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些地方虽然至今尚未改成，改名的声浪却一直没有停歇。但万变不离其宗，都是出于现实的目的。如河南新郑，有人想改名轩辕，自然想以此巩固“黄帝故里”的地位。而要将石家庄改为西柏坡，无非既要借重“红色旅游”，又能摆脱“全国最大的（村）庄”的地位。更离谱的，是有人以骆马湖谐音“落马”为由，要求改为“上马湖”，完全将地名当成祈福辟邪的工具。这些企图之所以受到抵制，是因为多数人还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如新郑本来就是一个有二千七百多年历史的地名，是全国为数不多的有确切年代可考、还在用的古地名之一。放弃它而改用一个有争议的新地名，究竟会带来什么好处？石家庄作为一个省会城市的名称已有几十年，试问国内外还有谁将它当作村庄？至于听到“骆马”就想到“落马”，恐怕只有贪官、愚官，如果官运才能随着吉利的地名而来，人类社会岂不太简单了！
面对这样的声浪，地名主管部门应该依法办事，严把地名审批关，而不能迎合某些人的不合理要求，或屈从于现实利益，更不能随意破例。例如，大桥的命名一般都是以两岸地名的简称合成，先南后北。建于镇江和扬州（扬中）之间的大桥应该称“镇扬大桥”，实际却用了镇江的古称“润州”，成为“润扬大桥”。试问全国有多少人知道这个“润”代表哪里？与镇江有什么关系？按这些人的逻辑，莫非要将镇江改名“润江”？莫非要将全国以“镇”字开头的地名都改掉？
2010年6月3日
请不要再折腾地名
中国是世界上地名历史最长的国家之一，有些传说中的地名存在于五千多年前，见于甲骨文记录的地名至少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今天还在使用的地名很多可以追溯到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秦、西汉时期，甚至夏、商、周三代。有些县，从秦汉设置至今，名称和治所都没有变过，连辖境也大致稳定。这些地名既是中国珍贵的文化遗产，也是历史的坐标。离开了这些坐标，历史的空间因素就无法准确复原或重构，国家、民族、群体、家族和个人的记忆就会断裂以至消失。在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延续过程中，稳定而准确的地名起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由于疆域盈缩、政权更迭、政区沿革、人口流动、民族迁徙、经济开发、文化传播以及天灾人祸等种种原因，不少地名不得不因此而产生、改变或废弃。但在一般情况下，除非为了地名的准确规范，不得不进行必要的调整、归并、析置、改名、去同名外，不会轻易更改地名。而且，不恰当的改名往往无法持久，最终还是回到原来的地名。王莽当政时曾在全国范围更改地名，把能改的地名都改了，并且一改再改，最多的政区名称反复改了五次，造成极大不便，也引起广泛抵制。但随着王莽的覆灭，这些被更改的地名几乎全部恢复原名。这是典型的劳民伤财的折腾。文化大革命初期也曾普遍更改地名，几乎所有的地名标志、包括一些文物级的标志无不被破坏毁灭，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但有的地名不久就恢复了，到文革结束后，新改的地名大多被废止。
建国六十年来，国家对少数不适宜的地名陆续作了更改，县一级政区消除了同名现象，除了有些通名仍然不够规范外，绝大多数地名已经符合准确规范的标准，应该保持稳定。但近年，一些地方热衷于改地名，有的还改了不止一次。改名的原因，有的是盲目复古，非恢复历史上的旧地名不可。有的是追求“高雅”“响亮”，认为原来的地名“太土”“难听”。有的是因为行政区划的变动，要突出政府驻地的地位。但更多的是为了地方利益，如争夺名人出生地、墓葬地或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地，突出旅游点，企图用这种办法提高当地的知名度，垄断旅游资源，吸引更多游客，招商引资。
