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这个伟大而古老的国家，在上下五千年的深厚文化中，海洋文明是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勤劳而智慧的中国古人对航海技术知识的探索和掌握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还有一批勇敢的探险家们，创造的辉煌航海壮举，是留给我们无尽的骄傲和宝贵的经验财富。
中华民族与海洋文明
我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也是世界上最早开发利用海洋的国家之一，大约自新石器时代始，我们的先民就开始在沿海大规模采拾贝类，后来捕捞业、海洋制盐业和海上交通业逐步出现并得到不断发展。
当之无愧地说，直至15世纪，从航海活动上讲，太平洋文明、印度洋文明都毫不逊色于地中海文明和大西洋文明。
距今一万年，进入冰雪交融的冰后期，人类发展更加迅速，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仰韶文化。形成了几个不同的经济区：黄河流域以种粟为主的旱地农业经济区；长江流域是以种稻为主的水地农业经济区；东北到蒙新高原、青藏高原，是以狩猎、采集、放牧为主的游牧区。中国的小麦和大麦是约公元前1300年前后从中东引进的。不过后来的研究表明，早在此以前，中国当地生长的植物已被驯化，并已有了3000年的栽培史。要证明中国是最早的、独立的农业发源地之一，是完全可能的。中国的土生植物如黍、高梁、稻、大豆、大麻和桑树等早在公元前5000年时已作为旱地作物得到种植。这也就说明了最后出现的小麦和大麦为什么在中国也被当做旱地作物进行栽培，而不像在它们的发源地中东，种植在水田里。
养育黄河流域文明的是一片密集的粉沙细土，这种泥土被称为黄土。
黄土是地球上分布较普遍的一种堆积物，均分布在干旱、半干旱的气候带中，即北纬30°～50°。广袤无垠的黄土地区，酷似一望无际的黄土海洋。在这浩瀚的黄土海洋中，发育着气势轩昂、千姿百态的黄土地貌。
黄土地区又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黄土土质疏松细致，含有丰富的营养元素，最适于耕作。由于其天然的肥力和吸水性，黄土不逊于世界上任何种植农作物的土壤。而且，由于华北的降雨量足，黄河流域同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印度河流域一样，没有茂密的森林来阻碍原始人的迁徙。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在黄土地区定居，从事原始的农牧业，并渐渐繁盛起来。东亚的本土文化有它自己的特点，再与外来文化相结合，构成了伟大、独特的中华文明，这一文明以举世无双的连续性从商朝一直持续到现代。
一万年前第四纪冰期结束后，地球上气温开始回升。距今8000年前，这时中原地区出现了考官台文化和磁山文化，大约持续1000年左右，两者融合成仰韶文化。距今五六千年是冰后期气候最适宜的时期，新石器时代正是在这种适宜的自然条件下繁荣起来。
但是不幸的是，接踵而来的是一次自然灾害集中发生期，在短短100～200年期间，持续严寒，特大地震，百年不遇的洪水、旱灾等接踵而来。这种灾害不限于我国，至少整个北半球都是如此。
4000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先民们能把陶器做得像蛋壳那样薄，会制作锋利的石器，还会琢磨、雕刻精美的玉器，甚至已经开始炼铜了。但是他们没有力量抵御大自然的肆虐，经过几千年发展成长起来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遭到了严重打击和摧残。为了寻找更加适宜生存的地方，他们不得不踏上充满危险的迁徙之路。
中原大地是仰韶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先祖世世代代生息的地方。当时这些地区人口最多，密度最大，他们在自然灾害的打击下，已经举步维艰，大量外来移民涌入，不啻是雪上加霜，于是各部族在中原地区展开了生存空间的剧烈冲突。于是，大规模的部族之间战争接二连三地发生了。战争的需要也推动了武器的进步。从这个时期出土的石镞、骨镞数量剧增，磨得尖锐、制作精良的石矛、石刀等专用的武器应时而生。战争的加剧也促使防御工事迅速诞生，龙山时代后期，人们开始在部落周围夯筑城堡。这种规模不大的城堡，在现今河南开封、安阳、淮阳，山东寿光、章丘等地都有发现。
战争与不同文化交融孕育出了华夏文明，也造就了众多的部族领袖，从炎帝、黄帝、共工、蚩尤，到帝喾、颛顼、尧、舜、禹，这许多传说中的人物，以其显著战绩，铭刻在后人的记忆里。
上古先民的海上活动
居住在中国东部沿海的先民所创造的龙山和百越两种文化，与中原的仰韶文化，被称为是哺育中华民族文化的三个摇篮。
