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媒介非常善于利用一般受众的这种心理特点，不遗余力地推销其“娱乐”产品，从中获取利润。正是在这一点上，大众媒介与娱乐发生了天然和必然的联系。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新闻行业的娱乐化一直受到有关政策法规的限制，新闻报道中更是不允许出现娱乐性成分。但80年代以来，随着政策环境的日渐宽松，特别是对传媒性质功能认识的不断深化，情况也迅速发生了改变。娱乐功能被视作新闻传媒产业的一部分，大量的娱乐报道、娱乐版面、娱乐栏目开始出现，甚至连新闻报道也开始呈现出一定的娱乐化趋势。
大众传媒的娱乐功能，简单归结为：
（一）逃避压力，充实闲暇
每天晚上打开电视，各类选美比赛、模特选拔、声乐比赛、歌舞比赛、主持人大赛等遍地开花，媒介热衷于每隔一段时间要搞几场比赛，通过这些赛事制造新闻，制造社会热点，从而拉动广告。除此之外，一些体育赛事也被刻意策划出来，如“飞黄”（柯受良飞越黄河）、“飞洞”（飞机穿越湖南山洞及浙江桥洞）均属此类。
翻开报纸，各类花边新闻、趣闻奇闻有增无减，特别是在蜂拥而起的各类都市报、晚报中此类新闻更是蔚为壮观。如何地猫被老鼠所食、何家花盆坠地伤人、何地八旬老汉生子、何家的桃花常开不谢之类。
说起名人，大量的有关名人访谈、名人追踪、名人视点类的报道开始出现，许多报刊栏目、电视栏目名为“人物”，实际上关注的是名人。名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成为报纸、电视中八卦新闻追踪的热点。
关于受众动机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其中对瑞典儿童使用媒介的主要原因，学者归纳为：娱乐和情感的满足、信息和认知需求、社会需求、获得认同和与他人交流、非社会需求以及与消费模式和媒介本身相关的一些需求等几类。
而麦奎尔、布卢姆勒、布朗在对英国大量广播电视节目进行研究之后，提出了媒介——个人互动说，认为个体接触媒介出于以下目的：消遣——逃离常规，逃避问题，释放情感；人际关系——交朋友和同伴，社会功用；个人认同——自我参照，探索现实，强化价值观；监视——寻求信息的方式。
总其研究，一般来说，受众接触媒介的心理有两大类，一类是现实的需要，即信息是否能为人解决切实的问题，消除对外界认识的不确定；第二类是心情的放松，即信息是否能给人带来愉悦的心态，消除在现实生活中的压力。当然上述两种心理也不是截然分开的，它们也会互相转化。一般来说寻求心理与娱乐心理是并存的，前者较多地靠近现实世界的需要，后者较多地靠近消遣和逃避。而还有一种宣泄心理则介于现实世界和媒介世界之间，与娱乐心理的心态较为相似，只是接收信息的态度不同。它有可能向娱乐心理转化。
施拉姆说：“几乎全部美国商业电视，除了新闻和广告（其中很大一部分也是让人消遣） ；大部分畅销杂志，除了登广告的那几页；大部分广播，除了新闻、谈话节目和广告；大部分商业电影；还有报纸内容中越来越大的部分——都是以让人娱乐而不是以开导为目的的。……几乎全部内容都有一种普遍化的游戏或愉快的功能。”
我国目前处在转轨与转型的特殊时期，从一个封闭、落后的农业社会向一个开放的、多元的现代化社会转型，整个社会处于迅速深入的变革和市场经济的建立探索与逐步完善时期。在这个特殊时期，多种经济、社会制度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在变革的面前，旧的制度轰然倒塌，社会成员失去原有的生活、工作方式。新的制度尚未完善，他们对现实无所适从，从而产生诸多的紧张、失落和压抑等情绪，还会有由于生存竞争带来的各种巨大心理压力，以至于人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烈地需要某种娱乐，需要某种宣泄情绪和缓释心理压力的通道。同其他娱乐相比，媒体娱乐搞笑、煽情刺激的节目形式、报道手段等，无疑是最惠而不费的一种，它们提供娱乐新闻和其他轻松休闲的节目，用轻松活泼的语言和幽默的风格营造出娱乐场，帮助了人们“逃避”日常生活中的压力和负担，带来情绪上的解放感。在这些调笑、戏说、胡侃中，人们的压抑情绪得以转移，精神压力到了缓解，媒体便成为受众获得心理松弛和压力缓释的好去处，娱乐类信息便有了它广阔的市场。
