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这样一个碎片化的世界里，年轻人被明显地区分为几个独立的群体，各自以自己的速度沿着独特的发展轨道运行。一些有着优秀技能和决心的年轻人，正在一条定义清晰的轨道上疾驰，驶向前途光明的目的地；还有一些人在一条不确定的轨道上迟疑地、缓慢地挪动着，连他们自己都看不清楚目的地在哪里，他们还经常搞不清楚究竟应该向前还是向后，有可能会朝向一个积极的方向挪动，也可能没有；还有一些人似乎“很满意”地待在几乎是原地不动的状态，并不担心他们是否上了任何一个轨道，当然，“满意”这个词可能还不能表达出他们的冷淡；此外，还有一群深陷麻烦的年轻人，一头栽向自我毁灭的歧途上，或正对他人施以暴力。为了帮助孩子们成长为更有目标感的人，很有必要先了解一下截至目前，他们的生活是处于哪种状态和方向上的。
上述这些不同的群体都倾向于社交独立，相互间互不来往，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关于世界和自我抱负的风格和态度也截然不同。所以把用“当今的年轻人”这一称呼来统称他们，是有几分误导和不准确的。有一个重要观点需要跟大家说明的是：事实上所有年轻人都需要来自于长辈更多的关注和指点。在这里，我并不是指要像众所周知的“直升机父母”（美国媒体用来形容过度担忧和宠爱孩子的父母，他们无时无刻不盘旋在孩子的周遭）那样管孩子管得非常细，而是指更深刻、更少干预的一种引导。在第6章我会详细阐述。
在这一章，我先提一下我和学生们在过去的七年里，为了描述这些不同的群体和他们的态度，所进行的一系列关于年轻人发展的研究当中的第一部分内容。这些研究都是在整个国家范围内的进行的，数据取自美国的五个社区：一个东海岸市中心的社区；一个西海岸富裕的郊区；一个南部的小镇；以及中部农业区的两个不同族裔的城市。1
从2003年开始，我们调查了超过1200名年龄在12～26岁的年轻人，也对其中将近1/4的人进行了深度访谈。2在我们的调查中，首先会问年轻人，他们是否找到了人生的目标，在哪里找到的，以及是通过什么方式找到的。接下来的访谈会就这些问题更深入地探讨下去，问这个年轻人“为什么他认为他所陈述的这个事情或目标是有意义的”，“他现在以及未来想要在生命中达成的目标是什么”，以及“迄今为止他们做了哪些人生选择”。（关于我们对年轻人动机的调查问卷，请参阅本书后面的附录）。
在这一章节，我将以我们在2006年所做的初步研究为基础，来勾勒出当今的年轻人是如何找到（或没找到）他们的人生目标的。我相信，整个勾勒出来的图景是让人感觉很不舒服的（极个别的情况除外）。
但这个研究并没有很完整地涵盖所有的情况。我们的研究还无法抵达那些深受困扰的、给自己和他人带来伤害的年轻人的心理和感受层面。一个原因是，这样的年轻人通常不会报名来参与我们的调查研究，来参加我们的研究的当然都是自愿的。再有就是，我们采取的这种研究方法是为了引导出积极的情绪（年轻人的渴望和抱负，对他们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为什么，以及他们觉得什么能够鼓舞他们、激励他们）。就此研究方法的本质而言，对于那些有着暴力行为、心理较为阴暗、满怀愤怒的人来说，是不太起作用的。我也不太确定，假设一个内心充满愤恨的人闯入我们的访谈中，我们是否能够通过问一些问题，侦测出潜伏在那个孩子心中的危险因素。
任何关于“年轻人的目标”真实、完整的描述，包括对“目标感的缺失”的描述，都需要将年轻人的“正常”以及“非正常”，甚至“反社会”的行为考虑在内（这些行为可能从表面上看起来跟“目标”很类似）。因此，我会用到我自己的研究之外的两份材料：一份是英国政府官方出具的关于2005年发生在伦敦的自杀性爆炸事件的报告；另一份是关于1998年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利特尔顿市科伦拜中学发生的校园枪击事件的深度报道。这两个案例所提供的信息足以让我们识别出对于那些采取毁灭性手段的年轻人来说，究竟是他内心的“目标感”发挥的作用，还是“目标感的缺失”所导致的。
