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一个寥落的秋晨，我得到何老师请人打来的电话，说她挚爱的尊棋，经过长期病魔折磨之后，已经安然地走了，使我顿时全身木然，说不出半句话来，一直到话筒里传来滴滴的表轨声，才使我发现对方已挂了电话。他的去世原在我的意料之中，但想不到这样快。他在久病的时候，我没有去探问他，因为我不忍见一位顶天立地的血性汉子，陡然变为痴呆认不得人；他那微弱的眼风里，似乎还是知道你是谁，就是说不出声音来，我实在无法忍受这个惨状。人生在世，总要临到这一天，但我希望他能溘然而逝，不再留恋那曾经折磨他45年不得安生的这个无情的尘世。
平静下来之后，我就想写些文字纪念他，但是我的感情不让我这样做。每当我铺开稿纸拿起笔来的时候，他那双充满柔情的眼光，便显现在我的记忆里，使我这个自以为泪水已经流尽的老人，禁不住潸然一片，无法落笔，只好一而再、再而三地收起笔来，无百久坐在窗前。
我认识尊棋是从读他的文章开始的。我一直对国际问题有兴趣，又在香港遇到了乔冠华，在读他诗样的政论文章中，我学到了些应该知道的知识。当时在重庆读到尊棋的文章，众多的材料与精辟的分析，使我折服。我曾经多次在美国新闻处的酒会上遇到他，总要找个空隙谈几句，我发现他是个感情十分细致的人。惺惺相惜，从此结下了快半个世纪的友情。
1949年我参加了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有天他找我到他家吃晚饭，席间他告诉我即将成立中央人民政府，胡乔木希望我参加国际宣传方面的工作。我在北上开会之前，曾经得到乔冠华的口信，要我等他同我见了面，再决定我的行止。我当时便把这个意思和尊棋讲了。他答应再去和胡乔木说，同时希望我也不要拒绝。后来廖承志叫我去谈筹备国际宣传机构，这一次谈得比较具体了，他说乔冠华将来主持这一工作，我也就无话可说了。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新闻总署所属国际新闻局由乔冠华、刘尊棋主持，我则在他们下面做行政工作。我觉得这一时期，是我在解放后工作最愉快的时期。从新闻总署到国际新闻局都是在解放前长期在一起工作的人，而且当时党与非党人士的界限，也没有以后划得那么泾渭分明，所以工作上很顺手。三反运动后新闻总署和国际新闻局撤销，国际新闻局改组为外文出版社；组织虽变，人事大致照原样，除了社长改由师哲担任外，新闻处划归新华社，其他变化不大。那时领导上要我担任办公室主任，我没有同意。我的理由是我是非党员，做行政领导工作不合适，私心里则想回到写作的老本行。尊棋同志和我作了次长谈，要说服我，但我总觉担任行政领导，既非我的初衷，而在“三反”运动中看到那些过火的行动，我也有些寒心。但是为了做到听党的话，我答应代理一时，等有了党员来接替，我就回我的业务工作。后来调来了党员做主任，我就专职做出版工作了。
过了些日子，我看到尊棋似乎有心事，社里对他的态度有所改变，剐社长也增加了人。
逐渐我才在风言风语里，知道组织上正在审查尊棋的历史，说他是个叛徒。我就十分纳闷，因为关于尊棋在解放前曾经被捕的事，我曾经和他谈过。我也曾经读过《鲁迅全集》中的文章，知道胡适曾经代表中国人权保障同盟调查过当时北平政治犯监狱，他当时曾和一个政治犯用英语对话：那个讲英语的政治犯就是尊棋。
陪胡适去监狱的有王卓然，他当时正在为张学良收罗各方精英，视察回去之后，便要了张学良的一张手令把尊棋带出了监狱。至于监狱囚徒组织的中国共产党支部决议开除尊棋的事，那完全是在仓促和不知详情中造成的误会洇为尊棋释放的经过，狱内党支部并不清楚。关于登报脱党的启事，那是国民党反动派防止共产党员重新为党工作的阴谋诡计，在白区工作过的人都是很清楚的，当然这里面也不能排除一定不出叛徒。
