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4月，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82宪法”第一个修正案。这次修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1条增加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这就在宪政层面上肯定了个体私营经济，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大进展。但在实际工作当中，解放思想却仍有某种程度的政治风险，尽管这种风险已经越来越小。
与此同时，如何解放思想，如何从实际出发来确定发展模式，也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或许也会和个人的升迁连在一起。虽然这方面的政治风险相对较小，但也有较大的个人得失风险，显然也仍有相当难度。
如果说，本书关于浙江解放思想的理论归纳，明确提出了区域经济社会推进解放思想必备的四个基本要素，即方式、策略、动力和环境，那么，最后一章就进一步从思想和行动上来研究如何解放思想的问题。即正确对待解放思想进程中的反复，正确对待个人荣辱，积极突破思想局限，积极担起解放思想的历史重任。
一、正确对待解放思想进程中的反复
解放思想是社会常态，但解放思想必有反复，因此，必须坚持真理，坚持解放思想不动摇，正确对待反复不气馁，持续不断地推进解放思想。
（一）解放思想是社会常态
所谓解放思想，就是不断突破认识和观念的种种束缚与影响，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以适应变化着的社会和突破种种社会束缚。因此，只要生产力在提高，社会在进步，解放思想也会在不断地进行着。
社会生产力总是在不断地进步，决定了我们必须解放思想，以适应快速变化着的社会。如1947年美国的贝尔实验室发明半导体以来，电子技术有了飞速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集成电路开始发展以来，微电子技术的发展更是一日千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电脑、网络、移动通信、多媒体技术等的快速发展。面对这种快速的电子技术进步，形成了全球性的信息爆炸。在这样的技术进步环境下，我们如果不及时调整自己的思想，就会难以适应社会的发展，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
人们的认识总是在不断地提高，决定了我们必须解放思想，以适应新的社会认知水平。任何人所接触的客观世界都只能是一个局部，因此人们在一个时期中的认识是有限的。然而，客观世界是无限的，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愿望也是无限的，因此以有限的认识来应对无限的客观世界，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如20世纪30年代以来，由于凯恩斯理论的出现，人们对于资本主义有了新的认识。而作为资本主义理论对立面的社会主义理论，这时就需要作出新的调整，以适应资本主义理论的新变化。如果还是墨守成规，不愿意突破既有理论，社会主义理论就难以进步，社会主义实践就会受到影响。
经济社会总是在不断地产生大量新问题，决定了我们必须解放思想，以提出新问题的解决方案。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些社会问题会逐渐趋于严峻。这一方面是由于人类惯性，在问题小的时候，人们会疏于应对；当问题逐渐严重起来的时候，又会出于局面不可控的担忧而不一定及时解决；再一方面是出于既得利益的考虑，也会延误问题的解决。这样再加上经济社会系统越来越复杂，大量严重问题的产生是必然的。如何提出解决新问题的方案，这就是一个解放思想的过程。如果不解放思想，新的解决方案就难以形成，从而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甚至危及人的基本生存。
充分认识解放思想是社会常态，可以使我们更加坚定解放思想的信心，正确面对可能出现的解放思想进程的反复。
（二）解放思想必有反复
大家都看到过钟摆。钟摆启动会有一个缓慢的加速过程，因为物体之间具有摩擦，必须先克服摩擦形成的阻力，然后钟摆才能进入匀速摆动状态；停止钟摆也会有一个缓慢的减速过程，因为物体运动有惯性，当撤去动力之后，惯性使得钟摆会在没有外力的情况下继续摆动，直至最后惯性消失而停摆。
是否可以让钟摆加快启动呢？这就需要加大启动力量。是否可以让钟摆停得快一点呢？这就需要加大制动力量。所有这些都会增加成本，而且急刹车还存在着某种危险。
人类社会其实与自然界高度相似。这就是，解放思想进程的启动会有一个过程，传统思想的消亡也需要一个过程，这就决定了解放思想进程必有反复，只不过是反复的大小存在着差别罢了。