年轻人目标感的来源
尽管如我前面所述，如果对今天年轻人的倾向性一概而论的话，会漏掉他们不同群体之间的重要差别。我认为在描述这些群体的差异之前，先单方面看一下我们访谈的总体结果，3可能会得到一些启发。我们所关注的问题之一，就是去找到时下的年轻人最重要的目标感来源（如果有人表达出他有目标感的话）。这样的做法得到一些有参考价值的成果，我相信这些成果指明了道路，我们可以鼓励年轻人（所有的年轻人）去从事这些领域内他们可能认为有意义的一些事情。
在接下来的分析当中，詹妮佛·梅农·马里亚诺（Jennifer Menon Mariano）和我调查了年轻人对于以下说明的回应。
我们很有兴趣了解一下，对于你来说，什么样的事情是你感觉最重要的（基于在这些事情上的时间和精力上的投入）。在接下来的题目当中，请把最能描述你投入在该事情上的程度用数字圈起来。
这个引导语之后是18个类别的列表，其中一些是“非目的”的、以自我导向为主，如“漂亮”“金钱”“成长”“快乐”，还有一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自我之外的目标感，如“家庭”“职业”“信仰”“社区服务”等。然后我们统计出他们在所有目的性和非目的性的类别上投入程度的平均值，来确定每一个类别对年轻的受访者时间和精力投入的吸引力如何。参与这项调查研究的年轻人最终呈现的结果如下（根据对目的性类别的投入程度按降序排列，家庭是他们首要关注的，而政治和社会问题是他们最不感兴趣的）：
●家庭
●职业
●学术成就
●宗教信仰或精神生活
●体育运动
●艺术
●社区服务
●政治和社会问题
我们看到对于当下的年轻人来说，家庭是首要的目标感的来源。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说，这仅仅是意味着他们想要跟养育自己的家人保持亲近的关系，如果可能的话能够照顾他们。还有一些人将组建和维系自己的家庭作为他们的终极目标。对这些年轻人来说，他们所有的目标（包括从学校毕业，找到一份工作，找到属于自己的住处）都指向了建立自己的家庭。
看到这么多年轻人把“家庭”当作他们人生意义的首要源头，我们会觉得很惊讶吗？如果从过去对女孩儿或妇女的观念来看，或者这个数字不会让人感到太过惊讶。如果女孩子依旧持有这种观念，把自己的角色主要当成是“家庭看护者”的角色，那么我们可以预测，有一半的人会将搜寻目标的范围放在家庭领域。但这样的一个观念早就过时了，至少在非传统的社会来看是这样的。事实上我们的研究发现，男孩儿和女孩儿在“把家庭当作目标感的来源”这一点上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
这个发现透露出当今的年轻人，无论男孩儿还是女孩儿，都感觉跟自己的家庭很亲密，这种亲密感是他们的前一代所没有的。正如在之前我所谈到过的，这种亲密感源于长大了的孩子和他们父母之间的频繁的、密切的沟通。
把宗教信仰当作目标感来源的，占到相对较小的比例，这和之前对于年轻人宗教信仰的研究结果大体一致。在25年前（大概1980年左右）所做的关于美国年轻人的一个重大的调查发现，15%的受访者是非常虔诚的信徒，这表明他们把“服侍上帝”作为他们的终极关切。在全国范围内，看起来好像高度虔诚的年轻人的比例在过去几十年里基本是相对稳定的，但是否在未来依然能保持这种状况，正如我在第2章中所提到的，就最近的下降趋势来看还得画个“问号”。
有趣的是，在1980年前后的研究中发现，虔诚的宗教信仰在促进年轻人的健康发展方面起到了明显积极的作用。研究指出了很多可预测发展方面问题的负面因素，例如“粗鲁的父母”“家里面有人酗酒或药物成瘾”“生理或心理上的失调”等，但虔诚的宗教信仰却和“高智商”“家庭富裕”“好人缘”这类因素一起，被列为能够预测年轻人成功适应环境的积极因素。这个发现指出，以信仰为基础的目标感，能够在积极正向的人生方向引导方面发挥作用，至少对那些真心虔诚于宗教信仰的年轻人来说是这样的。然而就这个观点来说，需要强调的是，这项25年前的研究不是要去衡量这些因素（如希望、预期、表明的志向、世俗的信念）起到了多大的作用。而我想表达的观点已经包含在其中了，这些因素的确显现出了对人的积极发展方面的预测。
