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什么反省的？我写不出材料来，便写诗，写一些怀念我的爱人的小诗。这些小诗因为都有真情实感，都很珍贵。后来似乎开过一两次批判会，他们安排了一些积极分子，一上来就要我低头认罪，我一开口他们就喊口号，根本不容我申辩。我不承认他们加给我的罪名，他们就动拳脚，说我顽抗，不老实。记得有一个姓陈的什么老师，恶狠狠地冲上前来，伸手就打了我一个耳光，把我的眼镜也打落在地下。我怒不可遏，干脆咬紧牙关，一言不发了。他们没办法叫我认罪，只得再把我关进小房，不再开会了。
直到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早已把我定为右派分子，材料其实也早就写好，只等我承认了，还有什么和我对证要我分辩的余地呢？
我真的是天真得可笑啊！
我在那个小房里，被他们关了几个月，直到这年12月，他们才向我宣布：学校决定开除我的学籍，划为右派，由桃源县委送劳动教养。接着就把我们一群右派分子送到二里岗红砖厂去劳动。大约一个多月后，又押到桃源，有一辆专车，把我们一群送往常德去了。
直到二十多年之后，我才听一些人说起，那时划右派分子，和后来评先进一样，各单位都是有指标有百分比的。真是荒谬！而所以刘到我头上来，主要是我得罪了当时桃师的校长。他觉得当时桃师学生对我的崇敬超过了他，是我“占领了桃师的思想阵地”，使他的威信下降了。这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反省室记趣1958年秋，我从长春被押解回桃源，关在桃源师范学校的一间空房子里。这房子便是我的反省室。
当时我是东北人民大学的调干学生。我是想回桃源来把我的所谓右派盲行澄清的。谁知一来就被禁闭，失去了自由。会上也不容分辩，只有认罪的份儿，我这顶右派帽子就这么铁定了。
我要求回桃源时，私下里还有另一个希望：就是我又可以因此看看我的年迈的母亲，新婚的妻子和初生的儿子。我十分想念他们。
我离开他们一年了。分别的时候，儿子路沙还只出生三十月，还不会叫爸爸，只在轮船响起汽笛、将要开走的时候，他发出了一声哭叫。但那声哭叫，是因为他知道爸爸要远离他而去，还是被汽笛惊吓得“哇”地一声呢？现在他应会叫爸爸妈妈了，我多么希望能抱着他，让他叫我一声“爸爸”啊！
还有我的母亲，一个孤寡的老人。她体弱多病，常年咳嗽气喘。我这个被她视为命根的独生儿子，却有许多使她伤心的事的。这些年来，我没有尽到一个儿子的责任，或者就是不孝吧。
记得我父亲去世时，只有三十九岁。母亲那时大约也就是三十七八岁吧。父亲没了，留给她的仅有几亩祖遗的薄田和两个儿子——我和弟弟。可是第二年，九岁的弟弟又夭折了，只剩下我和她形影相吊，孤苦伶仃。到我十八岁的时候，我又瞒着她偷偷参加了解放军，随部队走了。她得知消息后从家里赶到临澧，部队已开往常德，她又从临澧赶到常德，部队又到了桃源，她又赶到桃源。部队却因参加衡宝战役，奔赴雪峰山前线了。她想见儿子一面也没有见到；回到破漏的老屋里，把一只老母鸡一直养到我从朝鲜回国省亲的时候。我结婚之后，把她从临澧鳌山接到桃源，和我们一起居住。岳母也只有一个独生女儿，我便建议两家合成一家。仅仅过了一年，我又回长春复学。现在我被禁闭在这里，连见面也不许。我成了罪人，我真的把她的心伤透了。现在我多么想见到她，跪在她的面前向她哭诉、向她悔罪啊！然而这也是不允许的。
而我的爱人，我的新婚的妻子元南呢？她又会如何的伤心落泪呢？她是一个独生女儿，父亲是国民党一个上校。她的幼年，曾跟着父亲在重庆、南京就读小学、初中。到了1948年，她父亲觉得国民党政府腐败，不可救药了，自愿请长假回乡，靠两架木机子与岳母纺织度日。1949年桃源解放，因他是国民党军官，被送到西洞庭农场劳动改造，不久得了肺结核病，终于病死在那个劳改农场。岳母胆小，连尸骨也不敢去收，遗体不知被人埋在什么地方了。元南幼稚，坚决要与父亲划清政治界限，表示自己真诚拥护革命，连父亲的遗物也不肯去认领。母女俩也是相依为命，在桃源师范认识了我，认为我才华出众，思想进步，经过三年热恋，便嫁了我，以为生活从此幸福，谁知婚后只过了一年，我又划成了右派，她又必须和我划清界限了，多么可悲可叹的命运啊！