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企业家的出现将是打破这种均衡的关键因素。按照熊彼特（Schumpeter）在《经济发展的理论》一书中对企业家的定义，企业家是那些“能够实现新的组合的创新者”，他们的行为以“创新”作为特有的目的，企业家精神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企业家是革命创新者，他们总是推翻已有的生产方式，打破现实经济的均衡。熊彼特认为，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也就是说，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这种新组合包括五种情况：（1）采用一种新产品或一种产品的新特征；（2）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3）开辟一个新市场；（4）掠取或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5）实现任何一种生产的新的组织。
按照熊彼特对企业家创新功能的五种定义，企业家的开放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开辟一个新的市场，即在已有的经济体系之外寻找新的市场。如萨伊所说的，“预见特定产品的需求以及生产手段，发现顾客，克服困难，将一切生产要素组合起来”。这个创新的本质在于冲破原有经济体系的市场藩篱，形成市场开放。二是掠取或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新供应来源。一般而言，这种新的原材料或半成品并不只在原有的经济体系内存在，如果原有经济体系是均衡的状态，则这些原材料或半成品应该已经被供应和使用。三是实现生产的新组织。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解，新组织的诞生取决于相对价格的改变，在已有经济体封闭且均衡的情况下，经济体内的相对价格是稳定且不发生变动的。因此，生产的新组织的出现必然伴随着经济体的开放过程，也就是说，相对价格在一个更大范围内发生的改变致使了组织的创新。另外，前两个功能一般会改变经济体内某些产品的生产成本，从而是相对价格，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能促成比较优势的形成和市场的开放。
因此，在企业家发挥创新功能的背后，开放功能起着主导作用。企业家推动一个经济体由封闭走向开放进程的具体实现形式一般可区分为如下几种类型：
（1）技术开拓型。即主要通过技术创新，形成新产品（新功能）或者降低原有产品的生产成本，从而在经济体内形成比较优势。利用这种优势促成经济体与外界的贸易和开放。一般而言，这种类型的企业家在生产技术上具备专业优势，形成的创新对于行业而言可能是一场生产的重要变革。
（2）市场发现型。即主要通过发现新的市场，将经济体内的优势产品进行推广。这种市场既是空间的概念，也是营销学中的细分市场的概念。市场发现型的企业家往往具备敏锐的市场发现能力和良好的市场感觉，能迅速地发现市场的短缺，并迅速调动要素加以组织生产和供应。对于经济体而言，每一个新市场的发现都是一个开放范围推进的过程。
（3）风险承担型。即企业家冲破原有经济体的封闭，开放往往是在承担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的情况下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具备了奈特（Frank Knight）意义上的承担不确定性的决策功能。尽管技术开拓型和市场发现型的开放都需要企业家承担风险，但是对于风险承担型的开放，企业家的功能本质就意味着对风险的承担，在巨大的风险背后搜寻开放的利益。
早期欧洲的对外扩张大都具备这样的色彩。
总体而言，技术扩张型的企业家，往往容易在生产和技术领域实现对外开放；而市场发现型企业家则更加容易在市场领域实现对外开放。从早期的风险角度而言，市场发现型更容易与风险承担型企业家能力相结合，形成冒险的市场开拓进程。而这种冒险的市场开拓对于经济体内部企业家才能对生长土壤的要求更为简单，并不需要有良好的生产技术的基础，甚至产业的基础。对于自然资源禀赋水平不高的地区而言，往往更加容易形成这种企业家精神。因为没有内部资源，依靠内在的发展往往难以形成突破，或者说无法发挥企业家的能力，而只有突破市场局限承担更大风险，才能打破现有的低水平均衡，实现企业家的超额利润。
（二）浙江的企业家资源
在计划经济的封闭体制下，浙江经济体系处于一个低水平的循环之中，在缺乏资源禀赋支撑的情况下，国家主导的工业化进程十分缓慢。在这种情况下，两类企业家才能得到了积累。