但实际效果如何呢？首先是耗费巨大。且不说更改成功的过程要花费上千万用于论证、上报、宣传、公关、“跑部”，被批准后的花费更大。所有带旧地名的公章、证件、文书、档案、招牌、信笺、介绍信、表格、推介材料等全部要作废或改动，上级主管部门、下辖机构、全部有来往的单位和个人的相应资料都要修改，全部带旧地名的文献资料都得陆续加注或说明。由于一时不可能彻底做好以上工作，这一过程会持续相当长的阶段。
以景点名称作为政区地名的做法往往会造成很大混乱，特别不便于外地游客，降低了游客的满意度。如徽州改名黄山市、屯溪成为黄山市政府驻地后，外来者大多分不清作为景点的黄山与黄山市的关系，而当地人从不将屯溪称为黄山。现在居然还有人将这类改名当作成功的例子，以为旅游的发展和游客的增加得益于此，所以也想用景点的名称取代原来的地名。其实这是本末倒置，黄山、张家界等地旅游的发达，根本的原因还是景点本身的巨大魅力、设施的改善和服务的提升。没有这些条件，仅仅依靠改名是不会产生那么大的效益的。
有些地方不惜抛弃延续二千多年的地名，而改用一个历史短得多的景点名称，实在得不偿失。据说有人主张将陕西扶风改名法门寺，如果真这样做，从西汉开始就以“三辅”之一闻名天下的扶风、以“豪侠”著称的扶风、与大量重要史实联系的扶风，从此将找不到归宿，这样的损失或许要许多年后才会表现出来，却是不可弥补的。其实，扩大法门寺的影响完全不必以放弃扶风为代价。
请不要再折腾地名，特别是那些历史悠久、意义重大的地名，也请政府主管部门把好这个关。
2009年6月12日
关键在于地名的准确和规范
据报道（6月9日《东方早报》A10版），西门子高管徐建国调研三年后致信《东方早报》，建议相关部门建立全新道路交通标志系统，交通标志应“多用地名”。徐先生现在专职负责公司的世博会项目，其中包括上海的智能交通项目，他的建议对未来上海道路交通标志系统的建设会有相当大的影响。
就上海的交通指示牌而言，的确存在徐先生所指出的弊病。我在上海生活了半个多世纪，又有多年驾车经历，也深有同感。但我以为，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上海的地名如何能做到准确、规范。没有这个基础，全新的道路交通标志系统是无法建立的。即使建成了，徐先生所指出的弊病依然会存在。
一个准确、规范的地名，必须有明确的地理坐标和空间范围，即它的中心点或代表性地点的经纬度，它所覆盖的范围。无论是一个点、一条线，还是一个面，都应该有明确的界线。应该有一个符合地名主管部门规定的名称，包括全称、简称、别称，必要时还应有正式的外语译名。如果是一个历史地名，还必须明确它的起讫时间和使用年限。在同一区域内，不应出现相同的地名。避免使用同音（包括用方言发音）和容易混淆的名称。由专名和通名构成的地名，也要尽量避免采用同样的专名。
但上海目前的地名，离这样的标准相差很远。
就拿上海这两个字来说，至少代表了三个不同的地名。第一是指上海市这个行政区域，即中央直辖的上海市。它的界线是明确的，面积是基本固定的（因还有沿海沿江淤积与冲刷的变化），它的中心点是人民广场，也是上海市道路系统的零千米处。第二是指上海这座城市，但它的范围是不明确的。它与政区界线并不重合，现在上海市在大陆部分都已设区了，但没有人认为这里都是城市。在地图上它没有明确的界线，或许有官方的概念或统计上的界线，也有民间的习惯性范围，却不断在变化。第三是指上海市的中心区，但与第二个地名的情况相同，也没有明确的界线和范围。人民广场附近固然是中心区，但东西南北到哪里为止呢？
所以在目前条件下，不用说徐先生和他的同事搞不明白，就是地名专家也束手无策。譬如有人说到上海去，谁能准确说明他要到哪里去？就是他说要到上海市中心去，也未必非到人民广场去呀！但如果使用明确的地名，这个问题就不难解决了。如规定“上海市”是指整个上海市行政区；“上海主城区”是指以人民广场为中心的城市区域，如以外环线为界；“上海中心城区”是指以人民广场为中心的核心城市区域，如以内环线为界。在上海市内部使用时，“上海”两字可省略，简称为市区、主城区、中心城区。那么，无论是在地图上显示还是在道路上标志，都不至引起误解。如进入上海的高速公路可分别标为离上海市区、主城区、中心城区、人民广场还有多少千米。