当然，大众传播的娱乐功能同时滋生着负功能，即鼓励逃避主义，纵情享乐，降低大众品味，阻碍艺术发展。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写道：一切都可娱乐，一切都是娱乐，“明星代替了劳模，美女挤走了学者，绯闻顶替了理论，娱乐覆盖了文化”……“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步入上世纪90年代后，“娱乐至死”的口号甚至成为继“造星”、“捧星”和“追星”之后的中国媒体势将娱乐进行到底的“精神旗帜”。而在媒体、公众和公关公司的“合谋”中，一场场“造星运动”、“选秀活动”掀起一次次娱乐狂飙。
改革开放后中国新闻改革的成果之一，就是正视、还原了媒体的娱乐功能。但近十年来随着娱乐功能的不断强化，“泛娱乐化”成为当下新闻界不可遏制的发展趋势之一。除了一切原本提供娱乐的媒体形态和节目形态外，新闻的娱乐化成为“泛娱乐化”的突出标志。
有学者认为新闻的娱乐化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影视报道“星”闻化，即媒体是各类明星的创造者；硬新闻软化，即竭力从硬新闻中“提炼”出娱乐性因素；悲剧事件幽默化，即以“黑色幽默”的调侃笔法描述悲剧性事件。
（二）寓教于乐：快餐时代的精神家园
在这个时代，背诵不了一首唐诗，记不清楚历史重大事件的年代，或者是不能清晰地描写一个日出的场景已经不再是学生的困扰，只要在“google”中轻轻一点，成百上千的相关资料就会映入眼帘。数字化、超链接和多媒体带来的是人的思维方式的简化和信息指向性的模糊。一次调查结果显示：选择“通过观看动画、读图来了解一个事件”的中学生占总数的41%，而选择“通过文字描述、分析一个事件”的中学生只占总数的27%。在网络中，虽然文字还是一种主要传播形式，但是随着多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和发展，人们以文字为主要思维方式的习惯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印刷媒体进入“读图时代”，就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施拉姆的“选择或然率”所指出的——人们选择信息的概率与人们获得信息的困难程度成反比关系，也就是说人在面对信息的时候，总是愿意“避重就轻”的。
在多元化的社会，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是多元化的，相当数量的人们在日益巨大的社会压力中苦苦支撑，忙忙碌碌，但是在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越来越意识到心灵的空虚与无助，越来越需要寻找心灵的家园。但是当一个人甚至不能坐下来安静地读书和思考人生的意义的时候，追求心灵的感悟，打破现实生活的沉闷单调和空虚无聊就只能依赖媒介的帮助了。媒介就此提供了很多快餐式的产品，以适应这样的需求。
怎么样利用有效的传播形式，既提供娱乐，又能提高大众的品味，这成了当下大众传媒孜孜以求的目标。对比央视两档“阳春白雪”类节目的不同命运，或许能从中得到些启示。一面是“文化视点”栏目的黯然收场，一面却是“百家讲坛”栏目的红火升级。从传播艺术的视角看，“百家讲坛”充分利用电视特性，顺应当下受众的文化需求，将“学术”与“娱乐”进行深度嫁接，其成功并非偶然。
值得关注的是该节目在传播方式上的创新。“百家讲坛”把讲台搬到了演播室，加强了内容结构的组合和包装，加强了影视画面资料的运用，在讲述过程中，导入资料片，设置悬念，注重起承转合，注重讲故事的技巧，真正让学术走下了圣坛，在受众中产生了良好的亲和力，获得了巨大的回应。其次，节目把握住了受众的双重心理需求：既需要“文化”的精神滋养，也渴望“娱乐”的心灵放牧，从某种意义上，《百家讲坛》以另一种方式诠释了“娱乐”，以快餐的制作平民化了学术。
