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家提出“就业增长优先”意义深远。就业是一个国家人力资本能够发挥经济效率的基础，就业结构和就业模式也是一国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的反映。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就业问题的解决绝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期发展战略的转型。
毫无疑问，中国应该把解决就业问题当做一个长期性的战略问题来加以考虑，而不能仅仅当做经济发展的一个从属问题。中国以世界上9.6%的自然资源，9.4%的资本资源、1.85%的知识技术资源，以及1.83%的国际资源等，要为占世界人口26%的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挑战。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表现出非一致性。就业与经济增长不同步体现为：就业增长率明显低于GDP增长率；就业弹性系数逐年下降。“九五”到“十五”期间经济增长由8.6%上升到9.5%，而新增就业人口却由804万下降到748万。此外就业弹性也由“九五”期间的0.14下降到“十五”期间的0.12，2008年为0.08，即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仅能带动80万个就业。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并没有对就业产生多大拉动力，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对就业增长产生了挤出作用，体现了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非一致性。
此外，从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来看，投资带动就业的能力越来越差，这里用投资就业系数来反映。投资就业系数，是一定时期内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所带来的就业人数增加的指标，等于就业人数增加额/当年固定资产投资额。我们选取1994～2009年数据，分别测算了投资对全部就业的拉动和对城镇就业的拉动，结果显示，1995～2009年，我国平均投资就业系数（全部）和投资就业系数（城镇）分别为0.0184和0.0189，即一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将增加0.0184万人全部就业，而城镇就业将增加0.0189。从变化趋势来看，投资就业系数不断下滑，这意味着投资对于就业的拉动作用不断弱化，这与我国重工业化发展阶段有关，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投资对就业的吸附能力不断趋弱，而且城镇的投资就业系数大于全部投资就业系数，这就意味着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劳动力不断向城镇转移，且农村释放出的劳动力大于城镇能够吸收的能力，如果靠投资拉动城镇吸纳就业能力，这一趋势也越来越弱。
因此，国家提出“十二五”时期“就业增长优先”势在必行。增长优先还是就业优先不是谁先谁后的问题，而是一国发展战略的路径转换，这预示着中国在劳动分工、就业结构、产业结构，以及相关人力资源开发政策，教育培训政策，就业保障政策等方面都需要做出深刻变革。
随着我国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以及城镇化的加速推进，经济重心将实现从制造业到服务业，从一般低端制造业到高科技产业以及先进制造业的转换，整个社会对从事单纯物质产品生产的劳动者的需求量相对减少，而对人力资本、R＆D等知识资本的要求则大。为了适合未来产业升级与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即经济增长与就业匹配之外，还要实现劳动力升级与转型匹配，包括进行大规模的农民工培训和素质提高工作，以适合未来产业升级与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
就业增长优先的最大不同是不再是投资劳动而是就业拉动。“就业增长优先”的发展模式不仅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良性互动，而且也将推动就业结构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其特点主要表现在：在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上，注重发展有利于增加就业含量和开发利用人力资源的经济产业和生产服务领域，实现全社会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在要素投入上，通过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通过经济增长，真正将人口就业的包袱变成人口资源的福利因素。如文化创意产业、生产性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等；在目标导向上，把就业作为基本目标，在确定经济增长目标、增长方式、增长速度，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充分考虑对就业的影响。
从长远来看，扩大就业重在开源，以创业促进就业，全方位启动创业型经济的发展，打造自主创业的造血机制才是破解就业“瓶颈”的根本解决之道。为此，要加快建设多层次创业政策体系，从产业政策、所有制政策、财政税收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构建支持自主创业。
同时，将创业纳入正轨教育体系中，提高创业能力，促进社会整体就业观的转变。借鉴美国、欧盟创业教育的经验，大力发展创业教育体系；注重创业实践并有效地开发和利用全社会创业资源，对预备劳动力群体实施创业教育及对社会各年龄阶段的失业群体创业活动的培训性引导和资金上的支持，适应经济格局与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
因此，从“经济增长优先”到“就业增长优先”型发展模式意味着中国发展动力的切换，它将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加速人力资本形成、技术进步及制度化改革对经济增长的溢出作用，推动中国经济由粗放型的斯密增长向熊彼特式的内涵增长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