尊棋的事也幸而有王卓然老先生病榻上遗书，详述尊棋出狱的经过，否则时过景迁，主要的当事人王卓然又去了世，尊棋也将冤沉海底，永无翻身的日子了。他被审查之后，我们虽比邻而居，但是我非党员，所以对他们的事也不敢多问。等我再见他时，已在反右扩大化的时候了，那天宣布最后结论，我记得他和我都大哭了一场。他当然是满腹冤枉，我却觉得自己是咎由自取。谁让我心里有什么话就说什么话呢。
我再见到尊棋已在1959年冬天。有人告诉我他已从北大荒回到外文出版社，组织上决定他下放湖南，他希望和我见一面。但等到我去找他时，他已于前一日启程了，真是失之交臂。那时我们都是待罪之身，不敢自由行动，无处不有监视，尤其我所在的（中国文学）编辑部。我的一举一动那位女领导人都可随时得到小报告，向我盘问，加以批评。我未见尊棋，心里十分懊丧，因为我认为像他这样精于外文业务的人，中国又有几个？放到山野之地，不免浪费人才。果然他在乡间打了几年钟。但他是个忠诚的党员，受过“驯服工具”的教育，决不会多说话。
1976年“四人帮”倒台以后，有次在一个会上遇见了胡乔木，他询问我关于尊棋的情况，当时他听了似乎没有表示什么，只微露惋惜之意。我感到有机可乘，当晚就写信告诉尊棋，要他写信与胡乔木联系。我说眼前正需人才之际，要他抓住这个机会；不久之后，他终于回到北京。
为了弄清他的问题，他经历了中央组织部的复查，时间是久了一点，也幸而有王卓然老先生的病榻遗书，否则人证俱无，要搞清楚他的问题，就成为一件难事了。但是我想初审者如果不是戴着有色眼镜，把工作搞得更为客观，更耐心，不要一下子就扯到敌我问题，也何至于要拖45年之久。冤、假、错案得到平反改正，恢复了他1931年1月入党的决定。然而毕竟尊棋还是幸运的，在他生前就平反改正了，因此还留有若干年的风光，也多做了不少工作，使他能贡献所长，心理上得到平衡。否则死后昭雪，事情虽好，但为时过晚了。
我的印象最深的是有次我们的长谈。记得那是个漫天大雪的冬日，我和他从外交部参加一个会回国际新闻局，时巳中午，便在过北海时上了白塔。我们二人在白塔旁边的餐馆里吃午饭。纷纷扬扬的大雪是我从来没见过的，我们两人要了几两酒和几个菜坐了下来。在喝过几巡之后便各诉起心曲来。那是他首次告诉我他的历史，草岚子胡同的监狱生活就是那次谈的。当然他也谈了以后为党做的工作以及在延安访问毛主席，我也讲了自己的历史和走过的路。自从那次畅谈之后，我们的关系变得更为密切了。他年纪比我大，我自此目他为老大哥；在我生活与思想有什么问题时。便向他请教帮助解决。三反运动中，我对于有些做法颇有意见，特别对于大胆怀疑不考虑实际情况，对于有错误撵疑的人一概视之为死不悔改，有我的看法，他那时也已见到国际新闻局的运动走了弯路，对过火的行动如逼供信扩大化等，也有所觉察；但他是个忠诚的党员，认为群众运动中难免有偏差，最后党总会搞清楚的。我当时也相信他的话，不过现在看来，这过份的自以为是要付出多大的代价，甚至是生命的代价，这样实在太可怕了。
我不知尊棋在这样长达45年的坎坷中得到了什么教训，但我想这样的事情总有什么地方出了毛病，是轻信某一些人的话，而不相信甚至拒绝非党人士的证明呢，还是其他？45年不过弹指一挥间，然而代价是惨重的，冤、假、错案使我们削弱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政策，还有那个宁“左”毋右的思想，尊棋的例子只是一个不幸中之万幸，所以我说他是幸运的。可惜我没有在尊棋生前和他谈过，然而只要办理一切案件的人能够抱着客观的对党负责的态度，许多的45年便会积聚成为一种力量，这正是今日提出要祥和气氛所求的。如果我们对一些事看得更探一些，事情也就会变得更好一些。但要求每个人的头脑完全站在一个水平上，究竟也是个过份的要求。
也许我的看法完全错了，但每次想到尊棋，我总会想到这45年对他的伤害。如果以每个人的生活甚至生命作为代价，我希望另外有处理的办法。尊棋的遭遇使我想得很多，在他坎坷生活前途不明的时候，我也没少思索过，我希望现在我的想法不是白想的。
尊棋已经撒手西去了，他是可以做更多工作的人，但愿今后每个人有充足的时间，干他应干的工作。
1994年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