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荆棘路-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思忆文丛)
49223700000063

第63章 刘乃元“资产阶级右派分子”(3)

就这样,我坐在礼堂的一角,名义是参加了不少批判右派的会,实际上心不在焉,对于那些义愤的发言没有丝毫的兴趣。我也从来不要求发言,因为那些被批判的所谓罪恶言论里,我实在找不到什么可以批判的东西。我不愿说违心之言,也不想扮演那种过了几天就变换位置的喜剧的角色。

我知道自己是逃不脱当右派的命运的。果然,1957年11月,党支部找我谈了话。

“大多数人是好的,坏人只有百分之五。”这是毛主席为反右派斗争制定的指导原则。可以理解,这不过是个大略的估计,不是必须确切达到的数字。况且由于对已有的好人和坏人并无精确的统计,所以百分之五这个比率数定得缺乏依据。然而从中国人口总数看来,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是很吓人的:6.5亿人的百分之五是3250万!没有人知道伟大领袖在发出指示之前是否真地找到了那么多坏人,但他的指示是有分量的。许多地方“挖出”的右派达到了这个指标;有些部门甚至“超额完成”了。原因是:第一,在极左路线的统治下,一些领导人的原则是“宁左勿右”,以此表现对党的忠诚;第二,历史上有些问题的领导人为了保护自己,在划右上有意地偏严些,可划可不划的尽量划右,免得给自己招祸。结果是反右以来右派分子愈划愈多,这超出了开始的估计。薄一波1993年发表回忆录说,1957年6月29日毛泽东估计全国有4000右派分子,到年底运动结束时全国右派分子人数达到55万。

新华社的情况也是一样。到1957年11月,运动基本结束,共揪出右派分子60多人。在此以后又陆续宣布右派名字,间隔时间较长,每次宣布一两个。据说这是因为已有的右派人数不够指标,就有必要继续审查,继续揪。我不知道我是否属于这种“补充队伍”,但我确实是在反右派斗争的高潮过去以后才被批判的。

一天我正在工作,一个四十多岁的人到办公室来找我。他姓魏,是党支部指定专任“处理刘乃元问题”的。我没有见过他。他对我说:“我们研究了你在整风期间的发言和写的文章。”他的态度很严厉,尽管尽力友好些,但毫无笑容,以致我怀疑这个人大概根本不会笑。“有些错误观点,并且有的很严重。你参加过不少批判右派的会,应该学了很多东西。我们要你写一份检查,看你对自己的错误认识得怎么样。如果认识得好,就可以宽大处理,可以不戴右派帽子,不开会,不出大字报。几个月以前如果叫你写检查,你肯定不如现在写得好。现在形势对你非常有利,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他要我三天以后把检查交上去。

实话说,我一点也看不出形势对我怎样有利,也不知道我的机会在哪里。我一言不发地旁听了不少反右批判会,现在轮到我批判自己,再不发言是不行了。但我实在不知道应该怎样批判自己。

我走投无路了。七年前在革命大学被勒令批判自己,想起来仍旧不寒而栗。现在要批判我自己比那时更难,因为实在找不出可以批判的东西。尽管如此,我还是绞尽脑汁搜索枯肠,努力想想自己做过哪些对不起共产党的事。我检查了自己解放前为共产党的敌人美国人做事的历史,尽量严厉地谴责自己一番。三天以后我把材料交给魏,但我知道毫无通过的希望。

果然,他读过材料之后又来找我,这次已经是满脸怒气。他把材料还给我说:“这根本不是什么检查,我看倒应该叫做自我表扬!

你辜负了领导的希望!我们原以为你应该学会认识自己的错误,这要决定你的前途的!”他提高了声音:“你在整风期间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这是因为你一贯坚持反党的政治立场。这一切你自己很清楚。现在要看你是坚持反动立场,还是缴械投降。好好想想,重写你的检查!”