在这群同龄人较少提及的目标感的来源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在我们的调查中位列最末的政治和社会兴趣。当今的年轻人，很少有人想象他们能够在公共领域（如政治人物、社会领袖或社区组织者）找到目标感。在这一代年轻人当中，极少有对“公众领导力”的渴望。事实上，在美国历史上还从没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时期，只有非常少的一小部分20～30岁的年轻人想要寻求或愿意担任在当地公民组织中的领导者角色。年轻人不仅仅是对这些角色不感兴趣，在任何一个阶层（除了体育和娱乐）都很难有让年轻人欣赏的公众人物，更不用说竞相效仿他们了。事实上，现在很多年轻人对于家庭和身边的朋友这个小圈子以外的社会，兴趣都不大。这种兴趣的缺失可以从他们所掌握的公民知识看出来。在美国教育部门几年前的一次评估中，只有9%的高中生能够讲出来“为什么公民参与民主政治很重要”，并且只有6%的高中生能够说得清楚“为什么宪法有利于国家发展”。4这种政治参与热情下降的现象在其他一些调查中也有有力的证明。例如一项研究显示，从1966～2002年，大学新生对政治事件的兴趣逐年下滑，降低了一半之多，从总人数的60%下降到不到30%。5
在我们自己早前（大概10年前）做的有关年轻人态度的研究中，也看到了这个让人担忧的趋势。在几年前的一项研究中，我们搜集了对生活在美国中部社区的年轻人做的一些深度访谈录，同时也审阅了几百份其他学生写的关于当今世界生活规则和目标的文章。6让我们感到震惊的不仅是他们所说的，还有他们没说出口的。这些年轻人对当前发生的事件缺乏足够的关注，而且对社会问题、政治热点、社区责任、爱国情操以及任何形式的公民责任感都谈不出什么想法。
当问到美国公民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时，一个学生回答说：“有一天的历史课上我们好像还说到了这个问题，但是我忘了答案是什么了”。另一个学生说：“我认为，身为美国人也没有什么很特别的，我不觉得当美国公民是很重要的事。”还有一个学生说：“我不知道，我认为每个人都是公民，所以它总不至于毫无意义吧”。有个学生直截了当地说：“我不想归属于任何一个国家，因为这好像意味着你要对这个国家尽义务一样。我对公民的一切都没什么兴趣……一切都不喜欢，就好比说，是公民怎么样，不是公民又怎么样，对我来说毫无意义。再比方说要做个好公民，我没有任何概念，我不想做什么公民，这在我看来是挺傻的一件事”。当然，这些言论不具有普遍性，还是有一些年轻人怀抱着强烈的公民意识，愿意为国家贡献力量，但这只是不常见的“例外”情况。
至于说在政治领域工作的想法，更是普遍被年轻人怀疑和厌恶。“大多数的（政治人物）……都是奸诈狡猾的”，一位受访者这么说。另一个学生在被问到国家政治的时候，也表现出了典型的态度，他说：“我觉得一个人做不了什么，我印象中（多数人）都不认为一群人能做出什么来”。他们所表达出来的愤世嫉俗延续到了各个层面的政治活动，甚至包括学校。当在谈到学校行政机构如何工作时，一个女生说：“校长和副校长很可能决定了一切，将来怎么样他们说了算，用不着我们操心”，表现出一种很明显的“无用感”，“有什么用”这样的感觉遍布大多数学生，这也表现出他们对于参与政治方面的态度。
在我们的研究当中，尽管有一些人认为自己在他们的朋友当中还算得上是个领导，但是几乎没有一个人想要成为公民的领导或政治领域的领导。一个男孩儿认为，“对我来说不是一份很好的工作，我宁愿专注在艺术创作领域，也不愿意去做市政方面的事情，或者什么拯救世界的事情”，所以对这个想法不予考虑。
这有什么不寻常的、值得大惊小怪的地方吗？年轻不就是追求个人享乐和亲密关系的时期，而非参与更广泛的公民社会活动的时期？年轻人是否曾经有过被公民责任意识所驱动，或投身于超越个人日常生活的社会和政治目的中？还是真的因为之后的生活中没有足够的时间对这类事情产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