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5月3日
上海居，大不易
去年，我与一位即将毕业的博士生讨论他的去向，他明确告诉我不会考虑留在上海工作：“上海房价那么贵，要是留在上海，这一辈子就得为一套房子打工了。”的确，连我们学校附近的房价已经到八九千元一个平方米了，对每月最多两三千元收入、千元左右房贴的年轻人来说，趁早逃离显然是最好的选择。就连学校计划引进的高级人才，也已将拥有自己的住房作为主要因素。像我们这样已经完全实行货币化分房的单位，原来确定的数十万元的购房补贴已经严重缩水，而一些还保留部分福利分房的单位，却能提供一套实实在在的住房，自然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就连财力雄厚的跨国公司，也得考虑房价（包括房租）飞涨的因素，一部分不愁声誉不足并且已在上海站稳脚跟的公司，纷纷将总部或办公处从黄金地段迁往租金相对低廉的近郊。根据报道，GE（美国通用）的一个集团从南京西路迁至漕河泾，就节省了60%的房租。与此同时，急于提升社会形象的机构继续进军房价昂贵的写字楼，照样升级换代。作为上海新地标的“世界最高楼”（绝对高度虽已略低于台北101大楼，但有效利用净高仍居首位）在停顿多年后终于拔地而起，层层攀高。在建的高楼豪宅依然随处可见，相关的广告依然铺天盖地。的确，如果以香港、东京、纽约的顶级房价为标准，上海的同类房价还是低的，人们似乎不必为这类巨额投入担忧，再说它们本来就不是为普通百姓建的。
任何改革开放以前在上海居住过的人，都承认近年来上海人居住条件的改善。一些有幸享受福利分房、计划动迁、在房改中捷足先登或在房价上涨中得风气之先的人，今天的住房与以往已不可同日而语，甚至已经住上了当初想都不敢想、想也想不到的大房“豪宅”。像我们单位一些年轻人，凡是在三四年前以每平方米三四千元的价格按揭购房的，尽管还得有一二十年的还贷期，却基本能安居乐业了，只是懊悔买得小了一些。从上海户籍人口的人均住房面积已经增加到近二十平方米看，相当一部分上海人的居住条件的确有了很大改善。不过，没有赶上末班车的人，新移民，残存的棚户区中的居民，退休下岗已久的人，只能望房兴叹。有些人既寄希望于拆迁，又怕不得不迁往远郊。
除了淮海路、南京路等中心商业区依然是黄金宝地，西区的花园洋房和高级公寓区风韵犹存外，一些传统的“上只角”和改革开放前新建的住宅区已风光不再。石库门房子、新式里弄、新工房早已相形见绌，就连到上世纪80年代末还令人羡慕的大学宿舍区，如今已越来越像养老院和出租房。像我们大学校区旁的成片宿舍，不少房子已经在房改后易手，留下的大多是退休教师和由他们照料的孙辈，或是租房暂住的进修教师、留学生、研究生或考研生。就连最早成为台商和外商聚居区，侨属、富人或阔二奶集中的虹桥、古北地区，也已有人陆续迁往更新形成或尚未成形的富人豪宅区，浦东、松江、闵行的别墅区正在改变上海的富豪分布地图。
不过总的来说，上海的居住重心还是沿着地铁1号线由市中心向西南方向扩展的，这不仅是由于地铁1号线的建成和延伸最有效地沟通了市中心与西南郊的联系，还由于比较齐全的公用设施和多数公务员的住宅也是这样分布的。所以到目前为止，东北和其他方位的发展还不能与西南相比，缺乏陆路交通线的中国第三大岛崇明更无法望其项背。
市中心区和新建改建的副中心区，随着一幢幢摩天高楼的耸起和成片新建筑的出现，昔日的城市景观已经荡然无存，空壳化的迹象已经出现，一些刻意保留或复制的旧街老巷大多毫无人气，作为重点打造的多伦路文化街远没有新天地那样的熙熙攘攘和滚滚财源。
由于上海这几年的变化实在太快，不仅印制的地图得随时更新，也难以形成较稳定的居住地图或建筑分布图。无论房价如何起落，一般上海人离富裕城市的居住水平差距尚远，所以这样的变动时期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但政府的规范、居民的生活方式和观念无疑会起重大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
2006年3月2日
善待外来的城市建设者
对于一座城市来说，建设者有广义和狭义两种。
广义的建设者是指所有为城市的发展、运行和维护做出贡献的人。也就是说，除了还不具备工作能力，已经退休，或少数社会救助的对象外，城市的居民和外来的劳动者（含管理者）都是建设者。
