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开放的模式主要在如下几个方面得以体现：
（1）资源的循环方式，主要是指参与生产过程的各种要素来源于区域或经济体内部还是外部。一般而言，一个区域或经济体开放过程中资源循环的方式可区分为体内循环（internal cycle）方式、体外循环（external cycle）方式和综合循环（compositive cycle）方式。所谓体内循环方式是指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所动员的经济要素主要依靠经济体内部的各种资源实现，尤其是生产过程所需的各种投入要素，而对外关系只发生在消费领域。所谓体外循环方式是指主要依靠动员经济体外部的各种资源实现经济体内部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而综合循环方式则是指经济体仅作为生产过程的一个环节，既不参与生产资源的动员与组织，也不参与生产结果的分配与消费，即所谓的“两头在外”或“飞地”。
（2）开放的目的，即一个区域或经济体参与开放是为了实现何种直接的目的。关于开放的目的论可能引起的分歧是，开放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并不存在目的问题。但是在政府主导型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政府的转型目的（终极的或阶段的）就可能而且应该在开放的进程中加以体现。尽管这种目的的归类并不容易，但是还是可以大致地罗列出一些开放的目的。如创汇型开放，即在对外开放（主要是贸易）中，以最大可能实现外汇积累为目的。中国开放的相当一段时期内都是实行创汇型开放（甚至包括计划经济时代的对外开放）。技术引进型开放，即对外开放以引进技术、提高本土企业创新能力为目标。补充型开放，即对外开放的目的是为了弥补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某些环节而进行的。合作型开放，即开放的目的是实现区际（国际）的合作，包括政治合作和经济合作。例如双边开放、一体化等都是属于合作型开放。
不同目标的开放在不同的时期会发生转换，如起初以创汇为目的的开放在发展的一定程度会转变为技术引进型开放。
（3）参与开放的微观主体特征，即参与开放的微观主体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是生产型企业还是服务型企业；是大型企业还是中小型企业。例如，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参与开放的微观主体全部是国有企业，而且是以大型的服务型企业为主，国有进出口公司完全垄断了对外开放。
（4）开放的程度或水平，包括零星的开放、局部控制的开放和完全的开放。零星的开放是指开放仅小规模，偶然性地发生于经济社会的某些领域，其参与主体是完全自发的，如原发的边境贸易等。局部控制的开放是指开放在经济社会的某些领域和某些区域展开，并且其产业领域和区域范围受到政府的控制。例如中国最初设立的对外开放的经济特区，到后来的沿海开放城市等，都是将开放控制在局部的区域范围之内。完全的开放是开放的最高层次，指开放的领域和区域并不受到政府的干预和管制。但这并不排除政府的关税和贸易壁垒措施以及对部分产业的进入限制。
（5）内外互动的方式，即开放进程中经济体内部主体与外部主体参与开放交互的形式。在一个经济体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中，内外互动的方式主要包括内源主导型开放（endogenesis‐dominant opening）、外源主导型开放（exogenesis‐dominant opening）以及混合型开放（composite opening）。内源主导型开放是指一个区域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进程中，经济体内在的力量主导了整个开放的进程，其开放的动因来自于经济体内在的需要，开放的进程和节奏依赖于经济体内在主体的发展进程及其需求，开放的主动权掌握在经济体内部。而与此相对应的，外源主导型开放则是指在一个区域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进程中，经济体的外部力量主导着整个开放的进程，开放的动因主要来自于外部，开放的进程和节奏受到外部因素的制约。而混合型开放则是指内部和外部的力量交替或者共同控制开放的进程，主导着开放的节奏。
