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如杨念群所说，清以来的时局变故尤其是近代以来的内忧外患，迫使江浙儒生完成了从学者型向实用型人才的心理转换。清初统治者的文化政策曾经在江浙地区造就了一个边缘性的儒士阶层。这批人凭借逸出于科举界定之外的特殊学问和技能，作为谋取生计和地位的重要资源。这群“文化边际人”除以考据训古作为基本的自娱或谋取生计的手段之外，尚有一些人精于算验制造之法。“由于清中叶以前，儒学的道德治国论盛行于天下，社会根本不会给予这种‘雕虫小技’以任何发展的空间。所以直至中西冲突发展到迫使清廷必须正视西学中的这些‘奇技淫巧’ 时，这批人方才脱颖而出，成为幕府中自强运动的中坚力量。”需进一步说明的是，江浙儒生之所以较其他地区儒生更快地完成了从学者型向实用型人才的心理转换，除了清初文化政策、国家时局的变化等因素外，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浙江民间“讲求实效”心理的影响，可能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同时，在中国传统社会，儒士阶层乃是社会的精英和领导阶层，对社会承担着“教化”的责任。因此，清初以来浙江儒士阶层以“实用”和“谋生”为取向的思想和行为，无疑也会对浙江民间社会心理产生一种“上行之，下效之”的导向作用。
复次，宋以来，浙江不断增加的人口及其所导致的人地矛盾，可能也是浙江民间“讲求实效”、“注重功利”文化精神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明代时江南地区的人均耕地面积是5.6亩，而到了清代的雍正年间由于人口的进一步增长，浙江的人均耕地已下降到了3.3亩，乾隆时又降为2.9亩。这还是浙江地区的一般状况，有些地方人口的增长速度和人均耕地的下降速度都要超过这一平均数。比如，浙南的乐清在1731－1825年的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人口从7.97万增长到22.89万，猛增了近2倍，而人均耕地面积则从4.39亩下降到了1.62亩。而如本着其他地方所已说明的，按照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在江南地区需4亩地，才能养活一口人。根据一个朴素的原理，人们只有在解决了吃穿住等基本问题以后，才能从事其他活动。在土地难以养活人，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压力的情况下，人们必然是十分务实的。应当说，事功学“讲求实效，注重功利”精神在浙东得以形成，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与人多地少的浙东自然环境可能具有一种必然的联系。叶坦认为，“区分两浙的东、西是区域史研究中似应注意的。”他列举了大量的史料以证明这一观点。在历史上，浙东包括温、处、婺、衢、明、台、越七州；浙西包括杭、苏、湖、秀、常、严六州及江阴军、镇江府八地。浙东多山地，浙西多泽国。王柏说：“东浙之贫，不可与西浙并称也。”浙东山地贫瘠，负山近海不宜耕种，如越州“地无三尺土”；台州“负山濒海，沃土少而瘠地多。民生其间，转侧以谋衣食。”温州平阳县“浙东之穷处也，邑于山谷间”。浙东粮食不能自给“全借浙右客艘之米济焉。”“永嘉不宜蚕，民岁输绢，以贸易旁郡为苦。”在此情形下，浙东人不务实，当然就难以生存。
当然，上述诸方面可能还不足以充分地说明浙江民间“讲求实效”、“注重功利”文化精神形成的原因，好在对于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而言，只要说明传统浙江民间确实具有深厚的“讲求实效”、“注重功利”这种文化精神底蕴，就已经足够了。当代浙江人的“讲求实效”、“注重功利”的精神，正是从这种民间的小传统中流淌而出的。当代浙江人“讲求实效”、“注重功利”的精神，与其说是来源于浙江历史上的大传统，倒不如是直接来源于浙江历史上的小传统。这不是一个从浙东事功学派到民间文化心理的过程，而是一个从民间文化心理到民间文化心理的过程。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否定浙东事功学思想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民间心理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不是决定性的，起决定性作用的仍然是民间文化心理本身。