龙山文化，是1928年在山东章丘县龙山镇发现的新石器文化遗存，按考古界惯例定名为龙山文化。待到1959年在山东泰安、宁阳两县交界发现了大汶口文化遗存，经测定为6600多年前的遗物，得知龙山文化是由大汶口文化演变而成的，两者是一个体系中的早晚两个阶段，是史前期东部沿海地区自成体系的一种文化。它主要分布在山东省的汶、泗、沂、淄、潍等水的流域和沿海各地。龙山文化的典型器物有半月形偏刃石刀，长方偏刃石锛，矩形石斧和黑色细泥陶器。其中的偏刃石锛和百越文化的有段石锛，同为加工独木舟的专用工具。由此可见，龙山人是长期生息在沿海地区乘舟弄潮的先民。随着他们早期的海上活动，将龙山文化的器物和民俗，从山东半岛漂过黄海和渤海，传播到辽东半岛各地。1958年，我国考古界在大连市的大台山和王庄寨，发现了龙山文化的遗存，两处出土的文物，与在山东半岛西北部沿海所见者基本相同。在大连皮子窝贝丘遗址发现的红褐或青灰陶器，与隔海相对的山东龙口贝丘中的遗存物类似。从考古界发现的龙山文化分布状况来看，证明是龙山人通过海上活动，将这些文物传播到辽东的。后来，又在黄海大长山岛的马石贝丘中，发现了辽宁新乐文化的篦纹陶器，而且是叠压在龙山文化遗物之下，经测定为6600年前的遗物，从而证实在6000多年以前，辽东沿海的先民也带着自己的文化，在海上漂航，与早期龙山人交会于中途海岛之上。在渤海及黄海北部沿岸和岛屿上，遗留下先民逐岛漂航前进的足迹。
百越文化，是泛指上古时期我国东南沿海及岭南地区越族各系先民所创造的文化。百越人主要分布在今江苏、浙江、福建、台湾、广东各省，自古以来便“水行而山处，以舟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是一个濒海而居，且长于在海上活动的民族。他们创造的百越文化的特型器物是印纹陶器和有段石锛。随着百越人的海上活动，把这些器物首先传播到沿海各地。
百越文化的典型遗址在浙江余姚的河姆渡，此地保留着7000余年以前的百越文物遗存，若将这些文物与其他地区所发现的同类遗址相比较的话，可以看到百越文化有渡海向南北传播的现象。1975年在舟山群岛的十字路、塘家墩、孙家山等地，发现了河姆渡第二层类型的文化遗存，距今约有5500多年，是至今在舟山群岛发现的最早的人类聚居遗址。舟山群岛与河姆渡相距虽属不远，其间的传播却晚于发源地1500年，显示着百越人在这一带海上活动的路线和时间。同时，闽越先民也经过长期漂航到达了台湾。
大陆人去台湾的活动可以分作前后两期。前期约在第三四纪之间，当时的台湾、琉球还与大陆相连，大陆上的古人、古生物便从陆桥徒步移徙到台湾。在台湾发现的最古老的人类化石，是“左镇人”的顶骨化石，属于北京人的一支，与山顶洞人相近。他们使用的石器，与大陆南部的旧石器基本相同。后期则在新石器时期，此时陆桥已经沉没，台湾与大陆隔海相望，百越人经过在海上的漂航活动，陆续移徙到台湾岛，同时把百越文化的印纹陶器和有段石锛传播过去。近代在台湾相继发现了大量的百越文化遗存，说明台湾人与越人有密切的血缘关系.属于百越的一个支系，像扬越、骆越、闽越、于越一样，自有其名，叫做外越。
随着龙山人和百越人的海上活动，不仅把龙山和百越两种文化传播到南北沿海各地，同时也流传到遥远的海外。
近代，在朝鲜南部的全罗道、庆尚道各地，均发现了龙山石棚墓葬的遗存。并在朝鲜、日本、太平洋东岸和北美阿拉斯加等地，还发现了龙山文化中的有孔石斧，有孔石刀和黑质陶器。标志着龙山人在远方海上活动的行踪。
近代，在遥远的大洋洲的一些岛屿上，均发现了百越文化的有段石锛。这些地方与中国之间都远隔着重洋，除由海上传递以外别无他途。说明远在五六千年以前，越人已有远涉大洋的能力。
有段石锛，最早是在太平洋中的一些岛屿上发现的，当时还弄不清这种特型文物的发源地。后来于1929～1936年间，在我国东南沿海的杭州良渚，广东海丰和香港的南丫岛，都相继发现了有段石锛。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考古学界在东南沿海各地又有大量的发现，根据成器的时间早晚和器型的演变，可以看出有段石锛的发展历程。
有段石锛，是一种体型比较复杂的石器，不像打制的旧石器那样容易制造，所以不可能在世界各地同步发生，一般是起源于一地，而后随着制造人的移徙传播至其所到之处。从发展的顺序来看，在中国发现的多是初级和中级的器物，高级者比较少。而在菲律宾和玻里尼西亚各岛所发现者，多为高级型的，制作时间比中国所见者为晚。考古界据此断定有段石锛起源于中国的东南沿海，后经百越人漂航传到太平洋各岛。德国的考古学、民族学家海尼·格尔顿据此指出，大洋洲的文化是来源于中国的。他还认为当地人是在新石器时期，从中国东南沿海使用澳亚语系语言的民族中漂洋过海迁去的。海尼·格尔顿的这种论述，以后被考古发现和语言学的研究所证实。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加里曼丹的尼亚洞穴古人，澳大利亚的维兰德拉湖古人，是广西柳江古人东渡的后裔。