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是本质，情态是现象，要知人本质，须从神入手，而情态是精神的流韵，常常能够弥补精神的不足。因此，《冰鉴》建议在考察人物时，要从初观情态、深察精神两个层次和步骤展开。
情态的表现百种千样，却在瞬间即可看到其变化。精神的本质则不易知，故曾国藩强调：久久注目，要着重看人的精神，乍一放眼，则要首先看人的情态；凡属大家，如高官显宦、硕儒高僧的举止动作，即使是羞涩之态，也不失为一种佳相；凡属小儿举动，如市井小民的哭哭笑笑、又跳又叫，越是矫揉造作，反而越是显得幼稚粗俗。看人的情态，对于大处当然也要分辨清浊，而对细处则不但要分辨清浊，还要分辨主次，方可作出取舍。
【原典】
容貌者，骨之余，常佐骨之不足。情态者，神之余，常佐神之不足。
容貌弥补骨之不足，情态弥补神之不足
【译释】
容貌是骨体进一步的外在表现，观之可以弥补我们在“骨相”上品鉴的不足。情态是精神的显露，能清楚表明人的精神状态。
曾国藩对“情态”十分重视。情态与平常所说的神态有没有区别呢？曾国藩认为，神与情态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它们是里与表的关系。
神蓄含于内，情态则显于外，神以静为主，情态以动为主，神是情态之源，情态是神之流。
情态是神的流露和外现，二者一为表，一为里，关系极为密切，所以说情态者，神之余。如上所述，如果其神或嫌不足，而情态优雅洒脱，情态就可以补救其神之缺陷，所以说“常佐神之不足”。
任何一个人，其性格作风、思想境界、专业能力、学识水平等，也就是曾国藩所言“情态”与“神态”，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有的人越变越好，小才变为大才，歪才变为良才；有的则由好变差，由风华正茂变为江郎才尽。所以要于万千人当中寻得人才，必须以发展的眼光看人。
早年的李鸿章桀骜不驯，目中无人，并且带有一种虚伪性，远非重朴质的曾国藩所能看得过。但曾国藩看出李鸿章确有才干可用，日后必成大器，遂予重用。在后来长期的磨炼中，李鸿章逐渐改变其浮巧和锋芒毕露的弱点，越发稳重和坚忍，最终青史留名。曾国藩以发展的眼光看人，的确高人一筹。
汉代叱咤风云的大将韩信，早年家贫，又不会做买卖，常寄食于别人家，众人多嫌弃他。淮阴屠户当众欺负他，使他蒙受“胯下之辱”。他后来投奔项羽，不受重用。汉丞相萧何不计其过往劣迹，慧眼识真才，发现他具有卓越的军事才能。萧何月下追韩信，向刘邦保举其为大将军，并鼓励他施展才华。在漫长的楚汉战争中，韩信充分发挥了他的军事才能，为刘邦建功立业出了大力。
如果刘邦总是用韩信受过胯下之辱的往事来估量韩信的才能，而没有发展看人的慧眼，则韩信就只能成为别人眼中的武夫、无能之辈，一代人才就会被埋没。
从上面的事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用静止、孤立的观点看待人，会把活人看成“死人”。只有在发展中看人，才能真正做到知人、识人的客观公正。
反观今天的某些企业管理者，平时总是嘴上说自己观察人是多么仔细、多么准确，并且总是能够首先看到人家的发展方向。这些话让手下人不免为之心动。可在实际工作中，他们却往往总是一提到某人，就先从这个人以往的某几件事情上大肆议论，历数他过去的种种过失，然后就轻易地下结论说，这个人似乎也就这样了，以后难有作为。这种用静止的眼光识人的做法，实际上是非常愚昧、狭隘的。
大家都知道，日行千里的良马，如果没有遇到伯乐，就会被牵去与驴骡一同拉车；价值千金的玉璧，如果没有善于鉴别的玉工，就会被混同于荒山乱石之中。对于人才，如果不用长远、发展的眼光看其潜力，就会使其被埋没。
具有潜质的人有如待琢之玉，似蒙土的黄金，暂时没有引起世人的重视，没有得到公众的承认，若没有独具慧眼的“伯乐”，是难以发现的。
千里马若不遇伯乐，恐怕要终身困守在槽枥之中，永不得向世人展示其“日行千里”的风采。许多具有潜质的人都是被具有发展眼光的“伯乐”相中的，同时，又得到了一个发展成长、施展才华的机会，最终才获得成功。
在发现“千里马”之后，用人者应注意做到下面几点：
鼓励他在公开场合阐明自己的观点和建议。这样做为的是增加他对你的信任，以及对公司的归属感，表明他的建议受到你的重视。
