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宣和年间（1119～1125），南海海域出现了拖钓。朱彧以其亲眼观察在《萍洲可谈》中写道：“舟人捕鱼，用大钩如臂，缚一鸡鹅为饵，俟大鱼吞之。随行半日方困，稍近之；又半日方可取，忽遇风则弃之，取得之鱼不可食，剖腹求所吞小鱼，小鱼一腹不下数十枚，枚数十斤。”朱彧还描述海上景况说：“海中大鱼，每随舟上下，舟投物无不啖。”
南宋时，又出现了空钩延绳钓。空钩延绳钓亦称滚钩，其结构形式近似现代的延绳钓。它在一根干线上结附许多支线，支线上结附锋利鱼钩，敷设在江河、浅海底层鱼类洄游通道上，当捕捞对象通过钓具时，钓钩即绕于鱼体上而被捕获。范致明在《岳阳风土记》中，详细记述了这种渔具渔法：“江上渔民取巨鱼，以两舟夹江，以一人持纶钩，其一纶系其两端，度江所宣，用余皆轴之中，至十钩，有大如枰。钩皆相连，每钩相去一二尺，钩尽处，各置黑铅一斤，形如锤，以候水势深浅。……数舟联比而下，每中鱼则候其缓急，急则纵，缓则收，随之上下，待其力困，然后引而取之”。这种渔具主要用以钓捕江中大鱼鲟鳇等。
驯养禽兽捕鱼技术
驯养禽兽捕鱼，主要是鸬鹚和水獭。鸬鹚是一种水鸟，又名鱼鹰、属鹈形目、鸬鹚科。体长约80厘米，重1.5～2千克，全体黑色，带有紫绿色光泽。生活在江河、湖泊、溪流附近，善游泳和潜水捕鱼。古代对这种水鸟早有认识，如汉代杨孚《异物志》说：“能没于深水，取鱼而食之，不生卵而孕雏于池泽间，既胎而又吐生，多者生八九，少生五六，相连而出，若丝绪焉，水鸟而巢高树之上”。从这段记载，可知汉时对鸬鹚的生活习性已有较深刻的认识，但何时驯养它来捕鱼，史无明载。公元766～768年唐代诗人杜甫在夔州（今四川奉节）居住时，首次写了鸬鹚捕鱼的诗句。杜诗说：“异俗吁可怪，斯人并难居。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乌鬼”即是鸬鹚。杜甫是河南巩县人，以后又在陕西长安做官，没见到过鸬鹚，故有此说。这也说明鸬鹚捕鱼在唐时并不普遍，鸬鹚在长江三峡出现，也非偶然，三峡水急滩多，捕鱼用网和钓钩均有不便，用鸬鹚捕鱼，则方便得多。宋以后，鸬鹚普遍使用于长江流域以南地区。后来，因鸬鹚捕鱼破坏水产资源，逐步被禁止或淘汰。
水獭又名水狗，水猫，是半水栖兽。属食肉目鼬科。体细长，圆筒状，体长60～80厘米，体重达7千克，全身毛密致，有油亮光泽，栖息于江河、湖泊和溪流的岸边，挖洞而居，善潜水捕鱼。古人对水獭的食鱼习性早有了解，如《淮南子》说：“畜池鱼者必去猵獭”。到唐代，开始用于捕鱼。据张《朝野佥载》：“通川（今四川达县）界内有獭，各有主养之，并在河侧岸内，獭若入穴，插雉尾于獭穴前，獭即不敢出，去却尾，即出。取得鱼，必须上岸，人便夺之，取得多，然后放令自吃，吃饱即鸣仗以驱之。”这种捕鱼方法一直沿用至近代。
和水獭捕鱼有关，唐代还出现过一种“自动化”捕鱼法。也见于张的《朝野佥载》：“郴州刺史王琚，刻木为獭，沉于水中取鱼，引首而出，盖獭口中安饵，为转关，以石缒之则沉，鱼取其饵，关即发，口合则衔鱼，石发则浮出矣”。不过这种渔法，未见流传。
养鱼扩展和鱼苗装捞专业化
秦汉以后，我国以养鲤为主的淡水养鱼，不论在规模和技术方面都在继续发展。水利工程较多的关中、汉中、四川、南阳和襄樊等地区，是重要的养鱼区。养鱼的水域有池塘和湖沼；三国时期四川郫县开始进行稻田养鱼。由于《陶朱公养鱼经》的影响，已从前代对象无定的畜养方式，进入了以鲤鱼为主要对象的放养阶段。