（1）传统公有制经济中的人员所积累的企业家才能。一般而言，公有制企业是不需要企业家的，因为公有制企业不存在企业独立面对风险的决策。
但是，在信息不对称和最终委托人缺位的情况下，公有制企业内部存在着丰富的租金，对于这些租金的追逐培养了面对改革背景下的企业家能力。具体地说，这种企业家才能可细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市场型的，主要是那些公有制企业的供销人员。在计划经济体制特别是双轨制经济体制下，这些人员获得了丰富的市场经验和关系网络。另一种类型是技术型的，主要是生产技术和管理人员。这些人员在企业中从事生产技术和企业管理工作，积累的是企业生产运作和组织管理的企业家才能。在从计划向市场过度的改革进程中，这些企业家才能不断得以释放，并形成了浙江内源经济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
（2）从其他部门转变过来的企业家才能。通过部门（职业）转换获得的企业家才能主要包括从政府部门、高校科研部门、文艺宣传部门、军队、农业部门等各个领域转变过来的企业家。在这些不同来源的企业家中，早期以农业部门转变的居多。简单地说，浙江的内源经济发展的主体是农村工业化，即农民在农村实现农业向工业的转变，所谓的“农民企业家”即是指这种情况。
由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浙江资源禀赋水平低下加上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处于全国后列。在这种情况下，处于生存动机所激发的创业热情远远大于其他的任何激励。这些农民从事创业往往缺乏技术和资金的积累，其唯一能发挥的长处在于可以承担巨大的市场风险。所谓“历经千辛万苦、走遍千山万水、想遍千方百计、说尽千言万语”，正是对这种企业家才能发挥过程的生动写照。
一些局部的调查也佐证，浙江内源型的民营企业家大都学历不高，即使在新近的调查统计中，这种状况也没有根本性的改变，表明浙江的企业家资源并不具备技术开拓的特征。依靠生产技术和管理上的创新获得企业的竞争力，这在浙江现有的企业家资源禀赋条件下是难以达到的。而市场风险的承担、敏锐的市场把握能力、吃苦耐劳的市场开拓精神，正是浙江企业家资源禀赋的显着特征。
四、产业基础与浙江开放模式
（一）浙江省的产业特征
浙江省的产业结构特征总体上可以归结为“轻、小、集、加”。“轻”是指浙江的产业以轻工业为主；“小”是指浙江的企业规模偏小；“集”是指浙江的工业生产存在明显的集群现象；“加”是指浙江的产业以加工工业为主，附加值较低。这种产业结构的形成源于开放之初的产业基础，进而决定了开放的模式，而特有的开放模式则进一步固化了产业结构。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主导的工业化进程中，浙江由于贫乏的自然资源禀赋和特殊的地理位置，一方面工业化进程较慢，另一方面工业结构也明显偏“轻”。在改革开放之初，浙江省的工业总产值居前的分别是机械、纺织、食品、建筑材料和文教艺术用品。其中，机械和纺织两类工业产值就占到整个工业总产值的40%以上。
在改革开放推进的过程中，以生活消费为主导的轻工业在浙江省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一方面，这些生活消费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极度短缺，在计划体制不断放松的过程中释放出巨大的市场需求；另一方面，这些行业相对而言对技术和资本的要求比较低，即经济性的进入壁垒不高，使得大多数农村工业化的进程选择了这些行业。因而，改革开放的进程并没有显着改变浙江省原有的产业结构，反而进一步强化了已有的产业结构。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浙江省工业中前十大行业同样集中在轻工业和加工工业。其中纺织业、机械工业、食品制造业仍然位列前三。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浙江省的产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是总体而言，浙江省的产业发展是依赖于产业的水平扩张实现的，产业升级进展缓慢。产业的水平扩张是指产业内容并不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而是在市场空间上的规模不断扩张，从而带动本地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到目前，在浙江省工业的前十大行业中，纺织业、电气机械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化纤制造业、塑料制品业等传统的轻工产业依然位列其中。
