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冬以后，每天晚上，我们家的炕头上断不了有两三个妇女谈天说地。左邻右舍，五六家的十几盘炕，数我祖母烧得最热。这绝不是夸口，是坐遍了全村几十家炕头的金祥大娘讲的，那还有差错吗？曾祖母在世时，睡在后炕，冬夜，祖母隔一个时辰就在灶膛里加一铲煤，怕老人睡不暖和。曾祖母过世后，炕还是暖和如昔，因为满炕睡着孩子。我大约四五岁时，听见乔海大娘对祖母说：“王六老汉的大儿子，从草地捎回来一双手。”祖母迷惑不解，笑笑问：“人不回来，手怎么能捎回来？”“手冻掉了。”……“两只？”“两只。”“手捎回来怎么办？”乔海大娘说：“是用一张狼皮包扎好托人捎回来的。王六老汉抱着黑糊糊的手，哭了好几天。几天以后，老汉把儿子的一双手，埋在他们家祖坟的边上，堆起一个小小的坟，没用棺材，说不吉利。”关于这一双手，炕头上坐的妇女谈了好多天。我睡在曾祖母生前睡的地方，她们谈的话我全听到了。当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怪梦，梦见两只手，乌黑的，像两只张开的翅膀，忽扇忽扇地在天上飞着，不住地盘旋，突然朝下栽，正好落在了我的胸脯上。我被砸醒过来，吓得冒出一身冷汗。我对祖母讲了梦中的情景，祖母沉吟了好久，说：“这梦不该你梦见。”我问：“那该谁梦呢？”祖母说：“该由没有了手的王六的大小子去梦。”（真是怪事，祖母不识一个字，但她的话，却很符合弗洛伊德的观点。）这个两只手像翅膀一样在空中飞来飞去的梦，我恍恍惚惚梦见过好几回。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大家不谈论它了，我才再没有梦到。有一回，我路过王六家的坟地，见王六老婆的坟旁边，的确多了个小小的土堆，坟堆顶上压一块石头，我心想，这一定是为了把那两只手镇住，不让它飞出来。否则，我还得梦到它。那几年，我常常替那个远在几千里外草地的没见过面的伯伯发愁，他没有手，怎么活呢？
几年后的一个秋天，村里人高兴地说，王六的大小子回来了。就是那个没有了手的，论辈分，我该叫他伯伯。不幸的是，王六已死了一年。没手的伯伯初回来那一阵子，人们都去看望他，看他的“手”。很少迈出家门的祖母也去看过他。有一天，在五道庙街上，我看见一个大人，瘦高个子，挑一担水，两只袖口空荡荡的，就像戏台上的孔明穿的那号宽大衣服，看不见手。他用没有手的“手”摸摸我的头，笑着问：“你是四季老人的孙子吗？”村里人都叫我祖母“四季老人”，“四季”是我祖父的奶名。我仰起面孔说：“是，你怎么认出来的？”“你那皱眉头的神气跟你爹没有活脱二样。”我跟着他走了好远，总想看看他那没有手的……我说不上那该叫什么。没有手怎么能把水从井里打上来？他回村不久，天不亮，给村里十几家人挑水，挑水在我们村跟放羊一样，能挣口饭吃。放羊的老汉把村里这家三只那家五只的羊集在一块，赶到滹沱河边放牧，还得有点经验，挑水是简单的力气活，不用学。