这都在我意料之中。从在革大的经验,我还可以预料我第二次检查的反应。果然,第二份检查交上去的次日,部主任陈某叫我到他的办公室。部主任的态度比魏更加严厉。他叫我坐下,这时我看到另外一个人坐在靠墙的一张小办公桌前写东西,他就是陈,我写大字报为他辩护的那个右派分子。

“你到现在还没有缴械投降,”陈主任说:“你应该怎样做,老魏已经对你讲得很清楚。你现在正站在交叉路口,有两条道路由你选择。放下武器,缴械投降,可以得到宽大处理。坚持反动立场,就是自取灭亡。这完全由你自己决定。”说着他把我交上去的手稿掷还给我以示愤怒。他说:“我们不需要你写空话或者玩弄词句,我们只要求你老实下来。”然后他指着陈向我说:“拿陈作例子吧。

他的错误比你严重,但是他缴械投降了,因为他的态度老实。”然后他告诉我,这是最后一次找我个别谈话了。“因为你的态度顽固,不适合个别谈,明天要开会帮助你。你必须出席,并且应当明白,这是进一步挽救你。”我走出去时听到他又说了一句:“老实下来,缴械投降,这是唯一的出路!”

一切都像旧事重演。我又一次被说成不老实,又一次不知道怎样做才算老实,又一次据说是站在交叉路口,应该选择一条路,而又一次什么路也看不到,并且又一次得到极为善意而又慷慨,但绝对无法接受的帮助。有一件和上次不同的事是要我“缴械投降”,说实在的,如果我真地攻击了党,我就愿意投降;如果我真有武器,会立刻呈缴无误!

然而看来投降大概是可能的。部主任不是说陈投降了吗!陈太高明了!我多么希望能单独见到陈,请他给我讲讲投降怎么投,这样我也可以投降了。可惜右派分子是不许单独接触的。我需要懂得投降的方法,可没有人教给我!

第一次批判我的会由部主任陈主持,他宣布“这是帮助刘的辩论会。”“刘在整风期间犯了右派性质的错误,我们为了给他一次投降的机会,还没有给他戴右派帽子,如果他投降,就不戴帽子。一切都由他自己在这次会上的表现来决定。”接着他命我在会上读我最后修改重写的自我检查。

可以想见,我的检查只能引起大家愤怒的质问。一开始是质问,不是批判,因为部主任说过这是“辩论会”。他叫我用笔把问题一一记下然后答复。他说:“我们给他充分的时间去解释,以便尽量挽救他。”然而接着发生的却很不像辩论:问题一个接一个地提出,但我刚刚回答就被愤怒的听众打断。

一个人问:“你为什么在整风期间说你要‘吐吐苦水’?”我说,在调到新华社以前我一直没有得到适当的工作,不能发挥专长,因此而苦恼。“你胡说!”提问的人喝道,“你是在吐你仇恨党,仇恨社会主义的苦水,这才是你真正的苦水!”这时听众齐声喊:“叫他说!”

另一个问:“你过去是美国新闻社的记者,为什么国民党政府撤走时你不跟他们走?”我回答,因为我愿意在共产党领导下为祖国效力。听众中一个人说;“你说得多好听啊!你为美国人工作,挣高工资,你不跟他们走,把高工资都放弃了。这是因为你拥护新中国,拥护共产党吗?”我说是的。“果真如此吗?”提问者的口气充满了嘲讽。他问道:“你在新中国八年以后要吐苦水,你会拥护新中国吗?这是不是不太合乎逻辑呢?你究竟为什么不跟着你的主子走而留在大陆?我们想知道实情。”听众喊:“叫他说实话!”