狭义的建设者则是指从事城市基本设施建设的人员，他们中间既有本地居民，也有外来劳动者。特别是在城市发展或扩大阶段，外来劳动者往往占很大的比例，甚至是以外来劳动者为主。这是由于当一座城市以超常规的速度发展时，原来的建设者远远不足，必须要靠大量外来劳动者补充。有的建设项目有特殊要求，或者具有阶段性，本地没有必要经常配备那么多建设者，或者专门培训一批特殊人才，引入外来劳动者既经济又合理。还有一些本地人不愿干的重、苦、累、脏类的工作，也只能招募外来劳动者。
对本地的建设者，尽管也存在不严格执行《劳动法》或社会保障不足等问题，但基本还是与所在城市本身的发展相适应的。而外来的建设者却大多被排除在城市生活之外，甚至连基本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都享受不到，更不用说分享当地改革开放的成果了。
一个最大的障碍，就是1958年开始实施的《户籍管理条例》。本来，外来的劳动者在进入城市以后，无论是自己来城市求职的，还是在外地被别人招募而来的，都会有一部分人就此在城市定居，转化为本地的建设者和居民。像1845年上海租界设立后，绝大多数建设者都是外来的，其中多数人陆续在租界或附近的华界定居，成为新上海人。1949—1958年，外来劳动者进入上海后，只要有住的地方，无论是租房还是临时寄住，都可以将户口迁入。而一旦从临时工转为正式工，就能参加工会，成为上海工人阶级的一员。但在1958年后，不仅原来是农业户口的人迁不进上海，就是其他城市的人也不能随便迁入上海。而没有户口的人想做临时工也不容易。
改革开放以来，求职的自由度是增大了，但户口的限制至今没有完全取消，所以大批在上海工作了二三十年的外地劳工，到现在还是“农民工”，连他们在上海出生的子女也属“农民工子女”。相当一部分外来白领也无法迁入户口，“新上海人”还只是他们的梦想。没有城市户籍，不仅给外来劳动者在社会保障、安全、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甚至在婚姻、家庭等方面造成困难，而且使他们在精神上受到歧视，对所在城市缺乏归属感。他们的子女也受到很大影响，例如，在不少城市还进不了普通公办学校，只能回到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尽管他们有的人一直生活在这个城市，从未回过原籍。
当然，根本的解决办法是废除现行《户籍管理条例》，用法律保证公民的迁徙自由，包括户籍迁移的自由。但在这以前政府并非完全无能为力，例如，国民都应享受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完全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转移，本地增加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也应该根据劳动者的工作年限和纳税记录作相应的增加。工会应该接纳他们加入，而不问户口在哪里。取消“农民工”这个带歧视性的称呼。其实，年轻的外来劳动者根本没有做过农民，有的就生长在城市。
另一类外地建设者是直接从外地招募来的，或者是由外地的公私企业派遣来的，并非以迁入城市或定居为目的。这是世界上的普遍现象，如当初香港建新机场时，就有不少大陆企业参与，派遣了大批劳务人员过去。海湾国家有大批外来劳工，新兴国家的城市都有外来劳动者。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的高速发展使城市中的这类外来劳动者数量特别多，但他们的处境往往远不如本地建设者，尤其是其中的“农民工”。
他们不仅流动性大，而且经常成为社会保障、福利、安全、劳动保护、文化娱乐甚至法律的盲点。所在城市、企业所属的城市与他们户籍所在地都可以管，却都可以不管，实际上一切由企业主或包工头说了算，甚至依照合同取得报酬、因工伤亡获得治疗或赔偿等基本人权也得不到保障。
对这部分外地建设者应该严格实行属地管理，如对最低工资、劳动保护、社会保障和福利等标准，必须按所在城市的标准执行，所在城市的政府应该像对待本地企业和劳工一样进行监管和保护，本地的公共服务要向他们开放。
无论对哪一类外来人员，城市的居民要像对待自己的邻里、亲友一样对待他们。我经常对上海人说：不要忘记，你们的祖先或父母当初就是像他们一样来上海的，要是当时的上海人不善待他们，或许就没有你们的今天了。政府、法律只能保证外来建设者的最低标准，而欢迎并帮助他们定居并融入城市，还要靠城市的主人。在某些城市发生的某些犯罪和反社会的行为，就与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员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有关。即使是为了自己的安全和城市的未来，也应该善待外来的建设者。
