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产业资本流出与产业空心化
（一）资本流出
浙江内源主导型开放的另一个发展困境在于产业资本的流出。投资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也是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浙江省的内源主导的开放，在市场规模不断扩张的前提下，实现了高投资增长率。从浙江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存在三个明显的投资周期。第一个周期从改革之初到1989年，其投资增长率的最高点发生在1985年，达到57.5%（未扣除物价因素，下同）。这一时期正是区际开放迅速展开的时期。第二个周期发生在1990-1998年，其投资高峰发生在199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增长率达到创纪录的89.3%。这一时期的投资增长与浙江省区际市场开放的深度、广度发展密切相关。第三个周期是从1999年到现在。投资高峰发生在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增长率达到38.9%。
我们发现，开放对浙江省的投资起到了较大的带动作用。市场的扩张导致生产能力不足，从而促成企业不断的加大投资，扩大生产规模，以满足不断扩大的市场需求。从横向来看，浙江省的投资水平在沿海地区也是处于较高的，这与其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展不无关系。
但是，在浙江省企业走向国际开放之后，市场扩张对企业本土的拉动力量有明显减弱的势头。浙江省的全社会固定资产增长率从2003年最高的38.85%，逐年下降，2005年仅增长10.5%，远低于全国平均的25.96%的水平，也低于沿海的其他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省份。2006年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显着变化。
与此相对应的，浙江省的资本溢出规模不断增加。尽管缺乏准确的数字统计浙江省的资本外流规模，但是大部分的研究报告都显示，自2000年以来，浙江省的资本外流规模呈扩大的趋势。一项非官方统计数据显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浙江省有超过7000亿元民间资本流到省外进行投资。①（二）资本外流与开放模式
对于浙江省资本外流问题的原因，现有的研究主要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生产成本制约。即随着浙江省经济发展程度的不断提高，各种要素制约不断凸现，尤其是土地要素的制约明显。土地供给不足和地价过高，使得企业投资无法在本地完成，而纷纷投向其他地区。同时，劳动力价格也成为企业资本向外流动的重要原因。
（2）要素供给制约。即浙江省在人才、金融、技术、高端商务等企业发展提升的高端要素供给不足，使得一些企业在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不得不将扩大的资本投向上海等重心城市，以获得更为高效的商务环境。
（3）体制制约。即认为中国的市场分割问题仍然存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企业规模经济的发挥。因此，企业必须以投资的外扩来化解各种市场分割的壁垒。
（4）区域经济发展的产业梯度转移。即认为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是深入实施，中西部地区的崛起，将使得东部的产业开始向中西部梯度转移，从而造成浙江省对外投资规模的增加。
我们认为，除了上述的原因之外，浙江省内源主导型开放的模式本身也是造成这一结果的内在原因。其理由如下：
（1）内源主导型开放的过程，内源经济的发展不仅主导开放的过程，也主导着本地经济的发展。因此，本地经济的扩张和提升，完全依赖于内源经济的扩张和提升。但是正如前面所论述的，浙江省内源经济依靠市场的扩张实现增长的路径，已受到市场的制约。这种制约在国内体现在目的地市场产业的兴起对浙江企业的替代效应不断强化；在国际体现在依靠价格优势扩张的市场面临依赖于大的出口贸易摩擦，持续扩张的能力不断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增加投资，简单地扩大原有生产规模的意愿大为降低。
（2）内源主导型开放从市场开放向生产领域和要素领域开放的进程缓慢，制约了投资层次和领域的质的转变，从而使得投资仍然集中在传统的生产领域，在边际报酬递减因素的作用下，投资意愿下降。换句话说，开放阶段方式尚未提升，难以为资本的盈利构筑新的广阔平台，在此情况下，资本的积累将不得不外溢，或者进行短期化投资。
（3）高资本积累改变了不同产业的报酬率，使得高流动性投资和投机性投资的回报率不断上升，加速了企业积累的货币化、流动化倾向。即企业将资本积累投资于长期固定投资的意愿大为减弱，而资本的流动性大为增加。
这种流动性的资本并不具有很强的区域性，可以根据全国市场的不同回报，通过敏锐的流动作出反应，从而加速浙江省资本的外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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