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的“双刃剑”特征正日益明显。一方面，互联网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对推动一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互联网早已突破了单纯的技术工具的内涵，作为一种全新的交流传播工具，互联网的出现与普及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联系方式、工作学习环境乃至整个社会结构，对原有的社会价值观念形成了冲击。其结果是改变了“权力决定信息分配”的模式，影响着基于现行权力机构的社会稳定观。换言之，互联网引起了一种新的授权过程，使信息成为更多人手中的武器。由此，信息内容本身的安全成为除信息技术安全之外影响国家安全的另一种因素。
一挑战意识形态建设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而且还强调要“高度重视互联网等新型传媒对社会舆论的影响”。这表明，提高网络条件下的意识形态工作能力，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能力的重要方面。
互联网发展为意识形态建设带来了各方面的挑战，这些挑战，并不单纯就是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但是，如果不能有效地迎接这些挑战，我们在与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反渗透斗争中就会遭到失败，其后果就是政权的丧失。
1.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主导地位造成冲击
网络传播的开放性和多元化，使互联网上各种各样的思潮并存：既有资本主义，又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既有个人主义，又有集体主义；既有激进主义，又有保守主义；既有无政府主义，又有新权威主义。各种思潮的激荡，造成人们信息选择和价值取向的多样性。特别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在互联网世界占据着十分明显的优势，他们在网上大肆传播资产阶级价值观念，如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等错误思想，甚至使种族主义、宗教仇恨等信息在网上传播，并渗透到网民的思想意识之中，影响他们的价值取向。长期发展下去，势必对我们的社会主义价值观造成不容忽视的冲击。
2.向党和政府对意识形态的控制能力提出挑战
网络传播的虚拟性、隐蔽性和开放性，使其信息的传递、交流具有很大的自由空间，增加了政府管理和控制舆论传播的难度。过去依靠组织的权威进行意识形态宣传的优势受到冲击。人们不再仅仅听从单方面的报道和阐释，也可能不再追随主流意识形态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党和政府的意识形态工作要能说服人，为民众所接受，发挥其功能，其难度越来越大。在网络传播条件下，传统的以新闻为中心的传播理念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传播的教育色彩被淡化，传播的娱乐价值上升，党和政府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有所削弱。因为执政党对意识形态的引导是需要中心和集中的，而网络从根本上说是排斥中心的，网络是分散的和发散的传播。
3.抑制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防御能力受到冲击
网络传播开放性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互联网逐渐深入到人类社会的思想领域，引起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的变革。西方发达国家，利用互联网传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进行思想渗透，不仅有强大的技术系统，而且研究了各种意识形态的传播理论与方法。目前，互联网恰恰就是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一个重要手段。忽视网络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可能在互联网领域受到攻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防御能力就会有所削弱。
