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国家和社会都是多种意识形态并存和共生的，意识形态分为主流和支流两大层次，主流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统治阶级意志在思想领域的体现，支流意识形态是不同阶级阶层价值观念的体现。在当代中国也是如此，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主流意识形态，同时还存在着其它形形色色的支流意识形态，作为主流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是多层次的。因此，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整体性的前提下，坚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并承认、尊重社会意识的多样化，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辩证看，多样化的社会意识对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具有促进、补充作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对多样化的社会意识则具有引领、整合功能。由此，在处理意识形态的主导性与多样性关系时，应该按照适度原则，坚持以一元化带动多样性，以多样性促进和补充一元化，实现一元化指导思想与多样性价值观的共生、共荣、共存。当前，要从全局的高度在整体上把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灵活性、适应性、针对性、包容性、整合性、进步性，利用科技进步和社会变化有针对性地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和合协调，要以党的执政意识形态创新为核心指导意识形态建设，以核心价值体系为灵魂统领意识形态建设，以构建和谐社会为基础促进意识形态建设，以改进教育宣传方法为突破口强化意识形态建设，以借鉴西方做法为参照有效掌控意识形态建设，不断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凝聚力、感召力和战斗力。[17]
3． 均衡化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相互博弈、相互促进、相互协调。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动态均衡，要使不断产生的变化因素和异己因素变成本体力量，以防止其工具理性的膨胀和价值理性的缺失
意识形态工具理性是指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用性和工具性，价值理性是指其对人类社会发展以及人的发展的价值和意义。如果只是注重工具理性而忽略价值理性就会失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原性意义，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停留在对人民群众思想禁锢的层面，不可能真正地占据社会心理的阵地，也不可能永远地占据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反之，如果只是看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理性而不去关注其工具理性，就会失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意义，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陷入到空中楼阁的境地，无法实现其对国家和社会以及执政党执政的保证和促进功能。因此，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应该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互博弈、相互促进、相互协调中，实现其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平衡和均匀。客观地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并不存在着主次、强弱的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和阶段，在不同任务和目标要求下，应该有所侧重，不能片面地强调社会主义的工具理性而忽视其价值层面的意义，也不能只重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理性而忽略其工具层面的作用，而是要紧密地将两者有机结合，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实现两者的动态均衡和统一。当前，只有重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理性，重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人的价值，对社会的价值，才能够更好地实现其工具价值，即对执政党的价值，对国家的价值。
4． 制度化
通过基础性的体制、制度安排，对相互背离的规则规范进行整合，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功能，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制导功能，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由国家到政党到社会和由社会到政党到国家的多圈层良性互动与循环
当前，中国文化和意识形态建设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缺乏基础性制度和体制上的安排、设计，没有形成健全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机制，难以有效地整合相互背离的规则、规范，导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长效机制的缺失。当前，要通过基础性的、系统性的体制化和制度化安排，加强文化的灵活性、世俗性和意识形态的包容性、进步性，对相互背离的规范进行整合，增强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认同功能，强化意识形态的文化制导功能，实现意识形态由国家到政党到社会和由社会到政党到国家的两个良性互动与循环。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功能是，使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倡导的理想信念、价值规范、策略目标能够发自内心地认同并自觉地遵循和实践，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团结群众、凝聚人心、鼓舞斗志的功能能够得到充分发挥。”[18]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化制导功能是，使其对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方向、目标、内容等控制和导向作用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包括执政党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意识形态，三个领域的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统一的、一致的，但在实践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执政党、国家和社会三个领域运用的特征、功能、目标却有所差别和区别。可以说，实现执政党、国家、社会层面意识形态的良性循环和互动是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的重要方式。当前，要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国家到执政党到社会的渗透，同时促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社会到执政党到国家的完善，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各个层面、各个领域、各个环节都充分地发挥应有的功能和效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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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李英田：《从利益入手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学习与实践2008年第1期，第71页。
