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一点而言且不说目前遍布全国的‘浙江村’、‘温州村’，就是在浙江全省范围内，比如杭州，就有城北商贸城，原先是温州人做皮革生意的居所，温州人还在杭州办了四季青服装批发中心；在茶叶市场，新昌人显然多过其他地区的人。而珍珠及珍珠制品的市场，诸暨口音就成了最主流的乡音了”。这表明，全国各地的“浙江村”村民不是以散在的方式存在于城市的不同角落的，他们集中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个既与当地人相往来又与当地人在生产和生活方式相区别的“准社区”。在这个“准社区”中，“浙江村”村民之间具有相当程度的从属感和认同感。
对于这一现象，在社会学界较早由宋民、项飚对“浙江村”进行过数度全景式的报道，而后又由王汉生、项飚师生等人尤其是王春光对“浙江村”进行了极其深入的调查，并在这些方面留下了大量具有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的着述和资料。此后，周晓虹等也对“浙江村”进行了入户调查，同样收集了大量的感性材料，并在《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一书中进行了富有新意的社会学阐释。“浙江村”、“浙江街”现象形成的原因，显然是多方面的，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浙江人外出经商的信息往往来源于他们的亲缘及准亲缘群体。也就是说，外出经商者具体的流向和具体的分布地是受关系网络限定的。面对众多的商业机会，外出经商者个人有多种选择：他（她）应该去哪个地方呢？促成他（她）选择某一个具体地方的，是与他（她）有社会关系的已经在某地经商的人，这些人将会提供他（她）有关该地的信息，并尽力提供各种帮助。比如，对北京“浙江村”和巴黎“温州城”的比较和调查显示，两地经商者的外出信息，往往是由他们的亲属、同乡和朋友等提供的。温州人（以及其他浙江人）务工经商，往往呈现如下特点：刚开始，是没有明确的务工经商目的地的少数人外出，一旦发现某地有钱可赚，就写信（后来是打电话）或派人回家，把亲戚朋友、左邻右舍带出来，或者自己赚了一些钱寄回家，让周围的人知道了，从而也引来了一批熟人。北京的“浙江村”和巴黎的“温州城”基本上就是这样聚集起的，其他地方的浙江人经商聚落也往往是通过这种方式聚集的。这一聚集过程，具有“帮带”的特点，即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发现了市场机会，就会有三亲六眷、朋友老乡尾随而来，规模越做越大。也就是说，社会网络或特殊主义的信任关系，既是人们传递流动信息的媒介，又是人们流动得以进行的机制。
经济行为的根基在社会关系中，而各个社会的社会关系却是不一样的。
不同的社会关系模式，将导致不同经济社会行为模式。在一个具有特殊主义取向的社会中，人们更重视已经存在的各种关系，他们倾向于与自己有某种特殊关系的人们进行交往，而这种交往又会使他们原有的关系得到加强，因此，特殊主义的取向具有固化既存关系、增强关系网成员信任程度的功能。
彼得·布劳认为，特殊主义取向是“团结和整合的媒介”，但这种媒介的作用范围只局限于具有特殊关系的人们之间。这种处理人际关系的过程必然产生的后果是：他们把所接触的人分为两类，一类是与自己有某种特殊关系的、可以信任的自己人；另一类是在此之前没有特殊关系的人，特殊主义的行动者常常认为这后一类人是难以信任的。
浙江人外出经商的信息之所以来源于他们的亲缘及亲缘式关系（即作为亲缘关系复制或延伸出来的其他关系，如邻里、朋友、同学、战友等），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些关系意味着较高的信任程度。翟学伟关于关系强度与农民外出求职策略的研究表明，在特殊主义或“差序格局”的文化背景下，所谓信任度，不是指信息传递本身的真假及其程度，而是指接受信息的人根据什么因素来判断这个信息为真或者为假。现实生活中完全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在信息的传递过程中，有亲缘关系和亲缘式关系的人的信息可能是假的，但因为与之具有亲缘关系或亲缘式关系，接受信息的人把它当成是真的；无亲无故的人的信息可能是真的，但接受该信息的人却会把它当成是假的。因为前者之间的关系是强信任的，后者之间的关系是弱信任的。遍布全国乃至于全球的“浙江村”、“浙江街”聚集过程无疑充分地印证了这一点。
亲缘及准亲缘（邻居、同学、朋友等）的社会网络不仅为浙江人外出经商务工提供了信息，而且也构筑了人员的流动链。对巴黎温州人的聚集过程的研究表明，社会网络在沟通和传递着温州与法国之间信息的同时，也构筑了人员流动链。“每年都有一些温州人借助这样的流动链，进入法国，来到了巴黎。当然社会网络作为流动链，不是现在的现象，早已有之了，只要有移民的地方，就有社会网络在起支撑作用。这种现象在早期来巴黎的温州人当中是早已存在了的。”目前在巴黎的温州人大多数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进入法国的，他们中只有少数人是通过申请家庭团聚而进入法国，大多数人达不到法国的合法移民要求，就转向偷渡，而社会关系网络在偷渡上起到了如下几方面的作用：首先，在中国国内，一个地方在海外的社会关系越多，就越有可能想到移民国外，在合法渠道无法得以移民国外的情况下，他们便会想到偷渡。因为他们感觉到，偷渡成功的话，在目的地就能依靠社会网络得以生存下去。在温州，并不是所有地方的人都参与偷渡，主要还是集中在像瑞安的丽岙镇、永嘉县的七都镇、青田的山口乡等侨乡及附近地方。其次，社会网络也决定了偷渡的目的地。一个人在哪个国家的社会关系越多，而且越可靠、亲近，他就越有可能往这个国家偷渡。比如，温州瑞安市的丽岙镇的主要侨民在法国和意大利等国，所以那里的人主要偷渡目的地就是这两个国家；而永嘉县七都镇的大部分侨民在美国，所以那里的人更多地往美国偷渡。最后，社会关系网络还是偷渡者和蛇头取得联系的唯一渠道。没有社会关系，很难知道蛇头在那里，怎样与蛇头谈好偷渡的条件，甚至达成一定的口头协议，并保证偷渡成功后履行这些协议中提出的要求和承诺。“当然，除非亲戚朋友不愿意帮助国内的人偷渡，否则的话，亲戚朋友这样的关系确实是偷渡者的主要依靠。”
在浙江本省与全国各地“浙江村”、“浙江街”之间，也可以见到类似于温州和法国之间的由亲缘和准亲缘社会网络构筑而成的人员流动链。据王汉生、刘世定等的研究，“浙江农村工商业者以经营为目的的流动，通常都依托于传统的人际网络结成小群体，这种小群体发挥着保障安全、降低流动中的心理成本、在生活上互助的功能；同时结成小群体也是生产经营上协作、分工的需要。这种情况在早期的小规模流动中就已出现了。”北京“浙江村”的聚集过程表明，社会关系网络不仅构成浙江和北京之间共同流动的基础，而且也充当接续式流动的路径网络。共同流动是同时而且协同流向一个目的地，接续流动则是先后流向同一目的地。在二者都依托于人际关系网络的前提下，它们可以被视为浙京两地关系网络型流动的两种形式。因此，“依托乡土人际关系的接续流动之所以产生，首先是由于先进入北京的经营者为扩大自身生产规模需要更多的劳动力，而利用关系网络物色的劳动力便于管理，组织成本较低。被引带入京的劳动力有的逐渐摸得经营门道，于是就从老板那里独立出来，把自己的家人带到北京，组成新的工商户，在‘浙江村’这是相当普遍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