浊，如水的浊重昏暗，用在人身上就是昏沉、糊涂、驳杂不纯的状态，与粗鲁、愚笨、庸俗、猥琐、鄙陋相配，常与“昏”连用，称为“昏浊”。
从这儿可以看出，清与浊是相对应的一组概念，说明人是聪明还是愚笨，智慧还是鲁钝，在评判人的命运时，清者贵，浊者贱。
邪，指奸邪；正，指忠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道德标准，因而邪正观念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另有介于正邪之间的一类人，对于这类人，应在具体的环境下去区分其是奸邪还是正直，不能一概而论。
从上可知，由于“正”和“邪”都蕴藏在“清”之中，并都以“清”的面目出现，要准确地分辨它们，是一个比较困难、需要技巧的问题。
曾国藩善于洞悉部下心理，精于驭人之术。不过，凡事都有例外，他在识才用人问题上，也有一时眼拙、大栽跟头的时候。所以他才有了“邪正难辨”这样的感慨。
有一次，曾国藩与几个幕僚煮酒论英雄，他问道：“我与李鸿章、彭玉麟相比，孰高孰低？”
幕僚中当然不乏“九段”拍马高手，其中一位抓住机遇，抢答道：“自然是曾公才德最高！”
不料，此时曾国藩觉得还是谦虚点对自己进步有好处，摆摆手说道：“过誉了，过誉了。李鸿章和彭玉麟都是当今的英才，我自知不及二位。我生平稍值得赞许的，就是不爱听拍马奉承，还有那么一点儿自知之明。”
幕僚们听罢，坚决不信，继续猛拍狂拍。又有一位开腔：“曾公不必客气，依我看你们三位各有所长，各有千秋，彭公威猛，人不敢欺；李公精明，人不能欺；曾公……”
这位老兄是信口开河，不料说到此突然卡壳，想不出恰当的比喻了。
曾国藩正听到兴头上，追问道：“我怎么样呢？”
其他幕僚们见状，立即脑筋急转弯，想来个一语惊人，大讨曾国藩的欢心，无奈，脑袋忽然“停电”，就是想不出。
坐在门边的一位年轻人插嘴道：“曾公仁德，人不忍欺！”
幕僚们一听：好棒！猛拍巴掌。
曾国藩嘴上坚持谦虚：“不敢当，不敢当！”心里早已是一片灿烂。他打量了一番那个年轻人，咦，自己怎么不认识他？于是，悄悄问身边的幕僚，此人是谁？幕僚告诉他，这个年轻人是个秀才，刚刚招来担任文书的，办事还算勤快。
曾国藩一听，频频点头，此人有才华，可重用。果然，没多久，他就破格提拔这个年轻人出任扬州盐运使。
这次，曾国藩可是大跌眼镜。这个年轻人得到如此肥缺，顿时经受不住考验，抵挡不住诱惑，花天酒地挥霍不说，还一口气娶了四个姨太太，大演“妻妾成群”。朝廷派员到各地检查廉政情况，他自知纸里包不住火，干脆携公款潜逃。
显然，曾国藩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听说这件事后，眉头紧锁，一脸想不开。有一位幕僚不忍心，好言劝慰：“这种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不必往心里去。”
曾国藩长叹道：“唉，我一向慧眼识才，没想到这回栽在一个毛头小子手上。他说人不忍欺我，他不是就忍心欺我了吗？”
那幕僚倒也直爽：“您不是自夸不爱听拍马奉承吗？那小子是拍您的马屁，您都没听出来呀！”
这可真应了那句老话“事之至难，莫如知人”。
事之至难，莫如知人。这是宋朝诗人陆九渊的一句名言，他揭示了识人的基本情况。说明了世上的事情，再没有比识别人更难的了。
事之至难，莫如知人。原因之一在于“凡事之所以难知者，以其窜端匿迹，立私于公，倚邪正，而以胜惑人之心者也”。这就是说，识人这样的事情不易了解的原因，是由于它隐藏迹象，把私心掩盖起来而显出为公的样子，把邪恶装饰成正直的样子。人的奸恶之所以难以辨识，是由于有正直、忠诚、善良的外表做掩护。
事之至难，莫如知人。原因之二在于“人心难测”。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这就是说人的内心比险峻的高山和深邃的江河还危险，比天还难以捉摸。
事之至难，莫如知人。原因之三在于“人之难知，不在于贤不肖，而在于枉直”。识别人的难处，不在于识别贤和不肖，而在于识别虚伪和诚实。人有坏人与好人之分，英雄有真英雄与假英雄之分，君子有真君子与伪君子之分。人还可以分为虚伪与诚实。有表面诚实而心藏杀机；有“大智若愚”，表面看上去是愚笨的样子，而内在里却是聪明之人；有“自作聪明”而实际是愚人；有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的两面派。
