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关系还取决于“能力状态”，即内部能力与网络特征对企业成长的交互效应。所以，在这里，权变机制模型的本质就是分析在一定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下，企业网络特征对企业成长的主效应。而这一主效应就取决于集群企基于产业环境不确定性的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的权变机制模型业内部能力取均值时的网络特征与企业成长的关系。
由于集群企业（尤其是浙江的集群企业）大多是中小企业，经过多年的发展，虽然一小部分企业已经具备较强的内部能力，但是，大多数集群企业的内部能力还不强。所以，在一定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下，集群企业网络特征与企业成长的关系就必然反映了内部能力相对较弱的集群企业所采用的网络模式。据此，我们提出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的权变机制模型及其相关假设。
4.2.1低不确定性环境中，集群企业网络特征与企业成长的关系
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一直是权变理论研究中的重要权变因素。前文提到，不确定性包括不可预料性和复杂性（Mintzberg，1979）。其中，技术与市场环境是外部环境的两个重要维度（Jaworski和Kohli，1993；Slater和Narver，1994）。
在低不确定性环境中，当内部制造能力 较弱时，集群企业只能从事相对简单的生产活动，企业成长的关键是快速接近外部的新信息以把握新的成长机会。事实上，这种类型的集群企业大多数是在低端市场上生存。由于生产相对简单，产品的标准化程度相对较高，集群企业与网络伙伴之间并不需要复杂的知识交流，而需要快速地接近多元化的新信息以获得新的成长机会，通过量的扩张实现企业的快速成长。Hansen、Podolny和Pfeffer（1999），Moran（2005）等研究指出，在相对简单的任务环境中，快速地接近外部的新信息是组织快速成长的关键。因此，在低不确定性环境中，当内部制造能力较弱时，集群企业需要迅速接近多元化的新信息以获得新的成长机会，从而实现企业成长。
（1）低不确定性环境中，当内部制造能力较弱时，为了迅速接近多元化的新信息以获得新的成长机会，集群企业需要构建以较低关系强度为特征的网络模式。在一定的资源约束下，弱关系较低的维持成本（Rowley、Behrens和Krackhardt，2000）使得企业可以维持更多的弱关系，从而获得多元化的信息；同时，由于弱关系会更多地占据“桥”的位置（Burt，1992；Granovetter，1982），所以弱关系可以及时传递新信息与新资源（Hansen，1999），有利于集群企业进入新的市场领域。因此，在低不确定性环境中，当内部制造能力相对较弱时，集群企业构建更多的弱关系会有利于企业成长。
据此提出研究假设1以及相应的两个分假设。
假设1：低不确定性环境中，集群企业的关系强度与企业成长负相关。
假设1a：低市场不确定性环境中，集群企业的关系强度与企业成长负相关。
假设1b：低技术不确定性环境中，集群企业的关系强度与企业成长负相关。
（2）低不确定性环境中，当内部制造能力较弱时，为了迅速接近多元化的新信息以获得新的成长机会，集群企业需要构建以较大网络范围为特征的网络模式。较大的网络范围意味着集群企业可以接近更多异质性的网络伙伴，从中获得多元化的信息，从而有利于企业快速向新市场拓展（黄洁，2006）。因此，在低不确定性环境中，当内部制造能力较弱时，集群企业构建较多的异质性关系会有利于企业成长。据此提出研究假设2以及相应的两个分假设。
假设2：低不确定性环境中，集群企业的网络范围与企业成长正相关。
假设2a：低市场不确定性环境中，集群企业的网络范围与企业成长正相关。
假设2b：低技术不确定性环境中，集群企业的网络范围与企业成长正相关。
（3）低不确定性环境中，当内部制造能力较弱时，为了迅速接近多元化的新信息以获得新的成长机会，集群企业需要构建以较高地理开放性为特征的网络模式。较高的地理开放性意味着集群企业拥有更多的跨区域关系，网络在地理上的开放性也就越高，这就使得集群企业可以及时地接近集群外部的新信息，有利于企业快速占领外部新市场。因此，在低不确定性环境中，当内部制造能力较弱时，集群企业构建更多的跨区域关系会有利于企业成长。据此提出研究假设3以及相应的两个分假设。
假设3：低不确定性环境中，集群企业网络的地理开放性与企业成长正相关。
假设3a：低市场不确定性环境中，集群企业网络的地理开放性与企业成长正相关。