广东佛山河宕人的遗骨，其头骨特征与美拉尼西亚人相近。浙江河姆渡和福建昙石山的新石器时期古人的遗骨，与澳大利亚尼格罗人极为近似。在波利尼西亚的关岛和夏威夷岛上发现的古人遗骨，与山东大汶口6000年前古人的遗骨对照，颅骨枕部畸形有相同的特征，其身长与大汶口人平均身高1.72米也相一致。并在头骨上明显地保留着大汶口人拔牙风俗的痕迹。另外，美国人约翰·亨德森，在其所著的《太平洋地区手册》上，指明大洋洲的澳大尼西亚语，与菲律宾、中国台湾地区的澳亚语系的关系十分密切，都是继承着5000年前中国东南部沿海地区的语言内容。他从语言学的角度，证实了太平洋诸岛的古文化与中国的源流关系，在时间上，又与河姆渡文化、大汶口文化存在的时代吻合。若把以上各家的考证论述与太平洋诸岛有段石锛的出土遗存结合起来看，可以说，凡是出土了有段石锛的岛屿，便是百越人海上活动的所到之地。百越人从中国的东南沿海，逐岛漂航，一直到达了拉丁美洲西岸。
占星术——早期的天文定位导航
1.唐代的占星术
唐代的天文航海术，基本上仍处在天文导航阶段。如唐代大诗人王维在《送秘书监还日本国》的诗中说：“向国惟看日，归帆但信风。”这种天文导航术，只能使海船沿岸航行，或做惯常的较短距离的横渡航行，如横渡东海、暹逻湾口、孟加拉湾口，还不能确保海船在大洋腹地作连续几十天的远航。
唐代天文定位术的发展，集中体现在利用仰测两地北极星的高度差来确定南北距离变化的大地测量术上。唐开元年间，著名天文学家僧一行（俗名张遂，673-727），曾率领南宫说等人，对唐朝的疆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大地测量。一行创造了一种简便的仪器“复矩”，来测量北极星距离地平的高度，即所谓以复矩斜视北极出地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大率三百五十一里八十步（相当于129.22千米），而桶差一度”。这与现代天文大地测量值111.2千米虽有一定距离，但已经具有航海的实用性。
唐代航海技术革新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中国舟师以航海技术高超闻名于世。亚洲东南方的信风季风规律已被中国舟师充分利用，人们对航海天文知识也较以往有了更多的了解。唐代沈佺期在《度全海人龙编》诗中说，“北斗崇山挂，南风涨海牵”。这都说明了航行中观察天体，利用信风和季风的情况。
由于唐代航海业发达，对海洋潮汐理论的研究和认识也达到了新的高度。约在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年）前后，浙江人窦叔蒙著《海涛志》（又名《海峤志》）六章，这是中国现存的最早的潮汐专著。他经过长期观察发现了潮汐变化与月球运动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
2.宋代占星术的重大演进
宋代的天文航海技术，在继承了唐代及唐以前历代的天体定向助航技术的基础上，出现了重大的进步，其主要的标志是与远洋横渡航行至关密切的天文定位导航技术开始问世并逐渐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虽然据徐兢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所示的“是夜，洋中不可住维，视星斗前迈，若晦冥，则用指南浮针，以揆南北”这一记载可知，在西太平洋近海作较短距离的惯常航行中，天文定向仍是天气良好时的主要导航手段，而指南浮针，则是坏天气时的主要辅助导航手段。但是，随着宋代印度洋远航事业的突飞猛进，这种单纯的天文定向在应付横渡大洋的直航需求上就显得大为不够了。由于长时间远离海岸的大洋航行，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海风与海流的影响与干扰，这种由自然界因素构成的风压差与流压差长期作用于船体，将使船只在若干时间后的实际船位远远地偏离单纯应用天文定向或航迹推算所确定的推算船位。而这种局面一旦出现，必将带来两个严重后果：或者失去航线，不能达到既定的航行目标；或触礁搁浅，倾覆沉没，发生重大海难事故。因此，为了保证大洋航行的安全与迅速，必须有一种能通过天体观测来确定较为准确的船位的技术手段。
以目前的研究结论，我们初步认为，中国古代航海史上的天文定位导航技术始于宋代。虽然，该时代已出现了全天候定向导航仪器——水浮针（以及针盘），并开始在磁针定向的基础上进行定量化的航迹推算。但是，对于以开辟横渡印度洋航路为标志的宋代航海活动来说，仅止于此是很不够的。因为船队越洋横渡的航线基本为东西走向，对于航迹推算船位的最大干扰在于船舶因风、流压差而导致在南北方向上的横向飘移。如果掌握了可以判明南北位移的天文定纬度技术，那么，以磁针定向为基础的航迹推算精度就可以得到关键性的修正，从而使航海定位真正地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