4.思想政治工作难度增加
尽管网络只是一种传播工具，并不带有社会政治制度的标签，但作为一种全球性的信息传播渠道，它在给我们带来有益信息的同时，也带来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相对立的政治思想文化，向我国国民尤其是青少年宣扬、兜售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而且网络传播具有交互性的特点，增强了个人的信息发布能力，个人、组织的观点都可以在互联网上展现和交流。而我国目前对互联网的控制力和信息屏蔽能力还比较薄弱，还缺乏事先干预和滤除这些网上精神垃圾的高效技术手段。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信息传播和接收中的权威地位受到挑战。
5.使传统的意识形态传播体制、传播手段受到很大冲击
在互联网兴起之前，意识形态传播的主要载体是报纸、书籍、杂志、广播、电视、电影等，采取的手段是动员集体学习、集体收听收看、面对面地辅导讲授甚至直接对个人进行单独的思想教育等。这种传播模式的最大特点是单向式的，执政党是信息的控制者、传播者，民众是信息的接受者，而且这种传播手段还受到时间、空间等因素的制约。与这种传播模式相适应，逐渐形成了具有强制性的、集中统一的、自上而下的传播体制。网络传播的发展，则使传统的传播体制受到很大的冲击和挑战。网络传播是一种双向的、互动的传播模式，这种模式使以前的信息沟通和思想交流的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人们不再仅仅是信息的接受者、消费者，还是信息的创造者、发布者，可以不经记者或编辑之手自主地参与创造，自由地进行交流讨论，传播有关信息，发表看法，提出建议。所以，在网络传播中，执政党很难再像过去那样对社会信息进行完全的管制，以前那种集中统一的、自上而下的信息管制手段受到挑战。
二网络政治动员
政治动员是指一定的动员主体，在特定的动员环境中，为实现特定的政治目标而利用各种动员资源，运用各种动员方式去激发和鼓动动员客体积极性和主动性的行为与过程。
互联网的发展使“网络政治动员”成为对政治安全产生直接影响的重要因素。所谓网络政治动员，是政治动员主体为达到特定政治目的，通过发布具有政治煽动性的网络信息，在网络虚拟空间里对网民进行的政治鼓动、诱导、操纵。网络政治动员过程与动员性网络信息传播是同一过程。网络政治动员的消极作用主要在于网络政治动员导致了政治权力的转移，削弱了国家权威，冲击了政治稳定。应对和治理消极网络政治动员最直接有效的手段是网络政治反动员，治理的关键是割断网络政治动员虚拟转化的关节，治理的根本之计是重塑网络虚空间的国家权威。
1.网络政治动员的内容和表现形式
（1）以互联网作为政治动员的信息资源和信息武器库。
对于参与政治活动的网民而言，整个互联网便是他们的政治信息库，因为在政府对互联网的监管能力不强的情况下，他们可以史无前例地从中获得包罗万象的政治参与信息。例如，他们能够找到其最终力图影响的政府关键人物的姓名及其资料。他们能够发现有相同兴趣的其他集团和个人，能收集到潜在支持者和合作者的信息。
更为严重的是，这种信息源常常成为反政府政治动员和政治活动的舆论策源地，具有极强的欺骗性、鼓动性和政治破坏性。目前，在互联网上已经有很多工具可以帮助收集工作，例如搜索引擎、电子邮件发送名册、聊天和讨论小组等。许多网站提供自己的搜索工具，供人们从其网站数据库中提取信息。
更为重要的是，与其他媒体相比，互联网作为政治动员信息源具有突出的优势：它可以打破政府审查所设立的障碍。一般情况下，政府的新闻和舆论审查制度可以相对成功地封杀或阻止不良、不当或不受欢迎的媒体材料，但却很难实行对互联网传播的有效管制。
除了与特定的政策问题有关的信息之外，网络还为激进分子提供了各种能帮助其有效利用互联网的信息。例如激进分子通过设立网站来帮助同盟者调整、查询关于抗议和集会的信息，这便是主动地将互联网作为政治动员的武器库。
（2）利用网络进行传播、联络和政治宣传。
互联网的一大特点是对于其他大众媒体的成本优势。在公众论坛上发布信息或建立网站要比经营电台、电视台或创办报纸既容易又便宜，事实上人人都可以成为出版家，人人都是新闻发布者。另外，全世界都能够接触到互联网，一条信息不需要发布者额外花钱就能够让几百万人知道。而且，政治激进分子可以控制自己向公众发布的内容。他们可以决定说什么、如何说，而且不需要依靠大众媒体来引起注意。
互联网提供了多个渠道供各类政治团体发表政治信息。例如邮件和新闻群组。他们可以创办自己的电子刊物，或在他人的电子刊物上发表文章。网站可以充当支持者、潜在支持者和旁观者的集会场所与信息渠道。
互联网的这种功能，在很多世界性事件中也得到了充分显示。科索沃冲突期间，全球各类组织和个人使用自己的网站发布有关冲突的信息，或者寻求支持。设立了网站来报道科索沃事件的非政府组织有出版社、人权组织、人道救济组织、教会、妇女团体等。网站上发布的很多信息影响了全球舆论。