假设3b：低技术不确定性环境中，集群企业网络的地理开放性与企业成长正相关。
4.2.2高不确定性环境中，集群企业网络特征与企业成长的关系
高不确定性环境中，当内部吸收能力 较弱时，集群企业难以自主地把握外部环境的发展趋势以选择有效的应对策略，所以更倾向于通过模仿行业中的先行企业来有效地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动（Kraatz，1998）。这种模仿行为在浙江的产业集群中十分普遍。在海宁皮革产业集群中，为了获得更大的收益，大量的中小型皮革企业开始把时尚元素纳入皮革服装生产之中，但是由于吸收能力不足而难以把握市场上的流行趋势，这些中小企业主要通过模仿国外与国内大企业的产品并进行一定程度的创新来推出自身的产品，从而实现企业成长。绍兴轻纺、嵊州领带和柳市低压电器等产业集群中都存在大量的类似情况。
为了有效地模仿行业中的先行企业，集群企业需要与网络伙伴建立较高的信任关系，并形成合作惯例以有效地动员网络伙伴所拥有的隐性知识，从而间接地获得应对环境不确定性的策略以实现企业成长。我们在对浙江集群企业的访谈中发现，很多集群企业主要是通过企业的客户与供应商来了解外部环境的变动以及行业中先行企业所采用的应对策略。所以，高不确定性环境中，当内部吸收能力较弱时，为了有效地模仿行业中的先行企业，集群企业需要有效动员网络伙伴所拥有的信息与资源以实现企业成长。
（1）高不确定性环境中，当内部吸收能力较弱时，为了有效动员网络伙伴所拥有的信息与资源以实现企业成长，集群企业需要构建以较高关系强度为特征的网络模式。通过强关系，集群企业可以与合作伙伴建立起企业间信任（Uzzi，1996、1997），形成企业之间的知识与资源共享惯例（Dyer和Singh，1998）。这一方面可以降低关系的治理成本，另一方面可以实现企业间隐性知识转移与稀缺资源共享（Hansen，1999；Ahuja，2000）。因此，在高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当内部吸收能力较弱时，集群企业构建更多的强关系会更有利于企业成长。据此提出研究假设4以及相应的两个分假设。
假设4：高不确定性环境中，集群企业的关系强度与企业成长正相关。
假设4a：高市场不确定性环境中，集群企业的关系强度与企业成长正相关。
假设4b：高技术不确定性环境中，集群企业的关系强度与企业成长正相关。
（2）高不确定性环境中，当内部吸收能力较弱时，为了有效动员网络伙伴所拥有的信息与资源以实现企业成长，集群企业需要构建以较低网络范围为特征的网络模式。一方面，动员外部的隐性知识与稀缺资源意味着企业所需要付出较高的关系维持成本，即企业需要在关系维持上付出较大的时间与精力（Ahuja，2000），这就限制了企业网络关系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大范围的网络所带来的企业之间较大的异质性使得网络成员之间难以建立彼此的信任与合作惯例，从而也就难以实现企业之间隐性知识的传递与稀缺资源的共享；与之相反，小范围网络更有利于企业之间建立彼此的信任与合作惯例以实现企业之间的隐性知识传递与稀缺资源共享。因此，在高不确定性的情况下，集群企业构建相对较少的异质性关系会更有利于企业成长。据此提出研究假设5以及相应的两个分假设。
假设5：高不确定性环境中，集群企业的网络范围与企业成长负相关。
假设5a：高市场不确定性环境中，集群企业的网络范围与企业成长负相关。
假设5b：高技术不确定性环境中，集群企业的网络范围与企业成长负相关。
（3）高不确定性环境中，当内部吸收能力较弱时，集群企业网络的地理开放性与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不确定。在高不确定性环境中，能够为企业提供相关信息的网络伙伴并不一定在产业集群的内部或外部。所以，集群企业网络的地理开放性与集群企业成长的关系就难以直接预测。因此，我们对集群企业网络的地理开放性与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不提研究假设。
4.2.3小结
在综合考虑内部能力状态的基础上，首先分析了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对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的权变机制。浙江省集群企业大多是中小企业，其内部能力相对较弱，这一特点决定了不同环境不确定性下集群企业网络特征对企业成长的影响（或者网络特征对企业成长的主效应）。具体得出以下的权变机制。
