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温北伐的时候，遇到一位刘琨家从前的歌伎。桓温非常高兴，赶紧回屋披上最威武的盔甲，再去喊那个老歌伎来，让她仔细瞧瞧，是不是真的很像刘琨。这个老歌伎说了一连串可爱而尖锐的排比句：“脸面很像，可惜薄了点；眼睛很像，可惜小了点；胡须很像，可惜红了点；身材很像，可惜矮了点；声音很像，可惜细了点。”桓温听了大受打击，回屋一阵风似的把身上的披挂剥下，好几天闷闷不乐。
这位歌伎用了五个“像”字，最终得出的结论却是不言而喻：不像。因为每一个“可惜”虽然只有那么一点点改变，但是加起来却完全推翻了桓温与刘琨相像的前提。
头上掉一根头发，很正常；再掉一根，也不用担心；还掉一根，仍旧不必忧虑。但长此以往，一根根头发掉下去，最后秃头出现了。哲学上叫这种现象为“秃头论证”。
一群蚂蚁选择了一棵百年老树的树基安营扎寨。为建设家园，蚂蚁们辛勤工作，挪移一粒粒泥沙，又咬去一点点树皮……有一天，一阵微风吹来，百年老树轰然溃倒，逐渐腐烂，乃至最终零落成泥。生物学中，这种循序渐进的过程也有个名字，叫“蚂蚁效应”。
第一根头发的脱落，第一粒泥沙的离开，都只是无足轻重的变化。当数量达到某个程度，才会引起外界的注意，但还只是停留在量变的程度，难以引起人们的重视。一旦量变达到临界点，突变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在一组博弈中，一部分参与者做了一个选择，另一部分参与者做了另一个选择，但若是把全体参与者作为一个整体，从这个整体的立场出发考察，这些选择可能会造成所有人都意料不到的效果。原因在于其中一个选择可能对其他人产生更大的影响，而做出这个选择的个体并没有预先将这个影响考虑在内。我们可以用多米诺骨牌来形容这个过程。
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家怀特海德曾经制作了一组骨牌，共13张，第一张最小，长9.53毫米，宽4.76毫米，厚1…19毫米，还不如小手指甲大。以后每张体积扩大15倍，这个数据是按照一张骨牌倒下时能推倒一张15倍体积的骨牌而选定的。最大的第13张长61毫米，宽30.5毫米，厚7.6毫米，牌面大小接近于扑克牌，厚度相当于扑克牌的20倍。把这套骨牌按适当间距排好，轻轻推倒第一张，必然会波及第13张，而第13张骨牌倒下时释放的能量比第一张牌倒下时整整要扩大20多亿倍。
不过，怀特海德毕竟还没有制作出第32张骨牌，因为它将高达415米。
这种效应的物理原理是：骨牌竖着时，重心较高，倒下时重心下降，倒下过程中，将其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它倒在第二张牌上，这个动能就转移到第二张牌上；第二张牌将第一张牌转移来的动能和自己倒下过程中由本身具有的重力势能转化来的动能之和，再传到第三张牌上，于是每张牌倒下的时候，具有的动能都比前一块牌大，因此它们的速度一个比一个快，也就是说，它们依次推倒的能量一个比一个大。
博弈学专家告诉你
如果一个人能毫不懈怠地每天阅读500字的文章，他有朝一日就能成为博学之士；一个组织的奋起，也许就是开始于一个员工敲开一扇普通的门。千万不要轻视了细微的力量，而且更要坚持将一丝一毫的力量积累成最后的成功。
穿红衣服的成功者
美国钢铁大王卡耐基小的时候家里很穷。有一天，他放学回家的时候经过一个工地，看到一个老板模样的人正在那儿指挥盖一幢摩天大楼。卡耐基走上前问：“我长大后怎么才能成为像您这样的人呢？”
“第一要勤奋。”
“这我早就知道了。那第二呢？”
“买一件红衣服穿上！”
卡耐基满腹狐疑：“这与成功有关吗？”
那人指着前面的工人说：“有啊！你看他们都穿着清一色的蓝色衣服，所以我一个都不认识。”说完，他又指着旁边一个工人说：“你看那个穿红衣服的，就因为他穿得和别人不同，这才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也就认识了他，发现了他的才能，过几天我会安排给他一个职位。”
我们来假设这样一种情景：一天晚上，你参加一个聚会，屋子里有许多人，你们玩得很开心。就在这时候，屋里面突然失火，火势很大，一时无法扑灭。这间房子有两个门，你必须从它们之间选择一个逃出屋外才能保住性命。
但问题是，此时所有的人都和你一样争相逃生，他们也必须抢着从这两个门逃到屋外。如果你选择的门是很多人选择的，那么你将因人多拥挤冲不出去而被烧死；相反，如果你选择的是较少人选择的，那么你将逃出生还。如果不考虑道德因素，你将如何选择？事实上，这个模型不过是变化了形式的酒吧博弈模型：每一个人的判断与选择，直接影响所有人。
