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理论的争论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理论作为其政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前提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理论的存在，因此，在展开这一理论研究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对当前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理论研究现状加以简要的梳理与评论，才能进一步评价马克思恩格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理论在马克思恩格斯理论体系中的地位，进而说明它的出发点与归宿。
就整个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理论来说，长期以来，人们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理论存在两种倾向：一是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完整的系统的政治理论，二是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理论仅仅被指称为或等同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不管是否定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理论存在，还是把其等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都意味着对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理论的蔑视和简单化，由此也淡化了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理论应有的重要性。
前一种观点是国外学者对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理论的责难，肇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意大利新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科莱蒂（L．Colletti）在写于1968年的着名论文《作为“市民社会”批评家的卢梭》中认为，在严格意义的政治理论上，马克思和列宁除了分析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外，“没有在卢梭的思想上增加任何东西。”在他1974年与《新左派评论》杂志主编佩里·安德森的一次谈话中，科莱蒂更加明确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缺少一个真正的政治理论。”他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恩格斯政治思想的存在，这种观点有着其自以为是的根据，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专门的严格意义上政治学着作，马克思恩格斯讨论国家与政治革命的着作并不多，主要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论犹太人问题》和《法兰西内战》，缺乏一个严格的法学传统，即使有一些零碎的论述也是屈从其经济理论的。杰索普（Bob Jessop）说：马克思“没有提供一种与《资本论》的见识和严密性相当的对资产阶级国家的理论分析。他论国家的着述，由一系列片段的、不系统的哲学思考、当代历史分析、报刊文章、偶发事件的评论组成”。
这种观点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学者们的批评。“的确，1844年后的马克思很少写作狭义的政治着作，但这恰恰是出于对纯粹法哲学、政治哲学立场的限度的认识。事实上，法哲学、政治哲学思想正像一根红线贯穿于马克思的全部学术工作之中。或许我们可以仿效列宁的句式说，马克思较少地写作小写字母的政治着作，但是他留下了大量大写字母的政治着作。”事实上，国家问题作为政治的核心问题，正是马克思恩格斯一生所关注的。如马克思本人所言：“正如宗教是人类理论斗争的目录一样，政治国家是人类实际斗争的目录。政治国家在自己的形式范围内sub specie rei publicae（从政治角度）反映了一切社会斗争，社会需求和社会真理。”马克思在生前曾经打算撰写专门研究国家的着作，但没有来得及实现这一心愿。马克思曾在1844年有过一个《关于现代国家的着作的计划草稿》，从所拟的九条提纲来看，其内容应该是专门研究现代国家的一部政治学着作，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完成。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研究并不是为了纯粹的学术目的而是为了无产阶级的解放，虽然在他们的着作中存在着大量政治学的范畴，但他们没有刻意建立自己的政治学体系，他们对政治的论述往往是作为特定环境和特定问题的产物，散布在他们的着作之中。我们不能因为马克思本人没有撰写过关于国家理论的专着，就否认他对于国家问题的思考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国家观，也不能否认这些思考在某些方面是非常深刻的，更不能否认这些思考对于以后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产生的巨大影响。
这种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熟视无睹的观点，也受到来自国外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反对。着名的英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拉尔夫·密里本德（Ralph Milliband）确定地认为，存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造成误解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其从未被系统地理论化，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被遮蔽甚至淹没了。密里本德找出并列举了五种原因，在此基础上又对马克思政治理论进行了系统化的创建和重建工作，在展开对多元民主论等资产阶级政治学流派的论争中，密里本德坚持并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政治有着大量的精辟论述，他们的政治理论从外表上看不是现成的，而是融合在科学社会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三大理论之中，是解释学意义上的政治学理论。密利本德曾在《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中说：“在讨论马克思主义和政治学时遇到的第二个困难，同马克思本人起所有主要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写的关于政治着作的性质有关，这些着作大多是特定历史事件和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而在称得上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着作中，对政治理论的探讨不仅多半是不系统的和片断的，而且往往是其他着作的一部分。”密利本德在谈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学着作时有过这样一个脚注：“马克思在1869的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再版写的简短前言中指出，这篇着作是以供周刊使用的文章形式和‘根据对于事变的直接观感’写成的。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经典政治着作都可以说这样。”这种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政治理论的观点恰恰表明缺乏对马克思资本主义政治理论的系统研究，同时没有搞清楚政治理论在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体系中的内在的逻辑，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坚持认为把社会整体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部分分割开来，这是不符合实际和武断的，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理论犹如一条纽带贯穿于他们的整个理论体系之中。