在低不确定性环境中，当内部制造能力较弱时，集群企业只能从事相对简单的生产活动，企业成长的关键是快速接近外部的新信息以把握新的成长机会。因此，集群企业需要迅速接近多元化的新信息来获得新的成长机会以促进企业成长。以较低关系强度、较大网络范围与较高地理开放性为特征的网络模式为集群企业提供了新信息，从而为企业成长提供了新的成长机会（Burt，1992）。因此，在低不确定性环境中，当内部制造能力较弱时，以较低关系强度、较大网络范围与较高地理开放性为特征的网络模式促使集群企业通过量的扩张实现企业成长。
在高不确定性环境中，当内部吸收能力较弱时，为了有效地模仿行业中的先行企业，集群企业需要与网络伙伴建立较高的信任关系，并形成合作惯例以有效地动员网络伙伴所拥有的隐性知识与稀缺资源，从而间接地获得应对环境不确定性的策略以实现企业成长。以较高关系强度与较小网络范围为特征的网络模式有利于集群企业与网络伙伴建立信任与合作惯例，促进企业之间隐性知识转移与稀缺资源共享，从而为集群企业提供了行业中先行企业的相关信息。因此，在高不确定性环境中，当内部吸收能力较弱时，以较高关系强度与较小网络范围为特征的网络模式促使集群企业基于跟随战略通过模仿实现企业成长。
4.3基于能力状态的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驱动机制 模型构建
在上一节，考虑到集群企业内部能力相对较弱的典型特征，我们构建了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的权变机制。在这一部分，基于权变机制模型，我们进一步分析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的驱动机制，构建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的综合匹配机制模型，即“产业环境-网络模式-能力状态”的综合匹配机制模型。对此，首先识别在不同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下，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的驱动因素，这就要求对集群企业的内部能力进行有效划分；然后，构建企业网络模式与内部能力状态的匹配机制模型，并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设。
4.3.1基于能力动态性的集群企业内部能力划分
1.企业动态能力理论简要回顾
企业能力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斯密的内部分工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企业的效率来自于企业的内部分工程度。后来，Penrose（1959）从资源的角度来打开古典经济学的“企业黑箱”，提出了资源基础理论，认为资源是企业的本质，是企业成长的决定因素，即内生性成长范式。但是，这一理论在SCP范式大行其道的年代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后来，一些学者的实证研究发现相同的产业、相同的战略集团中的企业之间存在长期的绩效差异（Cool和Schendel，1988；Rumelt，1991），资源基础理论才开始受到关注。经过众多学者的努力，资源基础理论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成为战略管理和企业成长研究的主流范式。
在基于资源基础理论范式下，企业能力理论认为企业的竞争优势取决于企业内部的资源利用能力。Prahalad和Hamel（1990）提出了核心能力理论，认为企业的竞争优势取决于企业的核心能力。综合吸收核心能力理论、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演化经济学以及古典战略管理框架，Teece、Pisano和Shuen（1997）提出了动态能力理论，认为在动态的环境中，企业的内部能力只有不断根据环境变化而调整才能够为企业带来持续的竞争优势，因此，这种根据环境变动来动态地调整企业内部资源和能力的组织惯例就是动态能力（Eisenhartt和Martin，2000）。他们提出动态能力框架的三个要素：流程（process）、位置（position）和路径（path）。其中，流程是指企业所拥有的协调、学习和变革的企业内部惯例，位置是指企业在当前状态下所拥有的战略性资产，路径是指企业能力的未来发展方向。动态能力框架的提出开始将外部环境和企业内部能力演进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