阿维纳什·奈尔伯夫在《策略思维》中，对上述问题有过更为精细的研究。奈尔伯夫的研究是这样的：从伯克利到旧金山有两条主要路线可以选择。一是自行开车穿越海湾大桥，二是搭乘火车。自行开车的话，假如不塞车只需20分钟。但这样的好事很少遇到。大桥只有4车道，很容易就发生堵塞。假定每小时内每增加2000辆汽车，就会耽搁正在路上的每一个人10分钟时间。比如，只有2000辆汽车的时候到达目的地需要30分钟；若有4000辆汽车，那么大家所需要的时间就延长至40分钟。另一方面，火车停好几个站，而且乘客还要步行到车站等车，路上时间加起来也要接近40分钟，但从不会因为堵塞而延迟。
假如在运输高峰时间有10000人要从伯克利前往旧金山，每个人都会选择最能缩短自己旅行时间的路线。假定只有2000人愿意开车穿越海湾大桥。由于汽车较少，交通比较顺畅，这条路线的通行时间也会缩短，只要30分钟。于是，在选择乘火车的8000人当中，有一部分人会觉得改为开车可以节省时间，并且愿意这么做。相反，假如8000人选择开车穿越海湾大桥，每人要花60分钟才能到达目的地，于是他们当中又有一部分人愿意改乘火车，因为乘火车花的时间只有40分钟。
在《策略思维》中，作者指出使所有人得到最优结果的方法：为“通行时间”标出价格，在大桥上安装收费站，这样就使开车穿越海湾大桥者向搭乘火车者购买通行时间，用“看不见的手”引导人们选择最优通行模式。
但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建议，事实上往往因为各种现实原因而无法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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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往往是那些与大众不同的少数者，能够顺风顺水地改变命运。真正的少数者总是在条件还没有齐全的时候就已经向胜利出发了，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去创造自己所需要的条件，而不是像其他多数人一样，等已经有人出发了，才开始想是不是时机成熟了。
何必偏走独木桥
春秋时，孙叔敖很受楚庄王的器重，为楚国的中兴立下了很多功勋，但是在个人生活方面，他虽然身为令尹，生活却非常俭朴。庄王几次封地给他，他都坚持不受。
后来，孙叔敖率军打败晋国回来得了重病，临死前特别嘱咐儿子孙安说：“我死后，你就回到乡下种田，千万别做官。万一大王非得赏赐你东西，楚越之间有一个地方叫寝丘，地方偏僻贫瘠，地名又不好，楚人视之为鬼域，越人以为不祥。你就要求那块没有人要的寝丘。”
不久孙叔敖过世了，楚庄王悲痛万分，便打算封孙安为大夫，但孙安百般推辞，楚庄王只好让他回老家去。孙安回去后，日子过得很清苦，甚至无以为继，只好靠打柴度日。后来，楚庄王听从了优孟的劝说，派人把孙安请来准备封赏。孙安遵从父亲遗命，只肯要寝丘那块没有人要的薄沙地。庄王只得封赠了寝丘土地给他。
按楚国规定，封地延续两代，如有其他功臣想要，就改封其他功臣。因为寝丘是贫瘠的薄地，一直没有人要封在那里，因而一直到汉代，孙叔敖子孙十几代拥有这块地，得以安身立命。
其他功臣勋贵往往为了那些肥沃的良田争得不亦乐乎，孙叔敖却要一块薄地，这里所用的就是少数派策略。这种策略是一种“以患为利”的智慧，把这些不利因素看做有利，这正是他的超人之处。
因为资源都是有限的，所有人争夺的焦点都在有限的几种物事上，那么每个人面临的处境都是十分艰难的。唯有另辟蹊径，找到多数人没有注意到的那个“生门”，才有可能绝处逢生，甚至获得比那挤上独木桥的千军万马更高的收益。
19世纪中叶，美国加州传来发现金矿的消息。许多人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发财机会，于是纷纷奔赴加州。17岁的小农夫亚默尔也加入了这支庞大的淘金队伍，他同大家一样，历尽千辛万苦，赶到了加州。
淘金梦是美丽的，做这种梦的人很多，而且还有越来越多的人蜂拥而至，一时间加州遍地都是淘金者，而金子自然越来越难淘。不但金子难淘，而且生活也越来越艰苦。当地气候干燥，水源奇缺，许多不幸的淘金者不但没有圆了致富梦，反而葬身此处。
