小额贷款的话，那我们这个社会就会好得多了，所以我提倡这件事。我们政府有“扶贫办”，民间有很多的慈善性组织，但是跟发达国家比，跟我们经济增长速度比，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要大大地宣传。既然要为穷人办事，那就要畅通无阻地给他创造条件，这是首要目标！尽管你做小额贷款会产生一些副作用，但是首要目标我们一定要瞄准！
提起茅于轼，很多人觉得他是敢于说“不”，常常引起各界讨伐的人。但其实，只要说到改革开放，作为经济学家的茅于轼，始终是个无法绕过的人物。早在20世纪80年代，茅于轼就和张维迎等一批年轻的学者，提出了很多前卫的经济学思想，比如双轨制、市场化以及民营经济等等。茅于轼在北京的老房子里已经住了31年，很多人称都把他家称为“经济思想的前沿阵地”。
茅：80年代初的时候，我家是很热闹的。那时候我太太还年轻，经常做饭给他们吃。比如说价格的“双轨制”，这是中国很重要的一个经验。
我相信我们这个群体，讨论这个双轨制，写过的文章甚至影响过政策。我可以无愧地说，我们是改革的动力。
当然也有些地方我们当时看得不太对，但是大方向没有错。比如说，第一，中国要市场化，要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第二，中国要发展民营企业。在这些重大的决定中，我们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现在看起来，“市场化”、“民营化”，没什么问题，但在那个时候提是很冒险的。什么“反自由化”、“清理精神污染”、“反西方势力”等等，都能挂上钩的。
程：在一些场合，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对您的评论。比如说有人称您是“经济学界的鲁迅”，因为您经常发表一些千字左右的杂文。您自己怎么看？
茅：我觉得我跟鲁迅很不一样。我是讲“调和”的，鲁迅是讲“战斗”的。
我不大喜欢战斗，我认为战斗解决不了问题。
程：我相信您提出自己的观点，也是有着积极的、乐观向上的目标，但是有很多论点出来之后，别人就会提出一些反对意见，您怎么去面对？
茅：我觉得应该是，彼此尊重别人的看法。他反对我，我尊重他的看法。
当然你最好不要骂人，骂人等于你降低了自己的身份，这不好。所以，第一条，尊重别人的看法，不强加于人。第二条，我认为是了不起的第二条，我要去理解别人的观点里边合理的部分。
一个人懂得学习别人了，那是很了不起的进步基础。因为看法不同有很多原因，可能是立场不同，他的利益跟我的利益不一样；还有就是各人的经验、学术水平、理解能力也不同。这些都是不能改变的。不是说我写篇文章他就会同意我的观点了，那不可能！
我的本分是个学者，我不是政治家，我也不是电影明星。政治家要有选票，他得讨好老百姓；电影明星要有观众，他要迎合观众的需要。我没有那个要求。你没道理地反对我，我不在乎；你有道理，我是很关心的，我会接受有道理的批评。
现如今，79岁高龄的的茅于轼，仍然把自己的工作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难怪他的夫人偶尔也会埋怨说，茅老往自己身上揽了太多的事儿了！每天早上茅于轼6点半起床，常常一工作就是十几个小时，其中一多半的时间要跟外界有联系，比如开会，比如接受采访。剩下不到一半的时间，茅于轼会在家里做自己的研究工作。
不过青年时的茅于轼，学的却是机械制造，在当时可以说是子承父业，因为他的父亲茅以新是着名铁路机械专家。而他的伯父，就是两度设计修筑钱塘江大桥的着名桥梁专家茅以升。
茅：我的祖母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她很关心孩子的学习，让他们到美国去学习。要知道，那时候出国留学的人很少。所以我们这个大家庭，思想特别西化。我父亲从来不管我的学习，他没教过我什么。他说你自己学，学得好是你的事，学不好也是你的事。我们这个家庭的特点就是比较开放、比较自由，这个对我有很大的影响。
程：是不是也影响到了您的研究领域，比如坚持实事求是，而不会太多地受其他因素的干扰？
茅：是的，而且是非常自由化。什么叫“自由”呢？就是不能什么都说，但想是什么都敢想。
程：还有一点让我们觉得特别意外，您到46岁才开始学经济。很多人可能在这个时候，考虑未来该怎么样让自己过得更舒服，或者如何去适应退休生活，但是你开始学经济？
茅：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我自己觉得不是问题。因为我并不是本来研究这个专业，现在改成完全无关的专业，那样成本是很高的。实际上微观经济学解决的问题，就是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我本来是研究机械最优化问题的，所以很自然地就进到经济学来了。
程：那么，从您的研究来看，未来中国的十年、二十年、五十年，经济状况会怎么样呢？能不能给我们预测下？
茅：我认为，一帆风顺的日子可能性不是太大，会碰到一些挫折，这是从中短期来看的；从长远来看，我觉得还是比较乐观的。
记者手记
茅老的家在北京市中心一个闹中取静的部长楼小院子里，家里最大的朝南的一个房间是他的书房。他年近八十，一天仍然要工作十几个小时，只要是在北京，他一天中在这个书房里待的时间就是最多的。在他的客厅里，堆着一摞一人高的报纸，每天他都要看很多份报纸，让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不和外界脱节。
茅老在这个房子里已经住了三十多年，中国很多经济上的重要决定，最初都从这里诞生，很多人把他家称为“经济思想的前沿阵地”，如今这个“阵地”仍然是人来人往，来访的客人一拨儿接着一拨儿。就在我们采访当天，访谈还没有结束，已经有另外两批客人等候在这里，有来请教当地发展规划的，也有请茅老去做讲座的。而在他的书桌上，我们发现了一本台历，这上面每一个日子旁边的空格里都写满了当天的安排。茅老自己有时候也记不住，遇到受邀出席活动，他都会翻看一下他的小本子，帮他整理这个台历的，就是他的夫人。
茅老的夫人是苏州人，一口温润的吴侬软语，待人和善，面对每天一批一批蜂拥而至的客人，夫妻俩都很热情。茅老说，20世纪80年代初，他家最热闹的时候，每天都有经济学者们往来讨论经济大事，他的太太就替大家端茶做饭，有时候一天要做很多人的饭，说着两老开心大笑，那真是“最浪漫的事”！
［人物］李银河 着名性学家——中国正处在性革命的前夜
我对李银河特别感兴趣，因为她和王小波20年最动人的浪漫爱情，因为她在几乎是禁区的性学领域颠覆传统的研究，很想知道这个被评为中国50位最具影响力的女性到底有着怎样的真实。2008年4月15日，长安街上的社科院，我们如约见到了李银河。
一见面，一切都和我们想的不一样，李银河，个子不高，圆圆脸上那种笑得不太开的样子倒是常在照片里见到的，一点也不像总让大众惊讶到有人要膜拜、有人要她下地狱的前卫样子，而且她不是一个人一间办公室还配助手，而是和三四个同事挤在一间办公室里。办公室门口也没挂带“性”这个字眼儿的牌子，而是“社会家庭人口”什么的。
采访在办公室对面的一间茶话室进行，一见面，李银河就说“我时间给你们留好了，但接下来还有工作安排”，声音低沉收敛。访谈开始前，李银河拿出一个小化妆包，看来她还是很重视公众面前的形象。只是，那化妆包里的东西一眼就让你知道，那化妆品肯定用了好几年，而且平时绝少用到。看来这是个对自己并不娇惯、并不讲究的女人。
采访用了一个小时，这是她日程安排好的。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对那个从书里面、网上面建立起来的李银河印象全然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