相关链接：《百家讲坛》争议不断，专家们为其“喊冤”
《南京日报》报道，从刘心武讲解“红楼”开始，央视十套的《百家讲坛》日益受人关注，但关注的结果却是“争议四起”，比如红学家批评刘心武、葛红兵炮轰易中天……面对骂声，很多观众都犯起了迷糊：一个受欢迎的节目为什么会招来这么多骂声？在《百家讲坛》开讲的各路学者如易中天、纪连海纷纷叫屈；一些专家则觉得这样的骂声毫无道理：《百家讲坛》其实是个电视读书节目，用专家的观点去评判一个大众性的电视节目，并不科学。
电视人：国外类似节目很红火
江南大学影视研究室的赵翌认为，《百家讲坛》比较好地解决了学术品位和形式大众化的关系问题。以前许多读书节目好像是在学院里上专业课，普通观众看起来太累了。现在《百家讲坛》里讲正史、野史，加上悬疑因素，就像听评书一样不累。“对大多数观众来说，在工作繁忙的情况下再去翻书堆实在是件苦差，但如果有人把可读的替你找好了，还领着你读，把书里枯燥的东西掰开揉碎了，还加上调料再喂给你吃，那还不好吗？”他还指出，易中天等人的走红不是没有先例。英国电视上就有非常红火的历史学家——沙马和斯达克，两人都编写并主持关于英国历史的纪录片，把历史戏剧化、通俗化。他们配合节目出版的历史着作是英国2001年最流行的圣诞节礼品，那些从来不读书的人也很自豪地把他们的书放在咖啡桌上。
演讲人：别把我们当专家
外界的争议，易中天并不在意，因为他从不认为自己是历史学家，“一般的历史学家，主张把历史原原本本讲给大家听，而不能以论代实。但是我觉得，我不必有这样一个学术负担，我面对的是和我一样非历史专业的人士，就不管行规了”。让他不解的是，总有报道说他遭到历史学家质疑，可实际上，从未有历史学家跟他探讨过这些问题。不过，当有“板砖”飞来的时候，他还是要看一下，“如果指出的是硬伤，我立即更改并致歉。如果是学术观点不同，那我就不回应”。易中天保证，他说的每一件事情都有记载。比方说有一次他说起曹操接夫人回家，拍着她的背说：“宝贝，不要生气了，我们回去吧。”有人发帖说：
“曹操和他老婆的事你怎么会知道？”易中天无奈地解释：“《三国志·后妃传》里写着呢。而且‘抚其背’三个字是有的，宝贝两个字我觉得已经说得很客气了，我还没有叫甜心呢。”另一位因为《百家讲坛》声名鹊起的“读书人”纪连海，今天又要来南京在大行宫会堂举办讲座。纪连海讲解的“历史上的和绅”一反之前我们在荧屏上看到的和绅面目，被众多观众津津乐道。虽然没有遭到非议，他还是经常上网关注观众对刘心武、易中天等人“读书”的讨论，“电视是普及性的东西，满足的是大众的审美需求，必须双方妥协找到最佳的契合点，如果我们都从做学问的角度来做这个节目，与说教没什么区别，成了典型的孤芳自赏，那样观众肯定不爱看。大众根本没必要从专家的角度来挑刺，好玩就行”。
制片人：要的就是争议去年刘心武亮相《百家讲坛》说“红楼”时，红学家非议声四起，《百家讲坛》栏目也被淹没在一片“口水”中，如今易中天品“三国”又被新生代作家、上海大学教授葛红兵指着鼻子开骂。一个电视读书节目为什么总是惹来争议呢？
《百家讲坛》制片人万卫笑言：“争议越多我越开心”，“争议就代表关注，我希望每个学者亮相都能有争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们是做电视节目不是做学术研究，初衷就是大众喜欢，现在的状况也足以证明这一点，争议越多关注越强，我们现在的收视率根本不是外界传言的下滑，而是稳中有升。马上易中天、刘心武等人又要重新亮相，做新的讲解了。”
五、经济效益─ ─ 媒介生产和受众消费
大众传播的功能除了经典的“三功能”和“四功能”之外，经济功能日益凸显为不可小觑的一项功能。
如果你现在还只认为韩国影视剧只会赚取妈妈辈们大量的眼泪，那就大错特错了。当裴永俊成为韩国的国宝，我们才深刻体会到原来俊男也是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