着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之一，法国的亨利·列菲弗尔（Henri Lefbvre）就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着作中也找不到一个连贯和完全的政治思想体系，“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着作中，没有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有的只是好几种稍有不同的理论草图”。列菲弗尔说：“如果有人想在马克思的着作中寻找一种国家理论，也就是想寻找一种连贯和完全的国家学说体系，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告诉他，这种学说体系是不存在的，反之，如果有人认为马克思忽视了国家，我们也可以告诉他，国家问题是马克思经常关注的问题在他的着作中，有关于国家的一系列论述和一种显然已经确定了方向。”
对于另一种观点即仅仅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理论等同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究其产生根源与第一种观点如出一辙。持此种观点者还认为，以“专政”代替“民主”，是马克思主义缺乏政治理论的集中表现。这些批评，并以现实中社会主义国家在民主建设中的失误为凭，给人以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民主、平等、自由等概念的讨论有缺失之感。这一方面是必须看到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马克思政治政治学说的主要部分和主旨，而不是马克思政治学说的全部。而另一方面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我们对马克思恩格斯政治思想的片面理解有关，自由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的一条主线，只不过是在后人那里遭到了有意或无意的遮蔽与歪曲。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体系中，他们以绝大多数人的民主来定义无产阶级专政，表现了它是一种明显高于资产阶级民主的民主。马克思恩格斯在深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自由、人权局限的基础上，设想了未来人类社会制度，它批判了资本主义民主，绝不是要退回到在此之前的专制、恐怖、独裁统治，而是要创设一种高于资本主义民主的政治形式，无产阶级专政即是无产阶级民主。
国内学者对马克思恩格斯有无完整的政治理论体系，也一直有着不同的看法。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随着政治学的复兴，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研究也得以恢复，出现了不少的研究成果，以1994年出版的王沪宁等主编的《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和1995年王浦劬主编的《政治学基础》为主要代表作，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在中国系统化与整体化的研究已经达到了新的水平，这在很大程度上澄清与平息了对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理论是否存在和是否具有系统性的争论。世纪之交，出现了诸如郁建兴对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理论的专题性研究，李延明、刘青建、杨海蛟着的《马克思恩格斯政治学说研究》，张荣臣着的《马克思恩格斯政党理论研究》，最近又出版了郁建兴的新作——《马克思国家理论与现时代》，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理论的建构。对于马克思恩格斯资本主义政治理论的研究还没有较为深入系统的研究，需要指出的是，目前的这些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理论的研究成果，虽然也论及马克思恩格斯有关资本主义政治理论，但并不是作为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理论的组成部分，至多是作为政治理论的一个铺垫或前提来研究的。这样做的结果是，把关于共产主义的政治理论等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理论的全部，从而消解了马克思恩格斯有关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理论的价值。
第二节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理论的地位
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从根本上说是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理论，而他们政治理论的主题也是对未来社会政治制度的途径与构想，主要内容概括起来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国家理论，包括国家的特征与本质、国家政府机器、国家管理形式、法等；革命即国家变动理论，其中包括革命一般和革命特殊即无产阶级革命；国际政治理论；政治在未来社会中的变化等。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理论是他们的整个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正如他们的整个理论体系是以批判资本主义为基础与前提一样，他们的政治理论也是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批判的结果。
而肇始于对资本主义政治现象批判与思考的马克思恩格斯资本主义政治理论，不但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整个理论体系的形成起着关键和重要的作用，而且它也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理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马克思恩格斯整个理论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1）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批判开拓了马克思恩格斯通向唯物主义之路。在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中，从《莱茵报》时期到1843年10月是相对独立的一个阶段。马克思在这一阶段的主要工作是为《莱茵报》撰稿，在该报从事编辑工作，后来又担任主编，为该报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因为《莱茵报》被查封而退出该报后，着手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并在这一过程中研究欧洲主要国家的历史和马基雅弗利、孟德斯鸠、卢梭等人的政治学着作，写下了未完成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和《克罗茨纳赫笔记》，初步形成了其政治理论，并为他转向唯物主义之路奠定了基础。
在《莱茵报》时期，政治问题一直是马克思关注的一个焦点。但在理论上，这时的马克思仍然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他在1842年为《莱茵报》写的《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即第一篇论文中说：“法律不是压制自由的手段恰恰相反，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的存在具有普遍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性质。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这完全是黑格尔对法律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