当她知道这个不幸的消息时，该又是如何的震惊，如何的痛苦呢？不，我不能让她痛苦，我不能接受对我的指控，我要向她去解释，我是冤屈的，我深信她是了解我的，她知道我决不会去做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事。我是多么爱我们这个新生的社会主义祖国啊！为了共和国的成立，又为了保卫这个新生的共和国，我都流过汗流过血的，多少也是有些汗马功劳的。我们三叔伯兄弟一同参军，一个弟弟就牺牲在朝鲜前线，尸骨抛在清川江畔，我怎么会反社会主义呢？
啊，我是如此地思念元南啊！我认为这时候，只有她是能够理解我的，信任我的。我们的心是相通的，命运是相连的。这个时候，我最怕她被这突如其来的不幸击倒，失去精神的支柱，我必须安慰她，鼓励她，给她以生活的勇气，而且我也需要她的支持，她的信任，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爱情，真正的爱情应该是永远给人以力量的。
这一切便是我私心想回桃源的原因，可我没有想到，这一切都落了空，我被关在这间反省室里，她们也许还不知道呢！
这间房子据说原先也是一位教师住的，那老师触为右派之后，被送到什么地方改造去了，于是他的住房临时做了我的反省室。
我反省什么呢？我没有什么过错。我一个字也写不出，我只有枯坐。
不，我不能枯坐，我有思想，我有思念，我有宣泄不尽的情爱。于是我写诗，偷着写诗，用一些纸烟盒子偷着写一些精短的小诗。好在屋子里只关了我一个人，没有人在旁边监视。
而且我写小说，写朝鲜前线的故事。记得其中一篇题名《下一站》，写一个抗美援朝的汽车司机，一个英雄，一个很风趣很善良的英雄司机。还写了他与一个朝鲜老大娘和一个朝鲜小姑娘的血肉深情。另一篇题名《香烟》，写志愿军的艰苦生活以及他们在患难中的生死情谊。
但我写得更多的还是诗，是写给我的爱人元南的一些小诗。
例如：
越是没有信息，便越是爱得深沉。
你从前写的些平常的信如今字字都成了珍品！
这是十分真实的情感，思念她的时候，我就把她写的一些信翻来覆去地看。又如：
纯静了的悲痛没有泪，我想。
我不知自己是麻木还是健忘。
再见时我怕只会对你傻笑，我得道了，再也不会悲伤。
真的是得道了，大彻大悟了吗？不是。这是一种巨痛引起的麻木，是灵魂受到严重挫伤后引起的迟钝。
人们在痛极之时，往往会对一种幸福生活来一个否定，好像原本没有那些幸福会好些，痛苦会轻松些。没有得也就不会有失。我写道：
真不该认识你，
不该走上女生部的楼梯，
不该题辞，不该通信，
不该做你的嫁衣，
不该走那条山林的路回家，
赤着双脚，
不该有这些爱情的痕迹，成天折磨我和你！
这些都是有真实的往事为依据的，1953年我去看我的二叔章道生，他那时在桃源师范教数学，他和二婶就住在女生大楼一个教室的对面。我走上楼梯，迎面遇见一群天真活泼的女学生，她们都是十八九岁的女孩子，正嘻嘻笑着下楼，见来了个志愿军，便领我到二叔的房里，一个个热情地向我问这问那，要我讲朝鲜的战斗故事，其中就有元南。她性格开朗活泼，显得最为热情。谈了一会之后，她便拿出她的日记本给我看，要我针对她的思想帮助她进步。我便在她的日记本上写了两页很有感情的题辞，记得我的开头一句话便是：
阅读您的日记直至深夜。
这自然是打动人的话，她看了之后哭了。甚至请病假没吃饭没上课，于是我约她谈话，这就开始了我们的初恋。婚后我带她回临澧鳌山看母亲，走在山林小道上，路上泥泞、便赤脚提着鞋走，虽是路滑，但我们是愉快的，浪漫的，留下很深的印象。这些印象现在回忆起来，反而增加了痛苦。
还有一首诗写得更为沉痛：
蜜月中我俩嬉笑不休，
说些傻话，说什么爱情是小偷，偷去了路，偷去了家，现在真的没有路也没有家了，
只是孩子又在学话……这最后一句我不知是怎么跳出来的。
另外还有一些小诗，就不一一抄录了。总而言之，在那间反省室里，我并没有写出什么反省材料，却给我提供了一个很安静的环境，使我写下了不少充满真情实感的小诗。我并不觉得全是空虚与寂寞，甚至也不全是悲苦。