与上海主城区不连接的区的地名也有这样的问题。如奉贤，是上海市下辖的一个区的名称，区政府的驻地在南桥。外地人说到奉贤去，既可以指进入奉贤区的范围，也可以指去南桥。但不知道南桥这个地名的人只能说去奉贤，而当地人却只会说去南桥。在奉贤设县的时候，还可以用“县城”指南桥；如今改了区，却没有一个“区城”的名称。如果能划定一个范围称为“奉贤城区”，以区别于整个奉贤区，又不限于南桥或南桥镇，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徐先生主张多用地名，从保存历史和人文记忆的角度考虑是有道理的。殊不知上海的地名大多也有这样的问题。如静安寺，既可指那个真正的静安寺，也可以指一个具体的地点或区域，但地名管理部门并没有明确划定并公布，所以不同的人所指的地方并不相同，甚至连中心点也不同。又如五角场，可以指五条路相交的这个广场，也可指广场周围一个并不明确规定的范围，还可以指以“五角场”命名的一个街道及其辖区。连本地人都无法准确判定地点和范围的地名，如何能用于道路系统的标志？多用地名的前提是地名本身的准确和规范，这恰恰是目前最缺乏的。
还应该指出，交通标志不仅是为本地人设置的，也是为外地人设置的；固然可用以提醒认路的人，更是为了帮助不认路的人。如果过多地使用地名甚至老地名，对外地人和不认路的人能起什么作用？目前通行的地址是某路某号，如果道路上的标志只写着外滩、徐家汇、十六铺一类地名，尽管徐先生会一目了然，但外地人和不认路的人怎么找到那条路呢？至于徐先生所说的面对“中山东二路”“中山南路”的标志，司机会分不清哪里是外滩，哪里是徐家汇，其实是很容易解决的，只要在路名后加注某某方向就可以了。
总之，当所有的地名（市、区、县、镇、乡、街道、路、里弄、村等）都做到准确和规范时，全新的道路交通标志才能建立。
2009年6月11日
淮安真的恢复了吗？
1月31日，江苏省政府发布通知：经国务院批准，淮安市楚州区更名为淮安市淮安区。经过十余年的努力抗争，一度被官方改名楚州、当地坚持称为“老淮安”的县级行政区终于“夺回”了本来属于自己的地名。
自南宋绍定元年（1228年）改山阳县为淮安县，到元代至元二十年（1283年）复名山阳县，1914年又改名淮安县。到2001年被改名楚州区时，淮安这个地名已存在了八十七年。而这里虽曾三度称过楚州，并长达六百多年，却是在南宋改称淮安之前，当地绝大多数民众是不知道的。但淮安这个地名并没有取消，而是成了下辖五区（含楚州区）四县的“地级市”的名称。楚州区复名淮安后，当地就有了一个淮安市和一个淮安区。所以只要淮安（地级）市还存在，从地名意义上的“淮安”已经不是原淮安县（县级市）的专属，是恢复不了的。例如，对当年人来说，或许可以用“市里”或“区里”“清河”（地级市政府驻地）或（老）“淮安”加以区别，而对外地人来说，一般是分不清两个淮安的区别的。首次寻访周恩来故居的人，只会找到淮安去，不会明白要找“淮安市淮安区”，就像当初不知道要找“淮安市楚州区”一样。
但这番反复是以很大的损失为代价的。
首先是纳税人的钱，且不说两次改名过程中活动于从地方到中央各部门所花费的明的暗的，光改名后直接所需费用就是几千万上亿计的。这对于拉动某些行业的内需或许有利，却是以社会财富和物资的浪费为前提的。而且，因为地名频繁更改造成的电信、物流、公关、旅游、人际交往等方面的差错更不知会有多少，会持续多久，这些无谓的损失难以估计。
其次是历史地名及其人文意义的丧失。原来的淮阴县置于二千二百多年前的秦朝，其间虽屡有废置，但治所的位置基本未变。现在虽还有淮阴区，却已经不包括原来的城区，名实不符。在全国二千多个县级行政区中，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朝的已经不多，名称与治所地点都相同的更是屈指可数，所包含的历史人文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将越来越宝贵，并且无可替代，轻易更改放弃岂不可惜！
再次是造成国人地理概念的混乱和贫乏。本来，稍有文化的人对本地历史沿革都能了解，对著名的风景名胜都知道它们的确切地点，介绍自己的籍贯或出生地至少要精确到县级政区。由于近些年来行政区划和地名的频繁变更，加上“地级市”的普遍化，如今连大学生、研究生都弄不清自己家乡的历史沿革和地名来历了。在介绍自己是哪里人时，都只称某某市。对全国知名的风景名胜、世界遗产，一般人也只知道在某某市（一部分就已以景点命名了），却不知道实际在该市所属的某县或某乡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