（3）利用网络影响政策决策。
互联网为政策问题对话和讨论提供了多种手段，包括电子邮件、新闻群组、网络论坛和聊天室等。目前很多大型媒体网站的新闻评论功能非常强，短时间就能够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为政府决策带来无形的压力。
2000年，沈阳黑社会头子刘涌被逮捕归案，一审被判死刑，二审则改判为死缓，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互联网上爆发了各种形式的声讨与争论，对二审判决书“信息披露不详”提出了强烈的质疑。最终，最高人民法院进行提审，并作出死刑判决，网民感到“大快人心”。虽然这毫无疑问是一次正义的判决，但此次事件表现出了舆论力量对司法活动的干涉，不能不使人引起注意。“刘涌事件”中，舆论的倾向性和主观色彩表现得非常明显：论坛上支持刘涌的二审判决的文章受到了绝大多数网友的群起攻击，很多都是缺乏论据的谩骂甚至人格攻击。整个网络对刘涌案的舆论反响已经从个人的自由讨论倒向了群众运动，多数网友用着不容置疑的口气给刘涌判了“死刑立即执行”，凡是不支持他们意见的人都被指斥为道德败坏。
有识之士指出，网络对政策决策的影响已经不容小觑，必须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去认识。
（4）利用互联网发动政治宣传，培植反政府派别。
由于互联网具有强大的全球政治动员的力量，所以通过提供先进的科技，借助互联网来帮助某些势力推进其价值观念、干涉别国内政、培植反政府派别，便成为一些国家和团体的对外战略与政治目标。一些人权组织也日益利用互联网来协调他们反对别国政府的行动。
据了解，目前“三股势力”（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都已在国外资金的支持下建立了自己的网站，大肆进行反动宣传。例如，随着藏文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广泛使用，西方敌对势力和境外分裂势力瞄准这个重要的宣传阵地，在境外建立专门的藏文网站，不断散布谣言，大肆鼓吹“藏独”，使国外很多对西藏历史不明真相的人上当受骗。
2.典型事例
互联网及手机的崛起和普及，让人深刻地感受到：互联网和手机不仅仅是新闻信息的传播者、不同意见的表达者，而且也成为集体行动的组织者。这一点在2005年中国内地多个城市的反日游行示威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其集结之快、人数之众、主题之明确、形式之松散、组织者之隐秘，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利用互联网和手机发挥的作用。
2005年2月28日，美国多个华人团体率先发动反对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百万人全球签名”活动。随着3月中旬内地众多网站加入，才真正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签名活动，人数很快突破1000万、2000万，截至4月4日，已征集到逾2800万个签名（包括手机短信签名）。而此前规模最大的一次网上签名是2003年8、9月间“爱国者同盟”等七家网站发起的“对日索赔百万网民签名活动”，该次活动由侵华日军遗留的化学武器在齐齐哈尔泄露事件所导致。
伴随网上签名活动，在3月底至4月初多个城市出现的街头签名活动，进一步凝聚了民意。它显示出网上网下活动的结合与互动已十分活跃。在“涉日”网上宣传动员活动中，像中国“9·18”爱国网、爱国者同盟网、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网等专门网站，长久以来发挥着重要作用。
2005年4月，网民开始上街游行，主题是抵制日货，相关动员的手机短信在4月初已广为转发。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条为：“捍卫民族大义，坚决抵制日货。中国人一天不买日货，日本有上千公司破产；六个月不买，一半日本人下岗；一年不买，日本经济将面临瓦解！请转发给所有中国人。不用上战场，我们照样可以消灭鬼子！”
时至4月初，各种因素已造成部分网民的情绪处在“箭在弦上”的状态，先后掀起了三波反日游行示威，时间均是每周六、日。第一波是4月2日成都、4月3日深圳的游行； 第二波是4月9日北京等城市的游行； 第三波是4月16日上海等城市的游行。这些游行具有多个城市连续爆发的特点，已形成自1998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游行活动。大概事先谁也没有想到，互联网和手机短信会成为游行组织的最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