三、区域文化精神与浙江经济发展特色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区域文化精神不仅对浙江经济社会形成了精神动力作用，对浙江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产生了润滑剂的功能，而且也影响了改革开放以来创业创新活动的路径，从而使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了鲜明的区域特色。
（一）区域工商传统与当代经济发展
经验事实表明，历史上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区域，人们大多偏爱工商业，注重经济利益，具有比较强烈的创业意识和成就动机，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工商业文化传统往往呈正相关性。正因如此，一些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之所以取得了高速的发展，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具有深厚的工商文化传统底蕴。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费孝通已经在《小商品大市场》中指出，“温州地区的历史传统是‘八仙过海’，是石刻、竹编、弹花、箍桶、缝纫、理发、厨师等百工手艺人和挑担卖糖、卖小百货的生意郎周游各地，挣钱回乡，养家立业。”这种区域工商文化传统在改革开放以来得到了延续，“50年前的记忆，50年后眼前的市场，其间脉脉相通，也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联系。”事实上，不仅在温州，在浙江的其他地区，都可以发现当代经济活动与区域工商传统的联系。比如，义乌的发展就经历了从传统的“鸡毛换糖”到“国际商贸”的过程；永康今日的“中国科技五金城”也是从传统的“小五金”演化而来的；宁波今日服装产业的辉煌离开了“奉帮”裁缝传统，也无法得到解释。更耐人寻味的是，当代浙江富豪榜上的人物，有90%出身贫寒，被称为“草根浙商”，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从改革开放之初从事百工手艺、小商小贩活动开始发家的。比如，鲁冠球以前是打铁匠、邱继宝和南存辉以前是补鞋匠、胡成中以前是裁缝、郑坚江以前是汽车修理工，等等。
但是，谈到工商传统，在历史上有一些地区，如明清时期的徽州和山西却远远要比浙江区域深厚得多，当时这两个区域出现了全国最大的商帮——晋商和徽商。在明清时期，浙商与徽商、晋商的影响力，确实不可同日而语。那时，徽商“足迹几遍宇内”，拥有“无徽不成镇”的盛名，他们的资本也是相当雄厚的，“下贾”二三十万，“中贾”四五十万，“上贾”百万、千万，不仅同期浙商难与匹敌，即使同期西欧商人也难望其项背。山西富室又超过徽州。在明代，晋商已在全国享有盛誉。在清朝，山西商人不仅垄断了整个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到了欧洲。与“无徽不成镇”说法相似，关于晋商，也有“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先有复盛西，后有包头城”、“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凡是有鸡鸣狗叫的地方，都有山西商人”之类的说法。山西乔家、曹家、渠家、王家、常家等家族鼎盛时期的资产，都在千万两白银之上，而鸦片战争前后，清政府的全年财政收入也不过7000万两白银，即使在甲午战争时期，清政府税收总额也仅有9000万两白银。
可以说，在明清时期中国商业舞台上唱主角的，不是浙商，而是晋商和徽商。虽然浙江历史上也是一个工商活动相对发达的区域，也形成了悠久的民间工商传统，元明清时期浙江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相对发达的集市贸易和手工业活动。但是，至少在明清时期，浙商在规模和影响力上，都无法与徽商和晋商相提并论，即使在浙江本地，成大气候者，也是晋商尤其是徽商。徽商在苏、松、杭、嘉、湖等地区的活动，早在宋代已见于记载，而他们在这些地区的重要地位，则在明代嘉、万年间随着江南市镇的兴起而得以确立，并一直延续到清末。
