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态的基本特征是“弱”，性情温柔和顺，平易近人。天生之弱态容易辨识，但生活中常见的弱态之人并非都是生来就弱，有些弱态是为了处世的需要，这种情况就需要细细推敲一番了。
有些人看上去平平常常，甚至还给人“窝囊”、不中用的弱者感觉，但这样的人并不可轻易小看他。有时候，越是这样的人，越是在胸中隐藏着高远的志向抱负，而他这种表面“无能”，正是他心高气不傲、富有忍耐力和讲策略的表现。这种人往往能高能低、能上能下，具有一般人所没有的远见卓识和深厚城府。
在中国古人的处世智慧里，要保全自己不受伤害和攻击，最好的办法是以退为进，隐于无形，即把自己放在一个弱小的位置上，不引人注意，自然不会遭小人妒忌陷害。这种弱态是古人处世智慧中一个很高的境界。曾国藩就很多次用这种办法来保护自己。
功高盖主，兔死狗烹。身为臣子的曾国藩深知身居高位的危险。曾国藩的一生中，屡获朝廷重任，对此，他除在一些家信中偶然表现出沾沾自喜外，更多的则是惕惧。如慈禧上台只十八天，便命曾国藩于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之外，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督以下各官，均归节制，同时，曾国荃也以记名按察使“赏给头品顶戴”。
对于这种殊遇，曾国藩的感情是复杂而矛盾的。一方面，他感恩图报，正如他写给弟弟的信中所说：“前此骆、胡、王、薛诸人，皆以巡抚赏头品顶戴，今弟以记名臬司获此殊恩，宜如何感激图报？”另一方面，他又深恐自己骤遭不测之灾，甚至杀身之祸。他写道：“予自（十一月）十五至二十二日，连接廷寄谕旨十四件，倚畀太重，权位太尊，虚望太隆，可悚可畏！”“日内思家运太隆，虚名太大，物极必衰，理有固然，为之悚惶无已。读陶诗《饮酒》诸篇，为之心折。”陶渊明在《饮酒》诗中说：“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这位“结庐在人境”、闲适冲淡的陶渊明，竟然在千年后引起了身处千军万马之中的曾国藩的共鸣。
然而曾国藩并没有如陶渊明一样，“遂尽介然分，拂衣归田里”，而仍然在调兵遣将，用尽心机，日夜盘算着围攻天京的“大业”。他一只眼盯着太平军，另一只眼又不得不盯着满清朝廷。于是，他于十一月二十五日上疏说：“臣自受任两江以来，徽州失守，祁门被困”，并且“受命年余，尚无一兵一卒达于苏境，是臣于皖则无功可叙，于功侧负疚良深”，“至于安庆之克，悉赖鄂军之功，胡林翼筹划于前，多隆阿苦战于后，并非臣所能为力”。他把自己无功受禄数落了一顿之后，又把攻克安庆之功完全算在满人多隆阿身上，而绝不提曾国荃，这实在是用心良苦。接着他又说，左宗棠“其才可独当一面”，朝廷可令他督办浙江全省军务，自己则“毋庸兼统浙省”。他这一奏请，一方面固然是信赖左宗棠，而自己“遥制浙军，尚隔越千里之外”，确有困难，另一方面也是对朝廷中新当权者的态度的一次试探。慈禧等人当然也看透了曾国藩的心计，在十二月十四日的上谕中，令他对节制浙江军务一了，“毋再固辞”，并且说他“谦卑逊顺，具见悃忱真挚，有古大臣之风”，着实把他赞扬了一通。
自然，这并不能使曾国藩放下伴君如伴虎的那颗悬悬之心。所以刚过了春节，他又于同治元年（1862）正月初十日上疏再辞节制四省军务之命。他在奏折中写道：“所以不愿节制四省，再三渎陈者，实因大乱未平，用兵至十余省之多，诸道出师人将帅联翩，臣一人权位太重，恐开斯世争权竞势之风，兼防他日外重内轻之渐。”他摆出一副悲天悯世的架势，以防止外重内轻的议论来消除朝廷的疑虑。其实，自咸丰军兴以来，团练四起，权在督抚，清代早已形成外重内轻的局面，而湘军在当时尤有举足轻重之势。这点，朝廷清楚，曾国藩更加清楚，只是薄薄的窗纸无须捅破，因为一方要利用另一方镇压太平天国，另一方则要利用对方的威势来保护“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整个地主阶级的利益，并为自己谋求进身求利之阶。正月二十三日的上谕说，“当此，江浙军务吃紧”之际，“若非曾国藩之悃忱真挚，亦岂能轻假事权”？甚至加封曾国藩为协办大学士。
