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三个孩子的家长，我当然能够理解想到孩子受到伤害所引起的那种恐慌。但我们对孩子身体上的那种保护已经深入到了他们的日常活动层面，不禁让人怀疑我们是不是要把他们训练成胆小鬼。从为今后的生活做准备的角度来说，这的确不是保护他们的最佳方式。到了2007年，美国几乎所有的游乐场里面的单杠都被拆除掉了，躲避球则成为学校明令禁止的体育项目，还有（似乎是为了证明每一种愚蠢的狂热总有新的边界），科罗拉多州的一所学校禁止在课间休息的时候玩“捉人”游戏6。警告孩子不要在车来车往的地方玩是一回事，完全禁止那些除了一些异常情况，一般顶多造成一点碰撞和擦伤的活动是另外一回事。（即使考虑到这些异常情况，我们真的就希望孩子免受从自然远足到航空旅行的一丁点轻微伤害的可能性长大吗？）这样的禁令会传递给孩子一种什么样的讯息？他们能够应对生活中的什么风险和困难？
把孩子看作病态的，这也是在传递着一种负面的讯息。近些年被诊断为“学习障碍”的孩子的数量逐渐增多，这个带着贬义的、误导的标签，对于孩子如何被看待、被对待和被治疗有着巨大的影响。一些孩子之所以被贴上这样的标签，主要是因为他们表现出情绪上的焦躁不安，在一个对孩子没那么多保护的文化环境里，这种情况通常被当作很平常的纪律上的问题来处理。“障碍”这个标签本身可能会变成一种自我突破和自我实现，因为孩子们实际上是知道自己是如何被评估的，他们的自我概念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别人如何看待他们。7我们把这个标签贴在更多比例人口的身上（特别是男孩），暗示了一种更为普遍的倾向：我们把孩子看作脆弱无能的人，当他们接触到日常生活中原本很普遍的挑战时，也需要持续地被保护。8
我们的社会应该尽自己的最大努力让所有的孩子都能拥有人们所能赋予他们的尽可能多的有利条件，包括对他们真正有帮助的医疗和心理服务，这本身是没问题的。但是孩子的天性、健康、经济、家庭背景以及其他条件总是会有局限性，是不为我们所控制的（当然我们的控制也难免存在不完美之处）。事实上，孩子们是会在挑战中成长的，并通过适度的冒险，学会以一种胜任的、自信的方式来应对这个世界。我听过的最好的一个养育孩子的小窍门来自玛利亚·雪佛（Maria Shriver），她在一个媒体的评论里建议孩子“每天做一件让自己感到害怕的事情”（我相信她指的是很安全，但具有挑战性的事情）。9关键不在于不必要地让孩子去经历一些可怕的事情，而是教会他们自信地应对未来人生中可能出现的一些情况。
最重要的是，孩子们一定不能养成因害怕自己不能应对这个困难而逃避它的习惯。对任何一个目标的追寻都必然会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刻。让人欣慰的是，每一个孩子都有能力按照自己的方式去面对困难，没有一个有着鲜活大脑的孩子会完全或是永久性地遭遇障碍。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形，总有一些有用且让自我有满足感的事情，是孩子可以学着去做的。要鼓励孩子努力扩大他们的学习范围，增强他们的学习动机，让他们学得更多。如果把一个任务想象得太过困难，会限制孩子潜能的发挥，并且让他感到灰心。
没有一个老是想着“在当今这样一个世界，做一个小孩儿有多难”（或者“一个没有特定关键优势的小孩儿，生存有多难”）的社会能够解决所谓“年轻人的问题”。来自积极青年发展研究的好消息是：我们知道，即使在最艰难的环境中，孩子都能够生存下来，并且茁壮成长。那些最可能茁壮成长的孩子，是不畏艰难地朝向积极的目标前进的孩子。这些孩子是有目标感的，他们发现好的进攻方式就是最佳的防守方式，来帮助他们抵抗来自周遭世界的认为他们“无法做到”的态度。对大人来说，我们不应该放着我们发现的这些东西不管，必须要时刻检视社会是怎么对待孩子的，确保我们鼓励孩子去做一些事情，是表明了我们对他们能力坚定的信心，以及对他们获得成功的期待。
有目标感的学校
在努力让学生追求学业成绩的误导之下，学校仅仅关注语言和数学的技能，把压力加给老师，提高标准化考试的成绩。结果可想而知，一些学生比较适应，他们几乎在任何一种学习环境中都表现得不错，另一些学生就很头痛这种标准化的模式，同时也对专业学习失去了兴趣。大多数学生以中等的成绩胡乱地应付过去，对于为什么老师要教给他们这些内容知之甚少。对于老师来说，他们觉得被迫要花时间“为考而教”。最近，两个教育界的领袖卡斯特·芬恩（Chester Finn）和戴安·拉维奇（Diane Ravitch）尖刻地评论道，“我们正冒着把美国学校变成备考技能培训工厂的风险，在这里，除了基础课程的考试分数，其他什么都不重要了。”10