小亚默尔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和大多数人一样，没有发现黄金，反而被口渴折磨得半死。一天，望着水袋中一点点舍不得喝的水，听着周围人对缺水的抱怨，亚默尔忽发奇想：淘金的希望太渺茫了，还不如卖水呢。
于是亚默尔放弃了对金矿的努力，将手中挖金矿的工具变成挖水渠的工具，从远方将河水引入水池，用细砂过滤，成为清凉可口的饮用水。然后将水装进桶里，挑到山谷一壶一壶地卖给找金矿的人。
当时有人嘲笑亚默尔，说他胸无大志：“千辛万苦地到加州来，不挖金子发大财，却干起这种蝇头小利的小买卖，这种生意哪儿不能干，何必跑到这里来？”亚默尔毫不在意，继续卖他的水。可以把几乎毫无成本的水卖出去，哪里有这样好的市场。结果，很多淘金者都空手而归，而亚默尔却在很短的时间内靠卖水赚到几千美元，这在当时可是一笔非常可观的财富了。
这个故事，实际上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走出囚徒困境的思维，那就是跳出人云亦云的怪圈，改变以自己的需求为中心的传统想法，另辟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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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的“蓝海”理论把市场空间划分为蓝海（未知的市场空间）
和红海（已知的市场空间）。企业要启动和保持获利性增长，就必须超越产业竞争，开创全新市场，这就是“蓝海战略”。
两种理性会打架
明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攻陷北京，陪都南京府部官员开始商议由谁来监理国家政事。五月十五日，马士英联合江北四总兵刘泽清、刘良佐、黄得功和高杰拥立朱由崧称帝南京，是为南明政权或称弘光政权。
当时，南明诸将以镇守荆楚的左良玉实力最强。南明弘光二年，左良玉以“清君侧”的名义，发兵沿江东下九江，南明内战开打。在清军南侵，左艮玉又顺江内犯的形势下，弘光帝讲出一句明白话：“左良玉应该不是真想反叛，还是以兵坚守淮、扬，抵挡清兵。”而马士英说：“北兵至，犹可议和。左良玉至，我君臣死无葬身之地。宁可君臣同死于清，不可死于左良玉手。”他随后命令“有议守淮者斩”。
朝议之后，马士英下令明军从江淮沿线回撤，死保南京不被左g攻破。江淮门户空虚，任由清军跃马直前。不久，左良玉病死军中，但是清军已经突破虚弱的长江防线，兵临南京城下。朱由崧逃往芜湖，后被擒杀。
马士英奔浙江而去。不久之后，左良玉的儿子左梦庚也率军降清，南明的第一个王朝就此覆灭了。
在上述博弈中，马十英的选择有四：先攘外打清朝；先安内打左良玉：联合左良玉打清朝；联合清朝打左良玉。
在这四种策略中，先攘外，那么就首先会受到清朝的攻击。而此时另一对手左良玉就有两种选择，攻打马士英或者按兵不动。选择攻打马士英的现实收益值最大，因为很容易就可以把马士英给打败；如果等到马上英或者是清朝打败了对方，那么左良玉再去打的话，就有可能要冒很大的风险了，收益值很有可能就为负了。因此，按兵不动是左良玉的劣势策略。
按照博弈论的理性人的假设，左良玉肯定会选择优势策略，也就是打马士英。那么，马士英就会两面受敌，很容易给打败，所以先攘外就成了马士英的劣势策略。
而如果马士英先打左良玉，安定内部，那么清朝就又获得了主动权，它去打马士英的话又变得很容易了。但清朝是马士英和左良玉共同的敌人，它打马士英时就必然要打左良玉，所以此时是马土英和左良玉双方都同时受损，收益值都得负，但比两面受敌要好得多。
如果联合左良玉打清朝，马士英和左良玉双方都获益，收益值都为正，合作是双方的优势策略。如果联合清朝打左良玉，马士英得正，左良玉就为负了，因为左良玉被打败的风险增加，这是马士英的严格优势策略。
但是，这种策略对左良玉也成立，结果就是马士英和左良玉都采取这种严格优势策略，双方客观上都跟清朝联合，结果双方都受到损失。
个人理性与群体理性的矛盾，在这里暴露无遗。
以个体利益最大为目标的理性被称为“个体理性”，而有完美的分析判断能力和不会犯选择行为的错误被称为“完全理性”。完全理性包括追求最大利益的理性意识、分析推理能力、识别判断能力、记忆能力和准确行为能力等多方面的完美表现，其中的任何一方面不完美就不属于完全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