视他为管理工作上的一项挑战。有些管理方法，对待水平较低的下属或许绰绰有余，而在优秀人才眼中，你只是代表一个职位、一个虚衔，并不表示你的才干胜过所有的人，要他们全听你的，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给他明确的目标和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卓越人才行事都异于常人，但又有出乎意料之外的成功；你给他们明确的目标和富有挑战性的工作，他定会感到被看重而满怀工作激情。
对他突出的贡献给予特别的奖励。在你还没有给他更高的报酬时，一些特别的奖励是必要的。对于他对公司突出的贡献，如无特别待遇，动力就会减弱，但不表示他不再追求进步。
适时地赞美他的表现。不要担心他会被宠坏，在他有了杰出表现之后，适时地加以称赞和鼓励。假如你对他冷漠，会使敏感的他以为你嫉妒他。
推荐一些对他有帮助的书籍。“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如果你将卓越人才的工作安排得密密麻麻，这样他就没有时间学习新事物，不断地工作将使他精神疲累。卓越人才并不是万能的，他也有不懂得的事物。
总之，人是在发展变化中走向成熟和卓越的，总是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中增长才干，发挥才能的。善于用发展的眼光来识别人，才是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
其实，作为知人识人者，真正以发展的眼光来识别人，实际上也正是他自身素质不断提高的过程。
【原典】
久注观人精神。
长久地识人要看其精神内质
【译释】
长久地关注某人，要重在发现其精神内质。
俗话说“日久见人心”，有些人，不管他们多么善于伪装和隐藏，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内在精神和气质特征都会暴露无遗。所以在识人的过程中，如果时间允许，就要注重发现其精神内质，这样就能看清他们的真实所在。
曾国藩在其日记和家书中不止一次地强调：人不易知，知人之内质更为不易，这不仅需要时间，更需要用心地观察。
庄子曾说，识人内质要“远使之而观其忠，近使之而观其敬，烦使之而观其能，卒能问焉而观其知，急与之期而观其信，委之以财而观其仁，告之以危而观其节，醉之以酒而观其态，杂之以处而观其色”。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庄子提出的识人之良方，其主旨是：将所识之人派到远处工作，远则难监督，所以可考察他是否忠诚；派在身边工作，容易相熟而没有拘束，故便于考察他是否恭敬；在情况复杂的时候派他去工作，看他的能力如何；急促之间询问他，看他的智慧如何；在紧迫的情况下和他相约，看他是否守信；托付其管理财物，看他是否不贪；告知危急情况看他的气节如何；当他醉酒时，看能否守规矩；将其放在男女杂处的环境里，看他是否好色。庄子的识人内质之良方，既是对前人的总结，又给后人以深刻的影响。这些方法在其他章节也有所提及，为避免重复，我们在这里给大家有选择地加以介绍。
1.远使之而观其忠
忠诚老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从精忠报国、心昭天日的岳飞，到“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从革命前辈的“舍小家为大家，舍自己为人民”，到人民解放军的“为人民吃亏光荣，为祖国献身值得”，无不体现中华民族的忠诚老实的优良传统。
《北史·古弼传》记载：魏太武帝拓跋焘到西河地区打猎，下诏给尚书令古弼，命他选肥壮马匹给骑士，弼却送来弱马。拓跋焘大怒说：“尖头奴敢裁量朕也！朕还台，先斩此奴！”弼头尖，拓跋焘常叫他“笔头”，时人也称他“笔公”。古弼的属官知帝怒都害怕被杀，古弼泰然置之，安慰属官说：“吾谓事君使田猎不适盘游，其罪小也。不备不虞，使戎寇恣逸，其罪大也。今北狄孔炽，南虏未灭，狡焉之志，窥伺边境，是吾忧也。选备肥马务军实，为不虞之远虑。苟使国家有利，吾宁避死乎？明主可以理干，引自吾罪。”意思是说，使君游逸不舒畅，是小罪；而当前北有柔然、南有刘宋正在伺机侵扰，好马要留下以抗敌，这是为国家计，宁死不避，主上英明，是可以理论清楚的。拓跋焘听到了，知古弼忠心为国，对他怒意全消，赞叹说：“有臣如此，国之宝也。”赐衣一套，马二匹，鹿十头。后拓跋焘又到山北打猎，获麋鹿数十头，又诏要古弼派五十辆牛车来运载，诏书刚发出，他对侍臣说：“笔公必不与我，汝辈不如马运之速。”于是便用马运回。行了百余里，接到古弼上表说：“今秋谷悬费，麻菽布野，猪鹿窃食，鸟雁侵费，风波所耗，朝夕参倍，乞赐矜缓，使得收载。”拓跋焘对左右说：“笔公果如朕卜，可谓社稷之臣。”