（二）浙江省对外贸易与产业结构
理论上讲，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既有相辅相成的关系，也有相互消长的关系。所谓相辅相成的关系是传统静态比较优势理论所持的观点，即认为贸易结构取决于产业结构，本地的优势产业会倾向于出口，进而这些产业部门的规模会进一步扩大，也就是说，开放进一步强化了原有的产业结构。
而所谓相互消长的关系是建立在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基础上的，即优势产业的出口会导致本地要素价格的上升从而超额利润的降低。另一方面，进口地区的进口替代战略使得本地原有优势产业的优势不断消失，从而促使产品和产业的创新以及新产业的兴起，而原有优势产业则逐步转移到其他区域。产业转移和产业周期理论实际上都表明了这一结果。相互消长的贸易与产业关系演绎的结果将是，开放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变更或者升级。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开放与产业结构的两种不同关系呢？一般而言，比较优势是开放竞争中企业选择产业的关键因素。如果一个地区在开放过程中能不断维持比较优势，则原有的产业结构将因开放而得到强化。反之，如果一个地区在开放过程中，比较优势迅速丧失，则原有产业结构将因开放而变更。那么，开放进程对比较优势的影响又是如何作用的呢？简单地讲，市场开拓能力是关键因素，其既取决于成本优势，也取决于营销能力，而营销能力的高低会影响比较优势的发挥。特别是当要素的流动性也随市场开放而加强之后，强大的营销能力会迅速扩大本地区优势产业的规模，而优势产业的投入要素也会因要素的流动性而不会出现明显的价格上升，从而并不会丧失比较优势。相反，如果生产规模突破了某种极限，导致生产进一步集中，则会强化该地区的产业结构。
浙江省的对外贸易与产业结构的关系是处于第一种关系，即对外贸易强化了浙江省的产业结构。我们通过分析浙江省的对外贸易国际竞争力情况来说明这一问题。
对外贸易竞争力是描述一个地区对外贸易中比较优势产业变化情况的一个指标。一般而言，我们将竞争力指数大于或等于0.8的产品列为具有高比较优势或强竞争力的产业；将竞争力指数介于0.5-0.8之间的产品列为具有较高比较优势的产业；介于0-0.5之间的产品列为低比较优势产业。
按照上述的分类，我们对1993-2003年浙江省对外贸易的海关统计数据进行整理计算，发现对外贸易竞争力指数维持在0.8以上的均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从图5‐5我们可以十分直观地看出，高比较优势产业与浙江省的产业结构高度吻合，服装及其他的纤维制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家具制造业、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纺织业、金属制品业7个行业在数据观察期内的对外贸易竞争力指数一直处于较高水平，并且在整个开放大推进的时期并没有发生明显的趋势性变化。也就是说，外贸出口总体上强化了产业结构。
通过分析，我们也发现有些产业的对外贸易竞争力指数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比较优势下降比较明显的石油加工及炼焦业、比较优势上升比较明显的化学纤维制造业等。表面上，这些产业的比较优势在对外贸易中由于要素价格等缘由发生了变化，从而推动了浙江省产业结构的局部变动，意味着对外贸易与产业结构的第二类效应在浙江省也是存在的。但是，总体上看，第一类效应仍然是起到主导作用的。
我们将浙江省的34个工业产业划分成为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四类产业。从数据观察期内的出口变化可以看出，劳动密集型产业仍然主导了浙江省的出口，这表明出口对产业结构的第一类效应是起到主导作用的。这一点适合浙江省劳动力资源丰富、其他资源相对稀缺的特征，说明浙江省工业产品出口基本符合比较优势法则。同时我们发现，浙江省工业总体外贸竞争优势正在上升，其中部分劳动密集型工业及其产品长期处于比较优势状态，部分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产品也正在由比较劣势转向比较优势。这说明，开放对产业结构的第二类效应也逐渐有所体现。
五、政府行为与浙江开放模式
（一）政府行为在开放中的作用
开放总体上是一个经济主体的自主选择过程，开放的本质在于交换，交换和交易范围的扩大便推动了开放的进程。但是，既然是交易，则交易的成本将决定交易的范围，也就是开放的程度，而政府的行为则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