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位老人，他的生平属于那些不容叙述——无终无极的生命之一。这生命早已抽根，它将延长，深入一个伟大时代的深处，而且对我们仿佛已经过去了不知许多世纪了。
——里尔克《罗丹论》
胡风已成为一个历史的形象，让我想起了罗丹的雕塑《思想者》。罗丹的这尊不朽的雕塑，此刻正矗立在中国美术馆的门口。而北京正落着大雪，裸赤的思想者是不是感到寒冷和寂寞？我不由地记起了上面引的这段青铜般凝重的话。
从年少时起，不论在感情上还是在理智上，我一直尊胡风为先生，叫他“胡先生”。这个先生的称谓和它的内涵，不是几十年来已被异化了的那个表示人与人之间严酷距离的符号，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先生。
胡风，在中国（不仅限于文艺界），是一个大的形象，也可以说是一个大的现象。至少在我的心目中，半个多世纪以来，他的存在，有如天地人间的大山，大河，大雷雨，大梦，大诗，大悲剧。他给我最初的感应近似一个远景，一个壮丽的引人歌唱的梦境。那时我在荒寒的陇山深处读中学。即使到了后来，我结识他并经常有来往，虽然后来又有二十多年天各一方的阔别，这最初在心灵中形成的庄严的远景或梦境的感觉，仍没有消失和淡化。我一直感受着他穿透我并辐射向远方的魅力和召引，他正如罗丹的“思想者”是个发光体。尽管面对面交谈，仍感到他的重浊的声音，他的花岗岩似的神态，他的个性的火焰，是从很远的一个境界中生发出来的，有一种浓重的饱含血性的氛围包容着我。上面说的大山，大河，大雷雨……就来自这个近乎人类第二自然的感应。
回忆起来，当年作为一个渴求圣洁的人生理想的青年，为什么执迷般向往于他，并不是从他当年在文艺界的地位和不同凡响的理论受到了启迪，而是为他主编的文学期刊《七月》和丛书所体现的热诚而清新的风格所浸润和拂动，从中欣喜地感触到了那个时代的搏动着的脉息。连刊物的封面木刻画，编者简短的后记，一首诗的题目，对一颗稚嫩的心灵，都是异常新鲜和具有魅力的，正如构成远景的一个山势，一片林莽，一阵清风。后来，经历过人生的种种艰难之后，才逐渐地理解了他的存在的更为深厚的内容：他对于人生意义的求索，对于人类美的崇高的精神的歌颂，对于纯真的诗的敏感和热爱，对于我国新生一代作家的发现；从不成熟不成型的一首诗或一篇陌生的习作察觉到了真正艺术个性的萌动，从一小节闪光的诗或一段具有冲击心灵的文字，都能把捉到一个一个即将抽芽破土的种子，他的审美的情怀是土地一般温暖而博大的。
我国的文学史和大多评论者，认为胡风是一位具有艺术个性的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论家。这当然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他与其他同样具有艺术个性的文学理论家有什么区别呢？他的理论，他的诗文与众不同的艺术个性究竟表现在哪里？
我以为至少有以下三点不可忽略：
一、仅仅说胡风是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论家是不够完整的。从他一生对文学艺术和人生的开拓精神观察，我以为他的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自始至终是不可分割的，而且后者的成分很重。为此我常常把他与罗曼·罗兰相并列和比较，而没有想过他与其他的文学理论家（包括卢卡契在内）有多少相通之处。如果没有强烈的发自沸腾的血液的理想主义，他的理论便有可能与冷漠的客观现实主义接近，而他一生是最憎恶和反对这种倾向的。
二、胡风晚年说他自己“首先是个诗人”。他回顾一生的精神劳作，为什么十分看重自己的诗人的性格和诗创作的经历？我以为他并不是仅仅从自己有过大量诗作和论诗的文字这样判定自己的，而是从他艺术的审美的品位与个性思考和论证的。这一点与前面说的理想主义相吻合。研究胡风的诗人气质和诗创作的成就与特色，有助于理解他的文学观点的形成与创作实践之间的联系。
三、从我几十年与胡风的接触，深切地感触他的表里一致的农民气质，这一点他与冯雪峰十分的相似，而与另一个有兄弟般情谊的聂绀弩却很不相同。在中国具有明显的农民气质的文学理论家并不多见。这里主要不是从他的理论来看，更多的是从他的人的形象的本质而判定的。不论他的生活作风和文字风格，都毫不掩饰地裸露着一种朴实、顽强乃至固执的个性，如大地一样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