古弼之所以被称为“笔公”，不仅是因其头尖，主要因其人忠直如“笔”，一贯以国事民生为重，敢斥邪恶。有人上书说魏太武帝拓跋焘的花园和养动物的园子所占的地方太广了，而广大贫农无地耕种，应该裁减园地大半，分给无地可耕的贫农。弼欲奏此事，适拓跋焘跟给事刘树下棋，无心听他的话，弼坐久了，心头火起，便上前揪刘树的头发，拖他下床，刮其耳光，以拳击其背，说：“朝廷不理，实尔之罪！”拓跋焘为之失色，忙放下棋，说：“不听奏事，过在朕，树何罪？置之！”弼便奏事，拓跋焘敬其公直，不仅不罪，准其所奏，将园地分给无地少地的贫农耕种。之后，古弼免冠赤脚向司法部门自劾其不敬君之罪。拓跋焘叫他穿戴好，说：“卿有何罪？自今以后，苟利社稷，益国便人者，虽复颠沛造次，卿则为之，无所顾也。”
有忠直之臣，是因有英明的君主。拓跋焘不仅不治古弼的不敬之罪，反而大为赞誉，鼓励他今后只要是利国便民之事，要大胆去做，不要有所顾虑。也因此，古弼为利国敢于抗旨，也被拓跋焘誉为“国宝”、“社稷之臣”，如果遇上那些迷于私欲的昏君暴君，古弼的脑袋恐怕早就搬家了。正因拓跋焘是英明之主，才能赏识古弼，也才会有这样的公直之臣。
《旧唐书·李绛传》记载：本司郎李绛为人忠直，以匡讳为己任。他在浴堂北廊奏对时，极论宦官纵恣、方镇进献等事，唐宪宗大怒，厉声说：“卿所论奏，何太过耶？”绛坚持己见，申辩说：“臣所谏论，于臣无利，是国家之利，陛下不以臣愚，使处腹心之地，岂可见事缺圣德，致损清时，而惜身不言，仰屋窃叹，是臣负陛下也。若不顾患祸，尽诚奏论，旁忤幸臣，上犯圣旨，以此获罪，是陛下负臣也。且臣与中官，素不相识，又无嫌隙，只是威福太盛，上损圣朝，臣所以不敢不论耳。论臣缄默，非社稷之福也。”宪宗见他忠直而情切，深为感动，慰喻他说：“卿尽节于朕，人所难言者，卿悉言之，使朕闻所不闻，真忠正诚节之臣也。他日南面，亦须如此。”绛拜恩而退。唐宪宗随即任命绛为中书舍人，依前翰林学士。次日，面赐金紫，并亲为选良笏赠之。
唐宪宗是宦官所拥立的，他与宦官关系密切，李绛上奏宦官纵恣不利于国，引起唐宪宗大怒。但唐宪宗是一个较开明的国君，一般还能纳谏，因此对李绛在其大怒之下，仍恳切陈辞，知其忠于己，才释怒慰喻，大为赏识，故升官赏赐。正因唐宪宗能纳谏，任用忠臣，他统治期间，唐朝一度中兴。
2.近使之而观其敬
所谓“近使之而观其敬”，就是指将所要识别的对象派到在自己身边工作，因为天天相见，容易相熟，久而久之就会没有拘束，但便于考察他的恭敬行为如何。也就是观察在与人相交往的过程中是如何对待自己与他人的关系的。
古人云：“行己莫如恭，自责莫如厚。”即为人处世一定要恭敬，要求自己一定要严格。“行谨则能坚其志，言谨则能察其德。”做事谨慎，就能使自己志向更坚守；说话谨慎，就能使自己德行更崇高。人应该言行谨慎，不乱说乱动。如果在自己身边工作的人因相处比较熟了而放松自身的谨慎，这是会出问题的。如同在平坦道路上行走的人放纵自己而脚下不留意，这样，走快了就会摔跤；在艰险的道路上行走的人有所戒备而出脚很小心，故而走得很慢，跌不了跟头。
当然，“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就是说，不知礼，虽然态度恭敬，却不免劳顿；行为谨慎，却不免胆怯；性情勇敢，却不免莽撞；性格直率，却不免急切。这是对待人处世的态度、行为、性情的要求。同时，也只有“恭则物服，悫则有诚”，即谦逊谨慎，人们就会心悦诚服；诚恳老实，事情就会成功。说明为人必须谦逊诚实，这样才会赢得人们的尊敬，也才会把事情办好。
常言道，你敬人一尺，人敬你一丈。自律、自重、自爱、自尊、自励，严格要求自己，树立好的形象，不做有损身份的事，这样，才能经受住“近使之而观其敬”的考验。
3.烦使之而观其能
“烦使之而观其能”，即指在情况复杂时派他去工作，看他的能力如何。一个人的能力有大有小，有高有低，在一般情况下很难区分出来，只有在实际工作中，各种复杂多变的情况出现时，让其所识对象去独立处理，才能辨别其能力的高低、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