中晚唐时期，淡水养鱼又发生了突破性进展。主要标志是：养殖品种从传统单一的鲤鱼增加了青、草、鲢、鳙；适应养殖业的发展，鱼苗捕捞装载业应运而生。养殖业与鱼苗捕捞装载业互为因果，互相促进，在我国渔业发展史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李唐王朝的初、中时期，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生产的措施，使生产和人口都得到恢复和发展。尤其是“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被称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清平盛世。这个时期，不仅农业五谷丰稔，手工业、矿冶业、染织业、造船业、制瓷业等等也都有较大的发展；而且由于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换的增多，涌现出了一批人口众多的城市，如西京（今长安）、东京（今洛阳）、广州、扬州、泉州、楚州（今江苏淮安）、洪州（今江西南昌）、荆州（今湖北江陵）、明州（今浙江宁波）、益州（今成都）、汴州（今开封）等等。当时的情况是：“城中有市，市中有行，行中有肆”。以西京为例，唐时商业的“行”发展到220个，而“鱼行”又是众多“行”中的一个大行。
市场需求扩大，对“有利则身行，求利无不营”的商贾和商品生产者来说，无疑是致富的良机。然而鱼行鱼货绝大多数都是鲤鱼的商情，又束缚了他们求利之术，限制了他们的求利之道，强烈的利欲促使他们另辟蹊径。于是开发和扩展养殖品种，已成为产供销的一致要求。此外，从追求经济效益角度来看，属于底层鱼类的鲤鱼，食量大，生长也较慢。特别是亲鲤难求的客观现实，早在南朝时期就已存在。在诸多矛盾之中，只有突破传统，别无选择。这与丝织业方面传统原料家蚕丝供不应求、代之以野蚕丝大量应市的情况，极为相似。
青草鲢鳙养殖在晚唐起始之后，北宋时迅速发展，尤其是长江流域，养殖大盛。
中晚唐时期养殖对象的扩大，论者多认为传统养鲤业的衰落为其直接原因。而养鲤业的衰落则又是李唐王朝禁捕、禁食、禁卖的结果。“必河之鲤，用表皇族”。“鲤”、“李”同音而避讳，有一定的历史背景。然考诸武德、贞观、永徽、开元四种唐律，定留500条，均无明载。鲤鱼失去“独养”局面的原因，归根结底是生产力发展和市场需要扩大的结果。
唐代打破了“唯鲤独养”的局面，但鲤鱼在这一次突破性选择中，并没有被淘汰。鲤鱼的一些优良品种，如黄河的金丝鲤鱼，其声价仍然“足以压倒鳞族”，能吃上它“当为生平口福第一”。因此，青草鲢鳙养殖的兴起，并不是养鲤业的衰落，而恰恰是我国整个养殖业的发展和进步。
同养殖业发展息息相关的是苗种供应。早在北魏时期，贾思勰就已提出：“三尺鲤鱼，非近江湖，仓卒难求”。到了唐代，在商品经济冲击下，从事苗种生产的渔户便应运而生，唐末段公路《北户录》载：“南海诸郡，郡人至八九月，于池塘间采鱼子着草上者，悬于灶烟上，至二月春雷发时，却收草浸于池塘间，悉成细鱼，其大如发。土人乃编织藤竹笼子，涂以余粮或遍泥蛎灰，收水以贮鱼儿。鬻于市者，号为鱼种。鱼，即鲮、鲤之属，育于池塘间，一年内可供口腹也。”“南海诸郡”，指今福建南部及两广沿海的广大地区。孵化方法仍属天然孵化。不同的是，将有鱼卵的草把置于烟灶上，使之有较高的越冬温度，提高孵化率。“余粮”，即禹粮，亦称禹粮石，系一种褐铁矿石。蛎灰即牡蛎壳火化之灰。