但是，谨小慎微的曾国藩并没有因为朝廷的这么几句评语而放松对清廷态度的时时观察。天京城破以后，曾氏兄弟的威望更是如日中天，达于极盛。曾国藩不但头衔一大堆，且实际上指挥着三十多万人的湘军，还节制着李鸿章麾下的淮军和左宗棠麾下的楚军；除直接统治两江的辖地，即江苏、安徽、江西三省之外，同时节制浙江、湖南、湖北、福建，乃至广东、广西、四川等省也都在湘军将领控制之下；湘军水师游弋于长江上下，掌握着整个长江水面。满清王朝的半壁江山已落入他的股掌之中。他还控制着赣、皖等省的厘金和几省的协饷。时湘军将领已有十人位至督抚，凡曾国藩所举荐者，或道府，或提镇，朝廷无不如奏除授。此时的曾国藩，真可谓位贵三公，权倾朝野，一举手一投足而山摇地动。
在这样的时刻，这样的境地，曾国藩今后的政治走向如何，各方面都在为他猜测、设想、谋划。已经有统治中原两百多年历史经验的清王朝，自然不容高床之下有虎豹鼾睡，只是一时尚忍容未发；不断有来自权贵的忌刻怨尤，飞短流长，也是意中之事；自然也有一批利禄之徒，极力怂恿曾国藩更创大举，另立新帝，以便自己分得一匙羹汁。何去何从的问题，当然也早在谙熟历史的曾国藩的思虑之中了。
他的办法，一是叫攻克金陵的“首功之臣”，统有五万嫡系部队、被清廷斥为“骤胜而骄”且有“老饕之名”的老九曾国荃挂冠归里。他说：“弟回籍之折，余斟酌再三，非开缺不能回籍。平日则嫌其骤，功成身退，愈急愈好。”二是裁减湘军十二营，同时将赴援江西的江忠源、席宝田两部一万余人和鲍超、周宽世两部两万余人均拨给沈葆桢辖。这样，曾国荃所部仅剩几千人了。三是奏请停解广东、江西、湖南等省的部分厘金至金陵大营，减少自己的利权。综观三条，都是曾国藩的“韬晦”之计。他在金陵攻克前还“拟于新年（同治二年）疏辞钦差、江督两席，以散秩专治军务，如昔年侍郎督军之象，权位稍分，指摘较少”。
虽然后来曾国藩没有疏辞钦差大臣和两江总督，但上述三条措施正中清朝廷的下怀，使清朝廷骤减尾大不掉之忧，因而立即一一批准。
曾国藩深知“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的道理，同时，经过自咸丰二年（1852）年底开始的风风雨雨，他位已足够高，权已足够大，希望从此过着安稳舒心的日子。因而他才想着把权位退让些，责任减轻些，尽量远离风云叵测的政治旋涡。
曾国藩这种表面的“弱态”，是很高明的处世做事的手段。当拥有优势地位时，这样做可以避免过于引人注目，而当处于劣势的时候，就更是一种对于自己的保护。
要求得发展，首先应该保全自己，自我保护是立足于世的第一步。然而从古至今，很多人都不懂得自我保护，尤其是一些位高权重、才华横溢、富可敌国之人，被自身耀眼的光芒所迷惑，没有意识到这正是祸害的起始。
纵观历史，看历代功臣，能够做到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妒、穷奢极欲而人不非的，实在是少之又少。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不懂得示人以“弱”，不明白放低姿态才是自我保护的最佳途径。反之，深谙此道的人，不管位有多高，权有多重，周围有多少妒贤嫉能的人，都能在危机四伏的世界中为自己保留一席之地。
【原典】
不衫不履，旁若无人，此狂态也。
情态种种之——狂态
【译释】
衣冠不整，不修边幅，恃才傲物，目空一切，旁若无人，这就是狂态。
情态狂妄之人，大多不满现实，以狂放不羁、恃才傲物、旁若无人为个性特征，为人耿介朴厚，有高人之风，但宽容不足，机巧圆润不足，因此为人行事自成一格，既不为他人所理解，也不肯屈尊去迁就他人。常显孤僻，因此能沉心于个人兴趣之中，钻研，发奋，持之以恒，终于有过人的成绩。历史上诸如郑板桥等一类人物，皆属此类。
曾国藩与左宗棠之间的恩恩怨怨历来被世人称道。曾国藩为人拙诚，语言迟讷，而左宗棠恃才傲物，属于典型的“狂态”。
左宗棠自称“今亮”，语言尖锐，锋芒毕露。左宗棠屡试不中，科场失意，蛰居乡间，半耕半读。咸丰二年（1852），已四十一岁，才由一个乡村塾师佐于湖南巡抚张亮基。咸丰四年（1854）三月又入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共达六年之久。曾、左虽非同僚，却同在湖南，常有龃龉。
左宗棠颇有识略，又好直言不讳。咸丰四年（1854）四月，曾国藩初次出兵，败于靖港，投水自尽未遂，回到省城，垂头丧气，左宗棠“从城中出来，到船上探望曾国藩，见他气如游丝，责备他说国事并未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速死是不义之举。曾国藩怒目而视，不发一言”。咸丰七年（1857）二月，曾国藩在江西瑞州营中闻父丧，立即返乡。左宗棠认为他不待君命，舍军奔丧，是很不应该的，湖南官绅也哗然应和，这使曾国藩颇失物望。第二年，曾国藩奉命率师援浙，路过长沙时，特登门拜访，并集“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为联，求左宗棠篆书，表示谦仰之意，使两人一度紧张的关系趋向缓和。