三、浙江开放模式：逻辑与要点
（一）浙江开放模式的内涵界定
我们认为，改革开放30年来，浙江省开放进程的典型特征是内源主导型的开放。所谓内源主导型开放，是指推动经济体由封闭向开放转型的主导力量是该经济体内部的各种经济主体，是其自身不断成长壮大进程中自发要求而推动的在市场、生产过程、要素等各个层次的开放转型。其开放转型的路径一般是顺比较优势的，即首先是市场范围的扩大，逐步突破区域界限，走向开放；然后是生产过程逐步开放，不断融入开放经济的生产分工体系；最后是要素核心领域的开放，特别是资本和人力资本领域的开放。有时候，我们也把这种路径称为“倒逼型”，之所以说是“倒逼”，是因为对于内源的经济主体而言，如果市场开放没有获得足够高的收益率，其推动开放深入的动力是不足的。只有在浅层次开放面临巨大竞争压力的情况下，这些经济主体才有动力将开放推向深入。
封闭经济体向开放经济转型还存在对应的其他两种类型，即外源主导型开放和混合型开放。所谓外源主导型开放是指推动经济体开放转型的主导力量主要来自经济体外部。经济转型的特征与形态，与经济体内部固有的经济形态特征并不十分紧密。珠江三角洲经济的开放转型是比较接近于外源主导的。混合型开放是介于两者之间，即经济体内部力量和外部力量共同或者交互作用于经济体的开放进程。
之所以说浙江开放进程的典型特征是内源主导的，是因为：
（1）浙江省对外开放进程中，境内民营经济成为参与这个开放进程主体和主导力量，而浙江省民营经济的发生发展正是浙江经济内源发展的集中体现。众所周知，在国家主导的工业化进程中，浙江省处在这一工业化进程的边缘。中央政府在计划经济时期投入浙江省工业建设的项目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这么少的国家资源在浙江省也被主要投在了杭州、宁波等城市。与此同时，其他地区尤其是浙南地区在国家主导工业化过程中工业化进程推进相当缓慢。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农村改革的率先推进和农村资本劳动力要素的解放和积累，以个体经济为主的农村工业化迅速展开。这些个体经济正是构成了浙江内源民营经济的初始状态。这些个体经济源源不断地产生发展，最终成为浙江省地区经济的主导力量，并冲破政府的区域和国境管制藩篱，实现了区际和国际的开放。
（2）内源力量主导了浙江省开放的进程。在浙江省对外开放进程中，内源力量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在全国实行对外开放的时候，浙江省并没有迅速走向国际开放。浙江省对外开放首先起步于区际开放，即大量的民营企业依靠国家的开放政策，获得巨大的国内市场空间，从而首先面向国内实现区际开放。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内源型民营企业面临国内市场的激烈竞争和先发优势的逐步丧失，纷纷走出国门，实现国际开放。
（3）对外开放内生于浙江省经济发展的阶段要求。浙江省的经济发展典型地依靠市场化和民营化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道路，在这个发展进程中，国际化仅仅是衍生的或者是内生的，而不是外生的推动力量。更确切地讲，国际化或者开放是内生于市场化的阶段性推进的。市场化的初始阶段是区内市场化，推动了农村最为原始的工业化，个体户的大量兴起，随之而来的是小城镇的出现和勃兴。但是随着个体户资本技术的积累，推动了市场的拓展，从区内市场拓展到区际市场。在这一阶段，大量的个体工业企业实现了快速的资本积累和企业的发展，农村工业化得以快速推进，出现了所谓的“家家办厂，村村冒烟”的情形。同时，城镇化加快推进，形成了一大批具有相当实力的城镇。经过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市场化的范围进一步拓展，从区际化拓展到国际化，一大批具有相当实力的民营企业走出国门，推动了浙江省外贸出口的急速增长。
总体而言，浙江省内源主导的开放具有如下特征：
（1）民营经济是开放主体，无论在推动力量上、参与对外贸易和合资合作上，还是开放阶段转变的阶段掌握上，内源型的民营经济都起着主要的作用。
（2）这种开放是顺比较优势的开放，即内源经济力量按照自身的比较优势逐步实现从封闭向开放的转型。在空间上，遵循区内开放-区际开放-国际开放的路径；在内容上，遵循的是市场开放-生产开放-资本开放的路径。