以此泥涂于藤竹笼子，成为我国最早的鱼箩，解决了“细鱼”“鱼种”的中短途运输工具。所售鱼种有鲮、鲤两种以上。《北户录》另载有一种得细鱼法，即载取大鱼多的薮泽陂湖的水滨之土，放在鱼池中。因土中已先有鱼卵，得水而孵，两年之内，即生大鱼。此法在南北朝时，就已作为《齐民耍术》之一法，所孵细鱼以鲤、鲮、鲫居多。另据宋代叶梦德《避暑录话》所引的《大业杂记》称，吴郡人送太湖白鱼种子置苑内海中水边，十余日即生。“大业”，系隋炀帝年号。若此，则太湖白鱼子的孵化术，在隋代的苏州一带就已出现。
唐代昭宗（889～904年在位）时，今广东新兴、罗定等西江流域一带的农户，结合垦荒改土，在田舍旁挖地，开春后贮雨水，买鲩鱼
子撒于田内，一年后“既为熟田，又收鱼利”（刘恂《岭表录异》）。值得注意的是，此放养法是撒布买来的鱼子。由此可知，唐末从事苗种生产之人，也捞取大江中的鱼卵贩卖，说是鲩鱼子，实际上青、鲢、鳙等鱼子也混杂其中。五代十国至北宋初年，长江流域的养殖业发展较快，也刺激了鱼苗业的大发展。据范镇（1007～1088年）《东斋纪事》记述，11世纪中叶，江湖间筑池塘育苗的岁入之利，多者数千缗，少者亦不减数十百千。宁宋嘉泰（1201～1204年）间编修的《绍兴府志》说，绍兴、诸暨以南大片地区的大户人家，都从江州鱼苗贩子中买苗种凿池养鱼，“其间多鳙鲢鲤鲩青鱼”。说明鱼苗供应和池养品种已渐趋定型，鳙鲢鲩青四种鱼名正言顺地进入了池塘生态的家养。
江滨之人，得天独厚。除经济上直接受益之外，还在技术上造就了众多的鱼苗装捞、培育、运输等方面的专业人才，积累了一整套宝贵的经验。周密（1232～1298年）《癸辛杂识》所载鱼苗装盛工具（鱼箩）、运输方法（换水、激水）、除野（能伤其众，稍大而黑鳞者去之），至养畜地时的锻炼（纵鱼苗于广水布兜中养之一月半月）等苗种培育方法，非特在鱼苗盛产区的江西九江一带，连建昌、福州、建瓯、衢州、金华等地池塘养殖业兴盛的地区，也都基本一致。
以上所述表明，我国鱼苗生产装捞，从唐宋时代开始，已向专业化方向发展。
水产品加工多种多样化
秦代“上农除末”，抑制商业；汉初社会生产力严重破坏，以及南北朝时期土地兼并，封山锢泽，都给商品经济的发育带来消极的影响。水产品加工多属一次产品，且系自给型的饮馔加工。加工经验大都是鱼类食用的禁忌，诸如“食黄颡鱼后饮荆芥汤即死”、“鱼子合猪肝食之杀人”之类。（晋李石《续博物志》）北魏时，贾思勰《齐民要术》中鱼类加工内容增多：作鱼苗酱法两种，鱼乃进入商品市场。
随着金鱼成为商品，货卖者在竞争中竞相摸索，形成了一整套金鱼培育技术，积累了许多经验。如以“小红虫饲”，颜色“初白如银，次渐黄，久则金”（岳坷《桯史》）。“食橄榄渣，肥皂水即死”，“得白杨皮不生（虱）”等（赞宁《物类相感志》）。
自然，金鱼本身长期生活于盆池环境，失去了原来的生存竞争，从而自身也产生了一系列变异：体形变粗短，腹部膨胀，鳍尤其尾鳍向长宽分叶发展，鳞皮色素细胞重新组合调整，分化而成不同色彩。金鱼名色见于文字记载者，有玳瑁、水晶蓝、日月眼、梅花点、鹤顶红、天地红等。品种颜色“唯人好尚，与时变迁”，“初尚纯红、纯白，继尚金盔、金鞍、锦被及印头红、裹头红、连鳃红、首尾红、鹤顶红”，又尚黑眼、雪眼、硃眼、紫眼、玛瑙眼、琥珀眼、四红至十二红、十二白。随意命名，而无定准。
我国是饲养金鱼最早的国家。在短短几百年里实现了金鱼驯化，并造就了绚丽多姿的外形与颜色，品种又是如此繁多，应当说这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