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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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5章 节场8

“这么说,”克利斯朵夫忍不住要批驳他了,“你认为一个美丽的肉体没有艺术价值!一股强烈的热情没有艺术价值!唉,可怜的人!你难道想象不出一张俏丽的脸为肖像画增加的美,一腔热情为一段音乐增加的震撼人心的感染力吗?可怜的孩子,可怜的孩子!你们好像不听演讲者说些什么,只从他的声音、他的手势就认为他说得好极了,是这样吧!糊涂蛋!你太傻了。”

克利斯朵夫所恼火的不是巴黎的某种音乐理论,而是所有的音乐理论。他听厌了那些口口声声谈音乐而只是说音乐形式的音乐家的谈话,全都是废话!克利斯朵夫同穆索尔斯基有一样的想法,音乐家不仅需要音乐,有时应抛开音乐,读几本美妙的书,得点儿人生经验。

巴黎的音乐座谈室太多了,制造和弦的铺子太多了!所有这些像炒菜一般造出来的音乐,只能让他看到魔鬼,而绝对听不见生命的脉搏。

于是,克利斯朵夫离开了令人讨厌的音乐界,准备去访问法国的文坛和社会了。

同很多法国人一样,克利斯朵夫先是通过报纸来了解法国文字的。他急于要了解巴黎人的思想,补习法语,便依别人的意见,把日报上最典型的巴黎的东西用心研究。第一天,他在社会新闻里读到了一篇骇人听闻的报道——一位父亲同他十五岁的亲生女儿同床,从作者的口气可以看出,他将此视为很平常的事。第二天,他在那份报纸的同一个版面读到了一个父子间纠纷的故事,纠纷的起因是爷儿俩同睡一个姑娘。第三天,他又读到一桩兄妹乱 伦的新闻。第四天,他读到姐妹同 性 恋的报道。第五天……第五天,他再也不想看这些东西,向高恩说:

“这些东西算什么?你们都发疯了吗?”

高恩笑着说:“这是艺术。”

“别跟我开玩笑!”

“不是开玩笑,你自己看罢。”

他让克利斯朵夫看了一个最近出版的“艺术与道德”的征文启事,上面有如下语句:“爱情使一切变得圣洁。”“肉欲是艺术的催化剂。”“艺术无所谓道德。”“道德是耶稣会派的一种成见。”“最重要的是要有强烈的欲望。”等等。他还给他看了好些文章 ,其中一篇证明某部描写妓院老板的风俗小说是纯洁的。一个旧教徒,重视伦常的诗人,却极其推崇一篇描绘希腊淫风的作品。那些抒情性的文章 所推崇的小说,无一例外大量描写各个时代的淫风:罗马的、亚历山大的、君士坦丁堡的、意大利和法国文艺复兴时代的、路易十四时代的……简直是关于淫风的“百科全书”。另外有一组作品集中研究世界各地人的性 欲问题,他们的作者中有的是很出众的诗人或作家,要不是他们比别人知识渊博,别人肯定分不出他们与其他作者有何两样。他们用精炼的措辞叙述着古代的淫风。

可悲的是,一帮真正的艺术家,文坛上名副其实的权威,也在干这种工作。他们费尽心思想写点东西,让晨报或晚报拿去发表。周期性地写,如同母鸡下蛋,每星期两次,不断地继续下去。日子一久,他们到了无可再写的地步,就制造些猥亵的新花样,读者看得多了,再淫荡的想象他们也习以为常了。作者们非加强刺激不可,非和别人制造的刺激,和自己以前制造的刺激竞争不可,他们为此呕心沥血,让人看了觉得可怜又可笑。

克利斯朵夫不了解这些东西的内幕,但有一点是确定的,为了三十个铜子而出卖艺术的做法是不能宽恕的。

“即便是为了维持他最亲爱的人的生活也不能被容忍吗?”

“不能。”

“你不近人情。”

“这不是人情的问题,主要得做一个人!……人情?你们这群没有骨头的软东西……记住:一个人不能同时有几十个上帝,不能同时爱几十样东西……”

克利斯朵夫的生活内容仅限于埋头工作,所以他眼界狭小,不曾知道艺术腐败在像巴黎这样的大城市里是不可避免的。高恩提出柏林的秽史,德国上层阶级的腐化堕落,蛮横专制的作风等等与克利斯朵夫争辩。高恩并没有袒护法国的意思,他只想告诉克利斯朵夫德国和法国的风气是一样的;克利斯朵夫则将这种腐败同法兰西的民族性联系在一起,将这作为法国艺术特有的恶习并归结于拉丁民族的劣根性。

