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人口红利”都被认为是造就“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重要源泉。然而当前沿海地区大规模的用工缺口和不断蔓延的“缺工潮”，使得中国传统的国家赢利模式受到严重的冲击，缺工不仅仅是区域性的，我国劳动力供给已发生由“无限供给”变为“有限剩余”的重大转折，这意味着劳动力结构性短缺将会成为未来中国经济的常态，中国的内生增长动力和比较优势将发生深刻改变，我们应该理性看待“用工荒”，要选择“人口红利”转型作为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突破口，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战略性转变。
根据中国社科院的统计，我国“人口红利”总量将步入下降通道，预计2030年将下降到67.32%。仅以第一人口和劳动力的输出大省的河南为例，从近几年的数据来看，劳动力供应总量增速就已明显降低。2007年河南新增劳动力200多万人，2008年为180万人，2009年不到110万人。专家预计2013～2014年，河南省劳动力供应总量将达到峰值。
传统意义上的数量型“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预示着，仅仅依靠增加生产要素投入的方式将不能维系经济的持续增长。与“人口红利”相对应的是“刘易斯拐点”理论，即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会逐渐减少，直到最后再也没有富余劳动力，而这个时候，劳动力工资便将出现由水平运动到陡峭上升的转变。因此，在“刘易斯拐点”后劳动力供给不再无限的情况下，中国必须谋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本强国，积极提高人口素质，促进中国人力资源相关的一切领域，都会发生重大调整，特别是在劳动分工、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以及储蓄、消费、投资、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领域都需要做出深刻变革。
长期以来，我国由于较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供给和廉价的劳动力，企业得以克服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以低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获得优势，农村地区大量剩余劳动力走向发达地区，“农民工”占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口的比重高达46.5%，建筑行业占80%。劳动力资源丰富和成本优势已使我国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与此同时，中国也形成了过分依赖增加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方式。
当前我国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出现“三低现象”：一是劳动收入在GNI（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低；二是劳动者报酬增长持续慢于经济增长，其占GDP比重不断下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出现下降趋势；三是劳动要素在企业内部分配中的比重低。从1998年到2008年十年间，我国工业企业利润平均增长30.5%，劳动力报酬年均仅增长9.9%，国民财富分配不公。必须指出的是劳动者报酬，除了由供求关系导致的低成本外，也存在体制和政策上人为压低劳动力成本的因素。
从长期来看，一方面，低劳动力成本严重制约了我国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另一方面，劳动者所得太低必然导致整个社会收入结构不合理，进而导致市场和生产结构的不合理，使社会生产资源得不到合理有效配置。另外，过低的收入水平导致内需不足，影响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我们必须正视劳动力价格的现状，实现从粗放式劳动力价格优势向集约式技术优势的转变。
我国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处于较低水平，仅高于印度、巴基斯坦。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大约是美国的1/18，英国的1/16，日本的1/15，德国的1/13，法国的1/13。然而从劳动率与劳动力价格比来看则差距更大。通过对制造业工资水平和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相对于大多数国家，我国的劳动力成本还是很低的，劳动力价格还有上升的空间。较之于发达国家，我国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相当于英国的1/16，但雇员工资仅为其1/27；劳动生产率相当于美国的1/18，但工资水平为其1/21；劳动生产率相当于日本的1/15，但工资水平为1/22。
对于廉价劳动力时代即将远去的看法，我们还需理性看待，一方面，劳动力成本上升意味着劳动力需求开始从增量粗放扩张向存量结构提升转变，通过教育深化和技能培训提高劳动生产率，保持和延伸中国产业的竞争优势，通过养老保障制度安排创造新的储蓄源泉，以及通过劳动力市场制度安排，扩大劳动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存量，中国经济的内生动力将更为持久。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低价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格局将发生深刻变化，我国正进入一个生产要素成本周期性上升的阶段，这种变化是历史性的。特别是国家已经明确在“十二五”期间要着力调整资本要素所得和劳动要素所得之间的比例关系，尽力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对于中国内需型经济转型意义更为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