人们的认识具有一个逐渐提高转变的过程。人们通常是根据周围事实来决定其思想的，然而事实变化总归会有一个过程，因此思想的变化也会有一个过程。如要让农民接受某个新的农作物品种，就必须让农民亲身感受到这个新品种所具有的益处。一些人指责农民思想保守，然而他们应该设身处地地替农民想一想，农民在没有切实知道新品种的特性时，怎么可以把全家一年的生计都押上去呢？如果经过若干季节的试种，农民看到了新品种的巨大功效，就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新品种。因此，只在少数人具有新思想的时候，解放思想的力量就比较薄弱，这时候，也是解放思想最容易反复的时候。
解放思想的力量对比会有一个彼此消长变化的过程。在当今社会，当新思想还没有占据社会主流时，就很有可能会是传统保守的人士居于领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不但解放思想会出现反复，就是解放思想的进程也会十分艰难。与此同时，即使新思想在局部占据主流地位，但由于总体力量较弱，也很容易出现反复。
十分明显，解放思想过程中的反复，有时可能也是一种常态。比方说，依据某种观点实施的政策，可能在一个时期当中的效果并不好，这就会导致对这一政策的怀疑和诘难，从而引致解放思想的反复。又如，新思想、新观点推进者的实施策略不适应实际，导致群众的反感乃至反对，也会影响解放思想进程。对于这些反复，都要深入分析，然后提出切实对策。
（三）坚定不移地坚持解放思想
应对解放思想反复的根本之策，就是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改革开放30年来的实践表明，坚持解放思想，是浙江改革发展必需的思想条件，是事关全省5000多万人民福祉的重大问题，因此，任何时候，任何场合，我们都必须义无反顾地坚持解放思想，有充分的心理准备来应对解放思想进程中的反复。
进入新世纪以来，一方面浙江的改革和建设在不断推进，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新矛盾，特别是2008年经济增长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困难，可以说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很少有过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思想观念来观察和分析我们前进道路上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呢？正如胡锦涛同志在2007年中央党校讲话中深刻指出的，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一大法宝。这一论述，在思想上深化了我们对党的思想路线的认识，在实践上指导着我们正确应对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
解放思想有利于应对当前复杂的经济形势。浙江当前正面临着复杂的经济形势：一方面，工业增长出现了“双重回落”，即增加值增长速度不但比上年同期回落，而且其他省份及全国平均水平也有较大回落。2008年8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仅比上年同期增长6.1%，在全国的位次落到了倒数第三位。另一方面，世界金融危机仍在持续深化，对我省的负面影响仍在扩大。在这样的时刻，我们一定要坚持解放思想，在新的“实事”基础上“求是”，突破原有认识，积极应对，积极创新发展方式。
解放思想有利于不断地提升社会生产力。浙江的社会生产力虽然已经有了极大的提高，但总体上仍较低，特别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我们现在特别不能沾沾自喜于已经取得的成就，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提升浙江的社会生产力，坚持从浙江的实际情况出发，以解放思想为强大思想武器，不断探索和努力把握建设规律，持续不断地把我们的事业推向前进。
当然，1989年春夏之交政治风波以后这一阶段解放思想的反复再一次告诉我们，如果缺少中央的大政方针，如果没有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及时发表，浙江解放思想的进程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假如没有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我们浙江就不会取得今天这样辉煌的解放思想成果。这也就再一次尖锐地提醒我们，不管在何种情况下，都必须倾听群众呼声，都必须善待群众实践，都必须以群众利益作为执政为民的准则，出台各种文件必须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二、正确对待“范仲淹两难”