接着有人间:“刘说新中国不民主,说新中国没有法律,”(我插言说:“我没有这样说过。”)“刘说要把高级干部一律撤掉,换成资产阶级专家。”因此“刘想要篡夺无产阶级的政权,”(这个问题不要我回答)“刘污蔑青年一代,把他们比做蝈蝈葫芦,并且恶毒地叫嚣“救救孩子,”(我想要解释,被制止。)会继续开下去,提问逐渐变成批评,后来索兴变成对我的言论和文章的批判。我的话被断章取义,弄得面目全非,然后加以批判,几个人做了冠冕堂皇的长篇发言来证明我的意见是反动的。

一个人说,刘说中国没有民主制度。接着他不厌其烦地详细说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产生和1949年以来起了多么伟大的作用,证明中国具有世界上最完备、最有效率的民主制度。下一位爱国者提出,“刘硬说中国没有法律”。接着极其耐心而详尽地列举了建国以来制定的各项格律,从《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缕述到《惩治反革命条例》和《婚姻法》,直到北京市颁布的交通法规,证明刘的谬论完全违背了事实。后来批判的矛头逐渐转到我来到新华社以前的表现。为达到火上浇油的目的,部主任插盲指出;“刘刚刚参加革命就恶毒地咒骂共产党,把共产党员比做动物。”(他显然看过我的档案,那里有革命大学时期对我十分不利的记录。)主任的揭发引起了大家对我更加愤怒的谴责,我的批判者一个比一个更为激动和理直气壮,也更加能够证明我早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有一个东北口音的年轻人比别人更加义愤填膺,他指出刘口称自己爱国完全是欺骗。“如果你真地爱国,”他吼道,“你为什么一直为美国人工作,一直到他们被赶出去?你为什么不早点参加革命?你说你留在大陆是为国效力,完全是欺骗!”

于是批判集中在我做过美国记者,解放时留在大陆是为了什么,我从小就反对共产党,等等。一致的结论是:我趁整风之机向党恶毒进攻,妄图和社会上其它右派一道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帮助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重新统治中国!

部主任非常严肃地问我是否同意这个结论,如果不同意便立刻给我戴右派帽子。我当然不能同意,于是部主任当场宣布,从此刻开始我就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接着就散会,大家走出去,我一言不发。等到乱哄哄的声音稍稍过去,人们听得到我说话时,我说了一句:“我保留解释的权利。”

我留在最后,两个女同志在我前面走出会场,我听到一个说了一句:“他很固执!”我不知道这是褒义还是贬义。

我觉得整个世界都疯了。辩论的一方蛮不讲理,另一方不许发言,这是什么辩论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是非倒楣不可了。

部主任散会时还说:“我们尽力帮助了刘,希望通过大家的帮助,他能认真考虑,缴械投降。”这种帮助倒是毫不陌生,但是并没有帮助我找到可以上缴的武器和向大家投降的方法。然而对我的“帮助”倒是愈来愈加强了。转眼之间办公楼的墙上贴满了批判我的大字报。我逐篇看过去,愈看愈清楚:我完了。有一件事使我不解:好几张大字报说我是“美国武装特务”。这是从何说起?直到20年后我才解开了这个谜。

几天以后又开我的会,这次的级别更高了:参加者有其它各部的干部和副社长,主持会是社党委委员。他每提到我都冠以“右派分子”四个字。

“右派分子刘比别的右派更顽固,”主持人说,“我们没有时间听他胡说八道。今天只向他简单地提问,弄清他的态度。”下面是向我提出的问题和我的回答。

“解放时你为什么不跟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一起逃走?”

“因为我要为新中国工作。”

“但是解放后新中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你认为共产党怎么样?”

“我认为共产党很好。”

“那你为什么向党进攻?”

“我没有向党进攻。我只是帮助党整风。”

“你不老实!”

“我是老实的。”

“你欺骗”

“我说的是实话。”

类似的提问持续了一段时间,几次都是提问者的怒吼,接着是我的沉默。不久,主持者起立宣布:“由于右派分子刘的态度恶劣,批判会已经对他不适用。我宣布现在会议改为斗争会!”斗争会和批判会不同之处,是斗争会不说理,只喊口号,还可以用暴力。

我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疯人院里。我怒火上升,拒绝回答问题,只是不停地吸烟,任凭他们歇斯底里地向我吼叫,一概置之不理。忽然一个人举拳喊道:“不许右派分子抽烟!”

大家也同样喊起来。主持会的人说:“刘,不要吸烟了!”

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下定了决心。

“我可以上厕所吗?”我问。

“去吧!”主诗者停顿了一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