1978年以来的中国苏维埃运动研究
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黄小彤
【摘 要】1978年以来，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有关苏维埃运动的研究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中国苏维埃运动的道路和方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的条件和作用、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军事斗争等继续成为关注的问题，但看法更趋公允；中国苏维埃政权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也成为人们研讨的对象，有些甚至成为热点，这是人们对现实问题的关怀在历史研究中的投射。本文对此作一综述，力求真实地反映1978年以来苏维埃运动的研究状况和趋势。
【关键词】1978年 中国 苏维埃运动
一、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道路和方式的评议
对于共产国际所扮演的角色和中国苏维埃运动道路的探索，学者们基本上作了一分为二的剖析：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兴起直接来源于共产国际的苏维埃战略，来源于斯大林套用俄国革命公式而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发展的“三阶段”理论。中华苏维埃运动的兴起也正值中共党内三次“左”倾路线的统治时期，使运动带上了浓厚的“左”倾色彩。然而中华苏维埃运动及其所产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留下了不可抹煞的重要一页。而且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实际活动从一开始就在纠正其理论上的偏差，为探索适合中国革命的道路积累了经验。例如，唐志宏等认为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与中共中央领导通过1927年11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兴起的中华苏维埃运动的第一次高潮是盲动的。实际上当时许多地区已经开始以进攻县城，占领广大农村为主要形式，“开始从局部上纠正盲动倾向”。1虞崇胜、王贤胜的结论似乎更具辨证性：中国苏维埃运动虽然基本上是依据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发展“三阶段论”的框架和模式而兴起的，但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客观历史环境下，却为中国共产党人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创造了前提条件。然而，正是由于苏维埃运动模式的影响，又使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求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迟滞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开辟和发展。2
二、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的条件和作用
对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的条件问题，有这么几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成立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条件是成熟的。理由是：当时全国已建立十几块革命根据地，成立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加强红军统一、促进根据地各项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是加强对全国苏维埃运动统一领导的需要，是中国人民在红色政权道路上大步前进的标志3；第二种意见认为，成立的条件不成熟。理由是：当时农村革命根据地很小，没有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巩固地域。在九一八事变后继续搞两个政权的对立，不符合抗日民主运动高涨的发展形势，4是政权建设上的一种机会主义体现，特别在军事上、心理上助长了左倾路线的发展，延缓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5；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成立的条件基本上是具备的。理由是：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成立是由中国的国情决定的，中国革命不能走西方国家“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城市武装总起义的老路，而只能走相反的路；当时各地蓬勃发展的苏维埃运动，也提出了加强统一领导的必要。多数人持第三种意见，并肯定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的历史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号召和鼓舞作用，它向全国人民举起了鲜明的革命旗帜；二是领导和组织作用，它统一了对各地分散的红军和根据地的领导；三是典型试验作用，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雏型。6
三、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军事斗争
军事斗争构成了中国的苏维埃运动的主要内容，早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1978年以来，概括性的著述已不多见，近年来也有刘勉玉的《中央苏区三年游击战争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3）介绍了中央苏区游击战争的历史。曹敏华的《中央苏区军事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5）一书对中央苏区的军事斗争作了从宏观到细部的详细介绍，但内容和角度突破不大。
近年来对于以往的研究“禁区”，则着墨较多，如红军长征的原因问题。主要有两种见解：一种认为，红军长征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它主要不是由于王明“左”倾错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被迫举行长征，而是由于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客观条件的变化所决定的；红军长征符合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是继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到农村第一次战略大转移后的又一次战略大转移，即从敌人力量比较强大的南方农村转移到敌人力量相对较弱的北方农村7。另一种认为，红军长征主要是由于王明“左”倾错误指导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结果，不能完全归之于敌人重兵“围剿”等客观原因，否则无法解释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更不能把红军由南方转移到北方视为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和“历史的必然”，否则无法解释主力红军长征后南方红军游击战争的坚持，也无法解释抗日战争时期大江南北新四军抗日根据地的建立。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