范仲淹（989-1052年）是北宋名臣，官位至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范仲淹也是我国古代着名的散文家，道德文章，千秋风骨，堪称中国士大夫典范。
范仲淹的不朽名篇《岳阳楼记》有这样两句话，“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正好反映了浙江各级干部改革开放以来解放思想中的两难处境。
（一）实际工作的两个准则
作为党的干部，有一个如何实施党的方针政策的问题，或者也就是范仲淹所说的一个为官准则，“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按照一般的要求，干部必须在党所确定的意识形态框架内思考问题，指导自己的行动。必须遵守党的方针路线和政策，严格执行党的各项政策。作为党和政府任命的官员，必须遵守起码的官场伦理，近者必须直接对自己的任命机关负责，远者必须对党中央负责。换句话说，官员在基层工作的时候，存在着必须上对得起任命机关和党中央的问题。
作为党的干部，有一个如何对待群众实践的问题，或者也就是范仲淹所说的另一个为官准则，“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一般地讲尊重群众首创精神不会有太大问题，但问题是我们当前处于思想大解放、制度大变革的转型时期。这就很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形，群众的一系列具体实践，不可能事事处处符合党和政府的政策，此时，我们应如何正确对待？更严重的是这种违反政策的群众实践，有时甚至涉及群众的基本生存问题，这时，我们又该如何处理？换句话说，官员实施方针政策的时候，存在着必须下对得起生你养你的人民群众的问题。
这其实也是我们党的一个老问题，即如何处理党性和人民性的矛盾问题。虽然从理论上讲是不可能出现这个问题的，但长期的实践告诉我们，这个矛盾确实存在，而且有时还非常尖锐，这就有一个必须妥善对待和处理的问题。
（二）解放思想的荣辱得失
党和政府的各级干部，在解放思想过程中有百般阻力、千种难处，而就现时来说，“范仲淹两难”则是一个比较典型和比较大的难题。纵观浙江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前的解放思想进程，就遇到了这种“范仲淹两难”的问题。
当年乐清县委跟省里派来的工作组意见分歧很大。开常委会的时候，省工作组坐一边，县里领导坐另一边；省工作组指责一个问题，县里就反驳一个。其中一个焦点问题就是对“八大王”的处理问题，省工作组认为柳市“八大王”是在搞投机诈骗，理由很简单，你赚钱这么多就是资本主义。县里跟省工作组争了好长时间，还是没有用。最后乐清县委班子集体“下课”，他们为“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的为官准则，付出了沉重的个人代价。
湖州的“杀机”事件中，当时的织里区委书记认为侵犯了农民利益，因此没有如实上报家庭织机情况，当即被调离。当时还有一位乡党委书记亦被免职。
当然，毕竟时代不同了，浙江多数干部是在这种“范仲淹两难”中，既实施好了党的方针政策，又较好地促进了群众利益。比较典型的如20世纪80年初期义乌县委书记谢高华。当时面对群众要生存的严酷现实，谢高华审时度势，从党的方针政策中看到了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巨大空间，与县委领导班子一起，提出了以贸兴县的重大战略。谢书记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无论是当地群众，还是上级领导，都给予谢书记高度评价。
（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所以值得我们深思的就是，党的方针政策应最大限度地顺应人民群众要求，避免给基层干部制造这种“范仲淹两难”，让他们无所适从。即使当党的方针政策与人民群众实践产生矛盾的时候，对于干部处理，也一定要慎而又慎。
基层干部也要注意方法策略，充分理解党的方针政策实施的渐进性，做好群众实践和党的方针政策之间的缓冲器。中国是一个具有如此巨大区域差距的国家，党和政府的政策主要是针对多数地方的，而对于某一个具体区域来说，实施过程中有时不免会有一些问题。这时，既要保持群众创业创新的积极性，同时也要注意尽量在原则问题上与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保持一致，相信随着实践的推进，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也会作出积极调整的。
其实范仲淹也给这种两难提出了解决办法。这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一种非常高的境界，事实上不可能要求所有官员都能做到。但作为一种更高的为官准则，作为一名党和人民让我们负起重大责任的干部，我们都应该努力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