（3）贸易结构与本地产业高度吻合，是典型的市场拓展型开放。一方面，对外贸易中更多的集中于本地的优势产业，这些优势不仅体现在成本上，更体现在生产的规模上；另一方面，开放导致的市场规模扩大进一步强化了本地的优势产业。
（4）开放较强地依托于产业集群。由于内源成长的企业在资本、技术和生产规模上并不具有优势，而且连要素禀赋优势在国际开放之前也是不显着的。产业集群形成的“块状经济”则是可以首先加强的报酬递增优势，大量的企业在地理上的集中，形成巨大的外部规模经济，替代了企业的内部规模经济。同时分工与专业化得以深入的展开，专业化的优势替代了企业的技术优势。因此即使单个企业并不具备规模和竞争力，整个产业的竞争力却异常强大，从而比较顺利地推进了内源主导的开放进程。
（5）开放的进程注重市场拓展，轻要素汲取。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对于国际市场的渴求远远超出对国际资本、技术和高素质管理经营人才的需要。这可能是阶段性特征，也可能是这种开放模式的主要弊端。
（二）浙江内源主导型开放的决定因素
（1）浙江省特定的要素禀赋特征决定了浙江省的开放模式特征。浙江省历来人多地少，人地矛盾突出，同时，自然资源匮乏。依靠资源攫取型的生产和开放显然无法支撑浙江经济的发展。因而，也不存在外部力量觊觎本地资源而主导本地开放的进程。而且，在改革开放之初，浙江省经济规模总量小，人均水平低，在全国处于下游水平，市场规模不大，这也就决定了外部力量也不太可能因为本地的市场规模而介入开放进程。在这种情况下，浙江省反而获得了一个相对不受外来因素影响的发展和推动开放的外部空间。在这个外部环境中，浙江省的内源经济得以迅速地成长，并以其为主导，阶段性地推进开放的进程。这种内源经济的成长并不依赖于本地的资源条件，而是“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即资源、原材料在外和市场销售在外。这也就决定了浙江省内源经济天然就具有开放性，是依赖开放而生的。没有市场的开放，浙江内源经济的成长条件将更加恶劣。尽管起初的开放是在政策的夹缝中形成的，但是这种开放毕竟给浙江内源经济提供了一个不受外部干扰的良好空间，并且在夹缝中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天地。
（2）市场型企业家禀赋决定了浙江开放的进程中强大的市场开拓能力。
在浙江省自然资源禀赋贫乏的情况下，孕育了众多的市场发现型和风险承担型企业家。这些企业家尽管在生产技术和知识文化水平上并不具有多高的素质，但是在市场的发现和对风险的承担能力上，却有着高超的技艺。良好的市场感觉，极具拓荒精神的市场开拓，加上由于区域地理文化因素造就的冒险精神，使得浙江省的企业家能在生产要素和资源贫乏的情况下，依靠“两头在外”的市场拓展能力，发展自身的生产能力，从而推动工业化和内源经济的发展。
（3）浙江省的产业基础及其与开放的互动关系决定了浙江省的开放具有显着的内源主导特征。浙江省的产业基础是典型的“轻、小、集、加”。“轻”即是指浙江的产业以轻工业为主；“小”是指浙江的企业规模偏小；“集”是指浙江的工业生产存在明显的集群现象；“加”是指浙江的产业以加工工业为主，附加值较低。而且，浙江的开放进程对产业结构的固化效应超过了变迁效应，也就是说，顺比较优势推动的开放主导了开放的进程，而外部产业对本地产业的影响效应则要远远弱于因市场推广导致的本地优势产业规模的扩大。
从而在开放不断推进的过程中，优势产业促进了市场开放范围的不断拓展；反过来，市场开放范围的拓展也强化了优势产业。
（4）浙江省较为分权的行政体制，进一步强化了内源主导的开放模式。
越位于基层的政府对本地经济发展的动力要强于政治利益的考虑。而基层政府手中掌握的经济发展主动权越多，则地方经济发展的积极性越高。浙江省以省管县财政体制为代表的分权体制，形成了“以县为主体，乡镇为前沿” 的经济发展格局，乡镇工业发展迅速，县域经济强大。而在要素和资源约束前提下，乡镇工业的发展主要依赖于内源经济的培育和发展。这种扶持既表现在市场准入方面，也表现在积极提供公共资源和对政府“掠夺之手”的抑制。特别是以专业市场兴建为代表的政府扶持行为，和以“无为”为特征的政府对内源经济发展的默许和“纵容”，极大地推动了内源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强化了市场为主导的开放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