只关注应试的单一思维，不仅限制了老师对于学生应该学什么和怎么学的判断，也把本来可以讨论一些更广泛问题的机会给排挤掉了，比如一个人可以运用学术知识在学校之外的世界里做点什么、应该做什么（这都是有关于学习目标的最重要问题）。
如果我们把公立学校变成了像卡斯特和戴安所写的“‘什么都不重要’，除了没什么意义的备考”这样的地方，我们就是在除掉学校激发学生目标感的能力。这两位作者指出，这种状况甚至对于学校想要追求的成就——国家经济竞争力也没什么好处；除此之外，学校还会完全丧失机会去完成最紧迫的公民教育任务，“我们需要学校帮助我们的孩子在全球的劳动力市场上胜出，同时也要帮助他们成为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政治还有我们的经济建设中的全面参与者”。11
最重要的是，学校必须跟学生沟通“为什么”的问题，即学生在学校做的这些事情是为什么。为什么要学习这些学科？为什么阅读和写作很重要？为什么要把单词拼写准确？（这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学校教育的目标，而且可以向他们展露一个受人尊敬的成人自身对目标的追寻。）为什么我们规定考试不准作弊？（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来传授道德标准，如诚信、公正和正直。同样这也是大多数学校，甚至是在品格教育方面很强的学校没有把握住的机会。）从根本上来说，为什么你和你的学生会在这里呢？
课程的每一部分都应该把“为什么”的问题放在最前面来教。芬恩和拉维奇认为人文学科最适合用这种方式来教（“历史和文学还应该传授给学生……提问的能力，去问‘为什么’以及‘为什么不’”）。12但我在自己的工作中发现，自然科学的教学也提供了一个生动的环境让学生提出问题，并且一个附加的好处是，这些问题为学习内容增添了让人兴奋的东西，从而激发了学生对于通常会让人感觉晦涩和难以理解的学科的兴趣。若干年前，我有一个机会在一群有天赋的学生参与的暑期班项目当中实践这个想法。我们讨论了最近的微生物领域的研究，以及它所引发出来的道德伦理问题，例如对“克隆”的社会期望。学生们带着兴趣攻下了这些比较难的自然科学课程，至少一部分是被他们加深了的对利害攸关的道德问题的理解所驱动的。
如果学校恪守职责，要把学生培养成为“我们社会的全面参与者”，就必须要教他们如何作为积极公民投身于社区服务，以及如何在民主政体当中发挥作用。在第一件事情上面（参与社区服务），美国的学校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做得相当不错，在引导学生参与社区服务上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我们的调查表明，50%以上的高中学生至少每月参与一次社区服务，25%以上的学生每周都参与。13但是在公民参与的这条阵线上，我们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特别是，当代年轻人在政治方面的知识和兴趣还显得很薄弱，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担心民主政体的未来。这个问题不能被归结为是投票选举的问题（事实上，在2004年的选举中，年轻人的投票已经有上升的趋势），而年轻人的公民生活（参加地方公职的竞选、参与邻里的会议、参与委员会的事务）远远被甩在了他们关注的领域之外，这些活动在关于他们如何利用时间的调查当中几乎都没有出现。14我们已经从调查当中看到，多数年轻人对公民和政治领袖几乎都没有崇拜感，并且没有打算在执政领域给自己配备任何角色。在我所知道的每一项调查当中，青少年所体现出来的公民精神明显低于其他年龄段的人。例如，美国退休人员协会（AARP）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2006年7月报告了调查结果，50岁以上的成人当中，有74%都认为自己是非常爱国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18～34岁的年轻人中，仅有34%表达了同样的观点。15社会科学家估算了一下，在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一个时期，只有这么一小部分20～30岁的年轻人曾经寻求或担任过政府或公民组织当中的领导角色。
当今的年轻人并不相信他们能够让世界有所不同，也没有考虑太多“如果可以的话，他们想要给世界带来怎样的改变”。实际上，似乎很多年轻人对我们的政治体系并不怎么了解，甚至于不知道该从何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