这位没手的伯伯开始给我们家挑水，我们家人口不算很多，用的是五担瓮，一趟一趟，至少得挑三五回，过去挑水的人每挑一担便在挂在门框上的“志子”（劈成半拉的高粱秸秆）上，用指甲掐一道印子。他呢，两只秃手把“志子”夹起来，用牙咬一个印。他给我们家挑的是最后一家，祖母让他歇一歇。正是收枣的时节，祖母把鲜红的醉枣端出一碗给他吃，这时我才仔仔细细地看清了这位伯伯的“手”。没有手，我总觉得那里应该有手。他的手是从手腕处齐楂楂地断掉的。断头处是乌黑的，像烧焦的木头。他在我祖母面前把袖子捋起来，让我们看看，祖母用粗糙的手在他的断手处抚摩了半天，眼泪扑簌簌地掉下来。他一边吃枣，一边把他断手的经过讲了一遍。据说，这件事许多人问他，他都闭口不谈，他只跟少数跟他爹妈要好的人谈。如今他的爹妈都不在了，他是怀着向他爹妈诉说的心情向这些乡亲父老们谈的。他每谈一次，心里就轻松一点。
那一年冬天，他在离大库伦不远的一个硝皮子的作坊里当伙计，有一次他去远地办事，喝醉了酒，倒在雪地里，一只狼（“天哪，幸亏是一只。”祖母一边叫，一边嘟囔着。）突然扑上来，两只爪子猛抓他的胸脯，想破膛吃喝一顿，狼以为他已经死了。他疼醒了，迷迷糊糊看见狼的眼睛瞪着他，他感到狼的毛茸茸的嘴，冰凉冰凉的，触到了他的喉部，醉酒后，喉部发热，充血，特别的敏感。当年他还不到20岁，浑身是劲，他用两只手扼住狼的颈部，死死地扼着。他跟狼眼对眼瞪着。人们说，狼的眼睛是绿的，不对，他说，狼的眼睛是血红的。狼的爪子穿透他厚厚的皮袄，把他的胸脯撕得血淋淋的，但是，他扼着狼的脖子的两只手不松，狼活活地被他扼死了，是一只很瘦的正带崽的母狼。他当时并不晓得狼被他扼死了。他在雪地上昏厥了过去，一是因为酒劲没过，二是他跟狼搏斗时受了惊吓。他所以没在雪地里冻死，是因为他的受伤的胸膛紧贴着狼的又厚又茸的皮毛，死去的狼全身还像篝火般燥热。他醒过来一会儿，只渴得要命，手摸到狼的奶子，想挤点儿出来解渴，但奶子已冻得岩石一样硬了。过了不知多久，天亮了，人们发现了他，把他用马驮回硝皮作坊，手已经完全冻坏了，两只脚因为穿着毡靴，才得以保住。冻坏的两只手，医治不好，只能剁下来，否则会烂到胳膊，伤及生命。他不愿扔掉他的两只手，用那张狼皮包扎好，托人捎回家。只有捎回家，埋进祖坟，他才觉得自己的手还在。
我自小比别的孩子瞌睡少。冬天，天不亮我就醒了。隐约听见村里什么地方有人在悠悠地唱，听不清词儿，但知道唱的都是西口调，比我们家乡的秧歌要粗犷、高亢。这个时候，公鸡正此起彼落地打鸣，还有小栽根儿吆喝着卖黄酒的声音，他人小，声洪，音调暖乎乎的，我常常躺在炕上跟着哼唱。祖母说：“不要在炕上唱，你要唱，就出去跟你秃手伯去干嚎。”我才知道天天早上唱的人是秃手伯。唉，他一定很寂闷。
秃手伯把水挑到我家时，我对他说：“我跟你一块去。”他说：“你跟我作甚？”我说：“井口一定冻得快封口了，我带个镐头替你敲敲冰。”秃手伯说：“今天的井口已经敲大了，你要想帮我，赶明儿起个大早。”我问他：“什么时候在井口跟你会面？”他说：“我一出家门，就唱，你会听见，如果你睡的死，听不见，你奶奶总会听见。”第二天天刚明，我真的听见秃手伯在唱，我第一次听清了他唱的词儿：“阳婆上来照山红，担上担子就起身……”我们家乡把太阳叫阳婆，太阳是女性，我觉得叫阳婆比叫太阳亲切。赶到井边时，秃手伯已经在那里，他正用嘴哈着他的秃手，对我笑笑，说：“我知道你不会失信。”果然，井口几乎封死了，只有一个拳头大小的空洞，像喘气似的袅袅地吐出一缕雪白的水汽。