事之至难，莫如知人。原因之四在于“才与不才之间，似是而非也”。即指贤才与非贤才之间，似是而非，难以分辨。可以说，任贤非难，知贤为难；使能非难，知能为难。即任用贤德的人并不难，识别有贤德的人才真正困难；使用有才能的人并不难，发现有才能的人才真正困难。
知人难，推举贤才也难。因为有贤才的人，在他未成才时，不为人所知，或知之者甚少，知者如无名无权也推荐不了。如果已锋芒毕露，才华超人，可能会被嫉贤妒才者所忌，不仅不肯推荐，甚至加以诽谤，诚恐其超过自己，或代己之位。而有的虽知贤也不愿推荐，这种人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怕推荐的人如果出事累及自己。故世上虽有奇才，愿推荐者少。
因此，荐贤者不仅要有知人之明，还要有荐贤之量，不嫉贤妒才，有为国家荐贤的至公之心。所以说，能荐贤才的人，其本人就是贤才。历史事实说明：正因有推荐贤才的贤才，才能出现不少闻名于世的大才，这些大才也与推荐他们的贤才的大名共同垂誉于史册。
《宋史·程元凤传》记载：宋度宗时，程元凤任少保、观文殿大学士，他荐举人才不徇私情。有世交之子来求升官，元凤谢绝，其人累次来请求，言及先世之情，元凤说：“先公畴昔相荐者，以某粗知恬退故也。今子所求躐次，岂先大夫意哉？矧以国家官爵报私恩，某所不敢。”可是，有人尝被元凤弹劾，后见他改过，而其才可用，便推荐之，元凤说：“前日之弹劾，成其才也；今日擢用，尽其力也。”
元凤选拔人才坚持原则，不应提升的，即使是有恩于己的人的儿子也不提升，正如他所说不能“以国家官爵报私恩”。细品元凤言行，值得借鉴的有三：一，推荐和使用官吏，元凤都是出于为国的公心，不存在任何私人的成见。二，弹劾人是为保护人才，是不使其人走上邪道，使其回到正路，促其成才。三，辩证地看人。对官吏有错误则弹劾，不使其有害于国家；改正了错误，其才可用，则擢升，使为国尽其才能。元凤如此为国保护、推荐人才，只有大公无私的人才能做到。
能否辨伪，与能否知人大有关系，崔群向唐宪宗提出要辨伪必须“纠之以法”，这是很有见地的主张。事见《旧唐书·宪宗本纪》：
唐宪宗对宰臣说：“听受之间，大是难事。推诚选任，所谓委寄，必合尽心；乃至所行，临事不无偏党，朕临御已来，岁月斯久，虽不明不敏，然渐见物情，每于行为，务欲评审，比令学士，集前代昧政之事，为《辨谤略》，每欲披阅，以为鉴诫耳。”崔群说：“无情曲直，辨之至易；稍有欺诈，审之实难。故孔子有众好众恶之论，侵润肤受之说，盖以暧昧难辨故也。若择贤而任之，待之以诚，纠之以法，则人自归公，孰敢行伪？陛下详观载籍，以广聪明，实天下幸甚！”
唐宪宗对下属进言，认真评审其是非，但有时要辨别进言者说的善恶真伪，感到是大难事。因此，他令学士总结前代关于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写成《辨谤略》，作为鉴诫。崔群说唐宪宗以史为鉴，是可增广聪明的，但事属暧昧，一时是难于辨别的，故孔子有众好众恶以分善恶之论。而崔群提出的意见，比之孔子所说更能解决问题，即“择贤而任之，待之以诚，纠之以法，则人自归公，孰敢行伪”。这就是以诚待贤，如果行伪作恶，则以法处理，这样做，官必奉公守法，不敢作伪为非了。
左仆射王起频主持贡举工作，每次贡院考试完毕，都将录取名单呈给宰相最后定夺。由于录取的人不多，宰相廷英说：“主司试艺，不合取宰相与夺。比来贡举艰难，放人绝少，恐非弘访之道。”唐武宗说：“贡院不会我意。不放子弟，即太过，无论子弟、寒门，但取‘实艺’耳。”
由于职权和取才原则没有明确规定，所以主持取才工作的王起频心中无数，恐取士有失，故呈宰相最后决定。对此，宰相廷英提出两点意见：一是录取的士人不必呈给宰相决定；二是录取的人太少了，不利于广招人才。对此，唐武宗确定了取士的原则：取士要取有“实艺”的，即有真才实学的人，不论他是贵族子弟还是出身寒门。
唐武宗确定取才的原则，负责取才者就可有所遵循。但有了原则还不能保证所取的是有“实艺”的，还要有具体的办法，不然，原则难以贯彻执行，有可能落于空谈。
俗语说：“人心难测。”人心何以难测？心是指人的思想，思想是无形的，看不见，摸不着，它隐藏在人的脑海里；且思想又非固定，随着客观世界的变化而变化，所以，要摸透人的思想是不易的，故称人心难测。