特别能显示出曾国藩的宽宏大度、不计前嫌的心境的，是咸丰十年（1860）对左宗棠的举荐。在这以前，曾国藩也曾举荐过左宗棠。例如，咸丰六年（1856）正月，曾国藩奏左宗棠接济军饷有功，因而，命左宗棠以兵部郎中用。左宗棠性情刚直，得罪了不少人，在湖南“久专军事，忌者尤众”，于是碰上了樊燮。樊燮乃永州镇总兵，此人私役兵弁，挪用公款。左宗棠为巡抚骆秉章代拟奏折，劾请将樊燮撤职查办。谁知樊燮受人唆使，向湖广总督官文反告左宗棠。这位满人官文较为迂腐，竟将这案子报到朝廷，朝廷因命考官钱宝青审讯，传左宗棠到武昌对簿。咸丰帝甚至密令官文，“如左宗棠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此事，京城内外闻之者莫不震惊。骆秉章与湖北巡抚胡林翼均上疏力辩其诬。胡林翼的奏折中且有“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的话。京中官员如侍读学士潘祖荫，与左素不相识，也上疏痛陈“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官文似不可“引绳批根”。在这种情况下，咸丰帝才有“弃瑕录用”的旨意，肃顺也趁机以“人才难得”进言。官文接旨后，才不再催左宗棠对簿，草草了结此案。
很多事实都可以证明，如左宗棠般狂傲者多半都会受到挫折和打击，这种狂态不足为取。
通俗地讲，在现实生活中所谓的“狂态”，就是指一个人骄傲专横，傲慢无礼，自尊自大，好自夸，自以为是。这样的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经常能看到的。具有骄矜之气的人，大多自以为能力很强，做事比别人强，看不起他人。由于骄傲，则往往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由于自大，则做事专横，轻视有才能的人，看不到别人的长处。
《劝忍百箴》中对于狂傲这个问题这样说：金玉满堂，没有人能够把守住。富贵而骄奢，便会自食其果。国君对人傲慢会失去政权，大夫对人傲慢会失去领地。魏文侯接受了田方子的教诲，不敢以富贵自高自大。骄傲自夸，是出现恶果的先兆，而过于骄奢注定要灭亡。人们如果不听先哲的话，后果将会怎样呢？贾思伯平易近人，礼贤下士，客人不理解其谦虚的原因。思伯回答了四个字：骄至便衰。这句话令人回味无穷。
确实是这样。现代人最大的问题，就是狂傲之气盛行。骄横自大的人，不肯屈就于人，不能忍让于他人。做领导的过于骄横，则不可能很好地指挥下属；做下属的过于骄傲，则会不服从领导；做儿子的过于骄矜，眼里就没有父母，自然不会孝顺。
狂傲的对立面是谦恭、礼让。要忍耐狂傲之态，必须是不居功自傲，自我约束。常常考虑到自己的问题和错误，虚心地向他人请教学习。
当然，虚心不是表面的恭敬，外貌的卑逊，而是发自内心地认识到狷狂之害，表现出发自内心的谦和。自我克制，明进退，常常能发现自己不如别人的地方，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指正，虚以处己，以礼待人，不自是，不屈功，择善而从，自反自省，忍狂制傲。这样的人才值得称道和重用，日后也必可成大器。
【原典】
坐止自如，问答随意，此疏懒态也。
情态种种之——疏懒态
【译释】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不分场合，不论忌宜，这就是疏懒态。
中国人自古以来都把面子看得很重，那些“坐止自如，问答随意”不顾别人面子的“疏懒态”之人，肯定是处处吃亏。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寒，做了皇帝后，自然少不了有昔日的穷哥们儿到京城找他。这些人满以为朱元璋会念在昔日共同受罪的情分上，给他们封个一官半职，谁知朱元璋最忌讳别人揭他的老底，以为那样会失面子，更损自己的威信，因此对来访者大都拒而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