同巴黎文字的初次接触便让克利斯朵夫感到非常痛苦,直到过去很长时间才能忘掉。其实,巴黎有优秀的文字,只是没有受到高恩一伙的吹捧,它们也不稀罕他们的吹捧,高恩真心将自己和自己的朋友当成法国艺术的代表,除了他们所承认的大作家之外,法国再没有值得钦慕的艺术家了。所以,他没向克利斯朵夫提到过这些著作。为法国诗坛增光的天才们,克利斯朵夫一个也不知道。小说呢,他也只看到了巴莱斯和法郎士的几部作品,他的法语太差,因此难以领略前者思想剖析和后者幽默风趣的妙处。他好奇地瞧了瞧法郎士花房里培养的橘树,以及在巴莱斯心头开花的娇弱水仙,在意境高远又很空灵的天才梅特林的面前,他也站了一会儿,觉得有股单调、浮华的气息。他颤抖了一下儿,不料又被早已熟悉的左拉的浪漫主义搞得头昏脑涨。等到从左拉的影子中挣脱时,他又淹没在了另一股文字的洪流中。

在这股洪流中,弥漫着女性的味道,文坛上挤满了女性和女性化的男人。女人写作原本是件好事,可以将男性作家永远不可能写出的东西——女性秘密的心事——描绘出来,可惜的是,很少女作家这样做。大部分女性作家写作的目的只是为了勾引男子,在书中如同在客厅中一样,买弄风情,调戏读者。于是,小说像雨点儿一样不可胜数,无一例外地撒谎矫情,文字含糊不清,令人仿佛进了香粉铺,闻到了一股俗不可耐的又香又腻的脂粉气。克利斯朵夫很同意歌德的说法:“女人们要写诗,写文章 ,都可以。但男人决不能像女人那样!那是我最讨厌的。”造作、哗众取宠,存心同一些最无聊的人玩情感游戏,撒娇同时又撒野,心理分析恶俗不堪,克利斯朵夫见了心里不由得作呕。

然而克利斯朵夫明白还不能下判断,他的耳朵被嘈杂的声音震聋了,反而听不见美妙的笛声。其实,这些作品中有不少才气,表现了生活中的一种甜美,像班吕琪和拉裴尔画中不胜慵懒的少年,半眯着双眼,在爱情的幻梦中微笑。但这一切,克利斯朵夫全没看见。他只看到:写作像传染病一样蔓延,男人、女人、孩子、军宫、优伶、交际花们都在写作。出版物堆得几乎填满山谷,成了公害隐患。

克利斯朵夫不想据此来判断巴黎社会,也意识到高恩这样的向导只会使他更加迷失。从前在德国,他就对书籍杂志存有戒心,谁能保证这不只是某些无聊者的意见?谁又能保证除了作者还会有人看过那些文章 ?戏剧才能使你对社会有个较准确的把握。

巴黎的戏剧是很兴盛的,除去各区的小剧场、音乐咖啡屋、杂耍班等一百多处 夜夜客满的场所,巴黎光是大戏院也有三十多家。四个国家剧场有超过三千的员工,每年开支大约1000万法朗。演员们的素描像、漫画、照片,随处可见,留声机上传出他们咿咿呀呀的唱腔,日报上刊载着他们关于政治和艺术的妙论。他们有的还有报纸专门刊载他们对往事的琐碎回忆。演员们是演戏圈的主宰,剧作者俨然是他们的侍从。

克里斯朵夫要求高恩带他去那个圈子看看。但在这方面,高恩的引导水平也并不比出版界高明,克利斯朵夫在高恩的帮助下看到的法国剧坛,使他厌恶的程度丝毫不亚于他在出版界见到的第一批书刊时的感觉,到处都散发着精神卖淫的气息。

出卖娱乐的商人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国粹派,这派将丑恶畸形的身体当作笑料,粗野,毫无忌惮。他们自诩为“大丈夫的爽直”,自命将放荡的行为与道德的矛盾调和了。他们作品的典型情节是:不贞的妻子演过了四场淫乱的丑事后,又回到丈夫的怀里。法律得以维持,道德得救了!