2011年10月7日
文明建设，任重道远
5月初我去拉萨，十年后重访这座世界屋脊上的阳光城，发现不仅建筑和街道更漂亮，整座城市也更清洁了。市中心的大昭寺前和八廓街上熙熙攘攘，游人如云，围着大昭寺转经的僧人与信众成群结队，但秩序井然，环境整洁，连地面也光洁如新，与我在1987年和996年这两次的感觉不可同日而语。我问一位值勤警官：“你们是用什么办法保持环境整洁的？”他指着一位在不停走动的环卫工人说：“有几位工人随时保洁。”“有没有采用罚款等办法？”他显得有些惊奇，摇着头说：“没有。好像没有必要。”我走近那位环卫工人，见她提着的垃圾筐中并没有捡到什么。看来这样的措施的确已经足够了。
这当然是以拉萨和西藏自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为基础的，也是当地注重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果。
由此想到了上海。近年来凡是到过上海的中外人士，无不为城市面貌的焕然一新而惊叹。就是经常来上海的人，也能亲身感受“一年一个样”的飞速发展和巨大进步。就是一直被视为城市顽症的某些不良现象，如随地吐痰、乱扔杂物、不守秩序、乱穿马路、大声喧哗等，也在逐渐减少。最近开展的“百万市民学礼仪”活动和整治乱穿马路的行动，可以从两个方面体现上海正在做出的努力。前者是立新，后者是除旧，同样重要，并都已取得初步成绩。杜莎夫人蜡像馆开放以来，游客数量比预料的多，但原来担心少量游客中会出现的陋习却没有发生。六年前被盗的城市雕塑“打电话少女”，在市民期盼中原地重立，备受关爱。如果我们留意身边的人和事，还可以发现不少看来细微却能显示精神文明的迹象。城市文明的新风尚就像春雨，“润物细无声”，却在实实在在地发挥作用。
人们往往将某些不文明现象的出现以及某些陋习长期无法消除，归咎于外来移民和流动人口，而不是从城市本身或本地居民身上找原因。的确，上海作为一座国际大都市，经常保持着数百万流动人口，新移民还在源源不断地迁入，其中自然有素质不高的人，也免不了有违法乱纪的行为存在。但世界上哪一个国际大都市不是如此？而且从流动人口和移民的数量、来源、占总人口的比例看，上海目前并不算高，今后还会更高。就是与国内其他大城市相比，北京、深圳、广州等地有过之而无不及。一座国际大都市的文明水准，不仅表现在本地居民的整体素质上，还应该体现在对外来移民和流动人口的影响，既包括对他们的管理和引导，也包括吸收他们之中的先进成分。我在意大利那不勒斯时曾遇见一位德国游客，面对当地人乱穿马路、机动车乱闯红灯的现象，他愤愤不平。我问他：“德国有这种情况吗？”他说：“简直不可思议！要是在德国，我肯定会追上去将他们拉回来。”在德国，我虽然没有看到德国人将乱穿马路的外国游客（实际上也没有）拉回去的事，但严格的交通规则和民众自觉的纪律性，使绝大多数外来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入乡随俗。在英国剑桥，一天早上我骑车穿过一片绿地中的小路，发现一位老人在不停地向我挥手，我赶快停车询问，才知道这里已过了专用自行车道，只能供步行或推车通过。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而是朱是墨，还得靠城市本身。
另一种误解，是认为需要提高文明素质的主要是文化程度低或经济条件差的人。但最近在交通整治时，因乱穿马路又妨碍交警执行公务而被行政拘留的，恰恰是一位拥有硕士学位的海归白领。而在高级写字楼附近的路口，乱穿马路的现象并不比普通居民楼前的路口少，这显然与文化程度或经济条件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照理说，遵纪守法应该是每个公民都具备的基本素质，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等特殊历史背景，却使这一代人中不少人缺损了，并且影响到他们的下一代。有些人在国外时受到种种约束，不自觉地做到了，回国后却放松了，或者“入乡随俗”，故态复萌。所以不管什么人，无论你文化程度多高，经济条件多好，该补课的就得补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