可是，我仍然好像一下子被人抛到了一个荒无人烟的孤岛上，没有朋友也没有亲人。我特别需要见到我的亲人，不管给我定什么罪，我必须会见我的母亲，爱人和孩子。我想，就是死囚也是允许直系亲属探监的啊！为什么把我禁闭在这小房子里，就不许我和亲人见面了呢？我的母亲、爱人和孩子就住在桃源师范学校后面——桃源城关镇边街居委会一个叫观音巷的巷子里，相距不过半里之遥，现在却仍像是在千里之外，真的是咫尺天涯了。而且，我从千里之外的长春归来，到了家门口却不能与亲人见面，不许回家，这怎能让人忍受呢？
过了些时候，对我的监视似乎放松了些。我便趁机提出回家看母亲。他们同意我回去一趟，但不允许在家过夜。
我回家之后才知道，元南因受我的牵连，已经从县城调到乡下一所小学去了，并且受着暗中监视：不允许她和我见面，不允许她回城，还要她向学校领导交心，汇报她的思想，要她坚决与我“划清界限”，否则也要遭到“群众批判”。她于是只有星期六才从乡下回城里来，来了也只能在家枯坐，不敢去看我的。她们的领导有一个最“爱护”她的说法：即他们是把她往革命的道路上拉，是往左拉；而我却是把她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路上拉，是往右拉。他们是挽救她；而我却是坑害她。她因此必须擦亮眼睛，坚定立场，她必须恨我，揭发批判我，而决不能有半点同情，丝毫怜恤。甚至连哭泣，连无声的流泪都是错误的，是软弱的表现，是立场不坚定的证据。还有人对她说，要想革命，就必须和我彻底决裂！如此类推，所有右派的妻子就只有离婚，否则就是苦海无涯。啊，这是多么沉重的压力啊，我看比右派本人的压力还要大。
顺便提一件事，不仅妻子，就连远在青海的一个表妹，因为谈论到我时表示了一点点同情，后被人揭发，也遭到了批判，罪名就是同情右派表哥：这真叫人不寒而栗！
元南不能见我，但她肯定是想见我的，我于是通过我的母亲和她约会。有一次我从母亲的口中得知，元南将随学校上城集体看电影（也许是戏，记不清了）。我于是在那晚也请假去看，我进去之后，很快就找到了她的坐处。我发现她也无心看戏，而是不断回头寻找。我和她递了一个眼色之后，就溜了出来，在约定的老地方等她。等了许久她才来。她告诉我，她的坐位两边都坐着监视她的女老师，她是假装上厕所才跑出来的。并且说，现在连回家也不行了。因为她们发现她逃脱监视之后，肯定会派人到她家里去寻找或守候。于是我们便不回家，却到桃源师范后面的田野里去了。
那是我们爱情生活中的一块圣地，是我们相识后第一次约会的地方，那时她还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女中学生，我们还只是互相倾慕，并没有确定恋爱关系。记得我那时和她约会到这个地有谈话时，我曾有意试探她说：
“你愿意去遥远的东北吗？”
那时我已从部队转业到旅大市政府办公厅工作，她是知道的。我这样问，自然是转了个弯问她肯不肯随我去远方。她当然也明白，便低下了头，默默不语，却把路旁的一株小树的叶子一片一片地摘下来。看那神态，也是默认了。也许还羞答答地点了点头，记不清了。如果那时我大胆一些，把她抱在怀里，给她一个深情的吻，她也不会拒绝的。但我也是初恋，从没吻过女孩子，竞傻乎乎地保持着一点距离，没有吻她。但那次约会的印象却十分深刻，所以我把那一片田野当作我们爱情的圣地了。
现在我们又到这里相会，真是旧梦重温，但心情却完全不同了。不过说实在的，我们似乎也并非抱头痛哭，而是仍然感到幸福。我们在那田间小径上留连忘返，逗留到很晚的时候。夜深了，露水湿了衣裙，湿了她的发辫，我们都不知道了。我们执手相看，似乎也没有恐惧和忧伤。我们仍然充满了幻想，认为我的问题是可以澄清的，我们的未来仍然是光明的，这也不是为了自欺欺人，却是当时的天真幼稚，现在看来几乎是可笑的愚蠢了。
谈着谈着，不觉到了深夜。深秋的夜是清凉的，我们薄薄的衣衫已经耐不住寒露，渐渐冷起来了。我们是夫妻，却又不能回家，也不能在野外过夜，更不放心让她独自回到她乡下的学校去。而且我们此时此刻，也难舍难分，只得大胆决定，偷偷回到我的反省小房里去，把一向关押罪人的小房变成我们幽会的密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