照理说，思想指导人们的言行，人的思想必然在他的言行中表现出来，也就是说人的思想和他的言行应该是一致的。可是，各人表现不同，有一致的，有不一致的。其人所想与其言行一致的，这种人易知；如果其人所想的与他的言行不一致，或者他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这种人就难知。
人们常说，“知人知面不知心”，这恐怕也道出了“人心难测”的道理。有人说不要轻易相信他人的知心话，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有的人特别是在情浓之际和说话投机的时候，总是轻信他人的知心话。对方向我吐露了真言，我又为何向人家讲假话？所以把心里的话全掏出来讲给人家听。然而，你可知道，他“真诚”地在你面前说别人的坏话，在别人面前也会“真诚”地说你的坏话。人总是在变化的，今天你是他的朋友，明天你可能又成了他的对手。是对手，他就可能利用你的知心话，特别是隐秘的话来攻击你。
所以，所谓的“心里话”往往是不可靠的。对此，最好不要轻易相信它。如果失去了这方面的警惕性，轻信了别人，就有可能上当受骗。
人们常说，知人难，知人心更难。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有的人说的和心里想的不一样，嘴里说的不是心里想的。就以《冰鉴》所说人之“正邪难辨”。难辨是难辨，但并非不可辨。尽管那些奸邪小人都善于伪装，但总有些破绽可以让我们看清其嘴脸。
《三国演义》里的魏延杀了长沙太守投奔刘备，诸葛亮不仅不觉得是一件什么好事，反而下令把他拉出去斩首。诸葛亮之所以如此不近情义，原因就在于他看透了魏延有反骨：现在反叛太守，有朝一日也必要反叛蜀汉。果然不出所料，诸葛亮一死，魏延就出了问题。
知人看交结，识人看处事。识别一个人只要看他现在的为人处世，就知道他会对你怎样了。
总是在你面前说别人闲话、记别人小账的人，在背后必然会说你的闲话，记你的小账。整天算计别人、和别人过不去的人，与你关系再好，有朝一日你很可能要被他算计。对那种别人帮了他的忙不仅不感恩，反而恩将仇报的人，无论如何对他不可发善心，否则倒霉的只能是你自己。
这些都是具有规律性的常识，我们不可不牢记在心里。
辨别贤佞是个大难题，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的，但从理论上讲，要辨别肯定是可以的。关键在于用人的人，如能以公心来对待其下属的言行，并用实践效果来检验其是否正确，贤佞自必分明。王充在他所著的《论衡·答佞篇》里，比较详细地探讨了这个问题。他以问答形式进行论证，有人问佞人和谗人有否异同之处？他答道：“两者都是卑鄙的人，但表现不同，谗人是以口害人，而直言不讳；佞人以阴谋诡计害人，而隐瞒其动机。因此，谗人害人易知，佞人害人则难知。”有人质问：“这么说，佞人则不能知了？”他答道：“佞可知，人君不能知，庸庸之君，不能知贤；不能知贤，不能知佞。唯圣贤之人，以九德检其行，以其效考其言，行不合于九德，言不验于事效，人非贤则佞矣。夫知佞以知贤，知贤以知佞；知佞则贤智自觉，知贤则奸佞自行得。贤佞异行，考之一验；情心不同，观之一实。”他认为能知贤则能知佞，知佞则能知贤，因贤佞是对立的，否定了此方则可肯定彼方。而辨别的标准是“九德”，看其言行是否符合，并用实践效果来检验其言行，贤佞则可辨别。对此，王充在《论衡·定贤》里进一步作了阐述：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孔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曰：“未可也。不若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夫如是，称誉多而大小皆言善者，非贤也。善人称之，恶人毁之，毁誉者半，乃可有贤。以善人所称，恶人所毁，可以智贤乎？夫如是，孔子之言可以知贤，不知誉此人者贤也？毁此人者恶也？或时称者恶而毁者善也！人眩感无别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