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今取而代之的，是浙商已经具有“无浙不成商”的盛誉。从通都大邑到穷乡僻壤，甚至在欧美各国城市，到处都有操浙江口音的生意人，浙江省个体私营经济总产值、销售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出口创汇额、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企业户数等多项指标，均居全国第一。更值得注意的是，自清末民国初以后，虽然徽商和晋商的大传统（商业精神、经营理念、组织管理、心智素养等）已经被载入典籍并被学者作为研究的对象，但其作为特定地域群体生存和生活方式的小传统（民间商业文化传统和技能），则几乎已经湮没不彰了，人们已经不太能看出当代安徽、山西经济与徽商、晋商传统之间的联系。与此形成鲜明对照，浙江的工商传统虽然也在30年计划经济实践过程中受到了猛烈的冲击，但当代浙江经济发展与历史上的民间工商传统之间，却具有一种清晰的传承关系。显然，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为什么在历史上影响力不大的浙商传统在当代经济活动中得到了延续，而晋商、徽商传统却没有呢？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初始制度选择会强化现存制度的刺激和惯性，这就是所谓的路径依赖。在传统社会，晋商、徽商、浙商在经营内容上存在着显着的区域特色，具有各自区域的经济活动路径或职业与技能的因袭性。在改革开放之初的政策环境下，这种区域特色、经济活动路径或职业与技能的因袭性，无疑对各自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同的作用。在明清时期，徽商所经营的行业是多方面的，主要是盐、典当、茶叶和木材等。其中，盐业居首，其他三宗的经营规模也很大。比如，当时民间有“无徽不典”之说，就连典当行掌柜“朝奉”一词也源自徽商俗语。徽州茶商的活动地区及其商业网络，则几乎覆盖了大半个中国，直至海外。与徽商相类似，晋商所经营的行业也是多方面的，不仅有盐、铁、麦、棉、皮、毛、木材、旱烟等特产，也有江南的丝、绸、茶、米。
当然，清代以来，晋商以经营金融业汇兑业务最为着名，咸丰和同治时期山西票号几乎独占全国的汇兑业务，成为执全国金融牛耳的强大商帮，并有“汇通天下”的盛誉。
在明清时期，浙江商人与晋商、徽商的商业经营内容，在许多方面是重合的，在经济活动路径或职业与技能的因袭性方面也有相似之处。比如，宁波商帮也经营绸布业、烟业、粮食业等，龙游商帮也经营盐、木材、烟叶、竹笋纸、甘蔗、茶叶等。但是，在传统浙商的经营内容中，最能体现地域特色，并且与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具有因袭关系的，却不是与徽商、晋商相同的盐、典、木材、茶叶以及票号之类东西，而是“八仙过海”式的石刻、竹编、弹花、箍桶、缝纫、理发、厨师等百工手艺和挑担卖糖、卖小百货等工商活动。从事这些工商活动的人，往往兼营手工业和商业、集手工艺人和商人角色于一身，所以可以被称之为“艺商”。
问题是，在明清时期，经营盐、典、木材、茶叶、票号等行业所造就的是拥有几十、几百、甚至上千万两白银资产的大商人，而从事百工技艺、卖小百货活动的“艺商”，则至多只能谋取糊口之资。更耐人寻味的是，产生大商人的传统，在当代中国中断了，而改革开放以来从浙江的传统“艺商”中却成长出了一批被称为“新浙商”的大商人。
事实上，作为一个商业群体，晋商和徽商早在清末和民国初年就已衰落，更遑论其延续和发展了。然而，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考察，事实上在长达30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历史上所有区域商业传统，都在“工商业改造”和“割资本主义尾巴”过程中，不同程度地衰落了。从这一点看，关键不在于“衰落”，而在于为什么有些区域商业传统“衰落”后不再“兴盛”，而有的却又衰而复兴？为了便于认识，这里将改革开放以前作为商业群体的浙商、晋商、徽商已经衰落，作为一个必要的前提接受下来，但假定浙商、晋商、徽商传统，仍然存在于相应区域人们的文化记忆或“惯例”之中。尽管这仅仅是一种假定，但仍然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假定就是提供一个模拟的环境，一个理论模型，虽然它可能并不与现实生活相对应，但它有助于说明要研究的问题。
现代演化经济理论大量借喻了生物进化论中的一些概念和思想，认为“日常惯例”就是经济变迁中的基因，起到了与基因在生物演化中同样的作用，这是一种重复的行为方式、一种由文化过程和个人在某时刻以前所积累的经验所决定的标准行为，它们控制、复制和模仿着经济演化的路径和范围。
创新并非空穴来风，而总是体现在惯例中，并与激发惯例的机制相关联。选择机制是指经济系统的制度背景（更一般的基本运行环境）会有利于某些惯例，而不利于另一些惯例，因此选择将改变习惯的扩散以及个人和组织的行为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