我挥动镐头用尽力气才把井口刨开，我问秃手伯：“前几天，你怎样把井口的冰砸开的？”他说：“是阁儿（村口的一个门楼）里的老汉帮我砸的。你来，他就不来了。”我来的目的本是想悄悄地看看他究竟怎样打水，我发现秃手伯的井绳上绾着五六个套环，就如套鸟的扣子一样，我全明白了。秃手伯把秃手伸进套环里面，三下两下就把水提了上来。他的手臂早已勒得树皮一样粗糙。也许他想在我面前表现技巧的熟练，有一回（我每天来帮他砸井口的冰），我看见他的手臂没有伸进套环里，结果，水桶扑通一声掉下去了。我问他：“怎么啦？”他难为情地笑笑说：“我迷糊了一下，我常常以为手还在，能抓住绳子。真的，我清清楚楚看见了我的手。”后来，他告诉我，早几年，他还在草地，有多少次看见自己手还在，他用一只“手”去抓另一只“手”，扑了空，才清醒过来。掌柜的认为他快疯了，就把他打发回老家了。
因为冬天天天来井口，我跟着秃手伯学了不少西口调，现在全淡忘了。秃手伯有手时，拉一手好马头琴，手没了，当然就拉不成了。每年冬闲时节，村里的“自乐班”聚在一起吹吹打打，秃手伯总在，他不是听众，他用他的秃手当鼓槌敲鼓，敲得十分灵活，而且带有特别的颤味，他不仅凭听觉确定音的轻重，还凭着他秃手的触觉。我父亲说秃手伯鼓敲得有味道，“水上飘”戏班子的鼓手比不上他。父亲是“自乐班”的班主，样样响器都能来，除去吹笙，还吹难度更大的管子。我也总混在中间，10岁之后，笙吹得已经很好了，成为“自乐班”的成员，当然这是后话。我看见秃手伯用秃手敲鼓的神情最为专注，眼睛微微闭着，头不住地晃动着。他们一直吹吹打打到后半夜，多半是我父亲请大家吃小栽根儿的黄酒，吃完黄酒各自回家。炕头上说话的女人们听见男人们的唱声、喊叫声，说：“他们散场了，我们也该回家。”这时，夜真正安静了下来。不，还有官道上过路的一串骆驼的铃铎声在飘响，沉沉的，闷闷的，并不扰人心灵。祖母说，后半夜全村只有一个人唱，就是秃手伯。他常常领着过路的运盐的骆驼队到井边去饮水。骆驼围成圈儿卧着，他与拉骆驼的老汉们坐在中间，既可避风，又有骆驼的热气熏着，他们哼哼哟哟唱一阵子草地上的牧歌，之后分手。我敢说，他们——这些淳朴的人，这辈子不会再见面了。
抗日战争爆发那年的深秋，父亲和我匆忙离开了家乡，半个世纪悠悠地过去，我再没有回过家乡，当然，也不可能见到秃手伯了。我和秃手伯相处了六七年，比起秃手伯和那些拉骆驼的老汉们夜里欢聚的时间要长得多，秃手伯给我留下一生难以磨灭的记忆与友情。50年代初，母亲来看我，提到过秃手伯，秃手伯听说我是“写书”的人，他对母亲说过这样的话：“我的手如果不冻掉，也能写书。”我绝对相信。听母亲说，秃手伯晚年懊恼地说，当年真不该掐死那只带崽的母狼，几只崽子一定都饿死了。而他活下来也不过多受些罪而已。秃手伯有手时，他是草原上套马的好汉，硝皮子的能手，能吹（笛）会拉（琴），手掉了之后，他还像有手似的顽强地活着。他比我父亲大三五岁，如果活着的话，是年过九十的人了。我默默地祝福他。不管他现在活着，还是已经死去，我清楚，当他回到大地时，埋进了西古城，他将与他的手欢聚成一个完美的人。
我深深地垂下了头颅——秃手伯用手抚摸过的那一颗好做梦的头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