另一派是新式的,更细巧也更讨厌。法国剧坛中全是些巴黎化的犹太人(和犹太化的基督徒),在戏剧中玩弄情操,那是颓废的世界大同主义的特征之一。因父亲而脸红的儿子们不想承认其种族,他们摆脱了几千年形成的民族灵魂后,将剩下的个性同别的民族知识和道德的长处凑合起来,并且为自己的杰作自鸣得意。剧坛中称霸的人,最善于将猥亵与感情混在一起,使恶带点儿善,使善带点儿恶,弄出又香又臭的气味来,令人作呕,他们却称之为:“否定道德的主义。”

他们这派最喜欢采用的人物是多情的老人。有时,六十岁的老人会将自己的女儿当作知己,向她讲自己的情 妇,女儿会向他讲自己的情夫。老人鼓励女儿去犯奸,女儿则替父亲去央求那个不忠的女人重新与父亲偷情。有时,尊严的老人成了情 妇的知己,会怂恿她讲出同情夫们之间的故事,听得津津有味。有时我们眼中的绅士会替她的情 妇安排交际与匹配的事,时髦的女人朝三暮四,男人做着龟奴,女人却在搞同 性 恋。这些故事的主角都是上层社会的人物。经过包装的坏货色容易销售,把年轻的妇女和年老的绅士逗得笑逐颜开。但是,正派高尚的人会闻到那股死尸和娼妓的味道。

他们的感情也是混杂的,他们制造了一种杂糅的土话,是将各阶层各地方迂腐粗俗的口语,古典的、抒情的、下流的、做作的、幽默的、胡说八道的等各种各样的话混合而成的。他们用了很大精力挖苦人,可是却缺少智慧和技巧,即便如此,仍能仿着巴黎的风气制造出一些乐趣。好比一块劣质的宝石,镶工手艺也不精良,但放在强光灯下仍会发亮。他们很精明,观察细致,但近视能将小事夸大十倍,却不能看到大事。他们特别喜欢珠宝的光彩,故此除了暴发户心目中的典雅形象外,很难描写其它东西。

这些犹太作家的天性有时因为莫名其妙的刺激,会从他们心灵深处觉醒过来。那才真是许多世纪许多种族的混合物,仿佛一阵怪风,将土耳其杂货铺的臭味吹到了巴黎人的床头,并夹杂着闪烁金光的砂土、奇妙的幻觉、醉人的肉感和剧烈的神经紊乱。好像希伯莱的勇士撒姆逊,沉睡几千年后,突然醒来,挟着疯狂的怒气推倒了庙堂的支柱,塌下来的房顶压在了自己身上,也压在了敌人身上。

克利斯朵夫掩鼻对高恩说:

“这里头不缺力量,但臭味太浓。让我去看看别的东西吧!”

“那你想看什么?”

“真正的法国!”

“这不是真正的法国吗?”高恩问。

“不,”克利斯朵夫回答,“法国不会是这样的。”

“怎么不会?还不是跟德国一样?”

“我绝对不信,这样的民族活不过二十年,因为现在我已经感觉有股霉味了。真正的法国一定还有别的东西。”

“再没有了。”

“一定有。”克利斯朵夫固执地坚持自己的看法。

“噢!我们也有很高尚的心灵,”高恩说,“也有配合他们品性的戏剧,你要看这个,是不是?”

于是,他和克利斯朵夫来到了法兰西剧院。

那天晚上,剧院演的是一部现代散文体喜剧,主题是关于法律问题的。

一听头几句台词,克里斯朵夫就不知道这是哪个世界的故事了,通篇是抽象无比的词语。演员的声音异常响亮,语速缓慢,每个字都咬得非常清楚,仿佛教朗诵。姿势庄严得让人联想到教士,女主角披着希腊式的睡衣,则让人联想到神话中的女神,高贵的父亲迈着剑术师一样的步子,年轻的男主角尖着嗓子装哭;没有一个声音,没有一个动作。从头到尾像时钟的嘀嗒声一样呆板,只有一个严肃的问题,一个空洞的骨架,没有血和肉,当然也没有叫感情的东西。

剧中讲述了一个女子嫁了一个小人做丈夫,生了孩子,又离了婚,嫁给了她心爱的老实人。作者想借此说明,即便在这种情形下,离婚也是不能被人类天性所容的。作者在故事中安排前夫在意外中与那女子团聚了一次,那女人并无惭意,这才是符合天性的正常反应,因为她更爱诚实的后夫。可是,作者却将此看作出乎人情之外的表现。

但克利斯朵夫感到观众才更奇怪。不管多么悖理的情节,他们都视为自然。遇到应教人哄笑的对白,由演员暗示大家一下儿,大家就哄笑一阵,当那群木偶般的演员按程式哭喊,或是晕倒时,大家便感动得落泪。

“啊,有人还说法国人轻佻!”克利斯朵夫离开场子,发了一句感慨。

“轻佻与庄严,各有其适用的时空。”高恩带着嘲笑的口气说,“你不是要道德吗?现在你知道法国也有道德了。”

“这非道德而是雄辩。这是法庭上的道德,只要是多嘴的人就能得胜。难道法国没有诗人吗?”

于是,高恩带他去见识诗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