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革命的盛大节日
8月1日，臂上缠着白毛巾、领上系着红布带的雄赳赳的起义士兵，一队队在南昌街上走过，虽然不相识，彼此都非常亲热地打着招呼，脸上充满了胜利的喜悦。8月1日的南昌《民国日报》照常出刊，登载了在原国共合作时代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共22人的联名宣言，题为《中央委员宣言》，署名的原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共产党员有毛泽东（毛泽东此时实际未到南昌）、恽代英、吴玉章、邓颖超、林祖涵、杨匏安、夏曦等；署名的国民党左派，有宋庆龄、邓演达、柳亚子（此三人实际未到南昌）、彭泽民、张曙时、屈武等。这篇气壮山河的宣言，声讨了蒋介石、汪精卫、何键等国民党新军阀反动派背叛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以及他们屠杀人民的滔天罪行。宣言中说：
“蒋逆中正……公然叛变，割据东南，勾结军阀买办，残害同志，屠杀民众……”“……何键即开始谋叛，嗾使夏斗寅等潜袭武昌，暗命许克祥等发难长沙。……全湘忠实能奋斗之党员与农民断腰折躯者数以万计，全鄂以五千计。而（汪精卫等）之武汉中央对此数万同志之被害……则加之以违背中央命令之罪，卖党卖同志，一至于此！”宣言号召说：“凡我同志，丁此时艰，务宜团结一致……继续为反帝国主义与实行解决土地问题奋斗，须正确而勇猛的以此种革命主张号召天下，唤起民众。”【77】
这份《民国日报》上的宣言和革命委员会的布告，张贴在街上，每一处都围着许多人在观看。繁华街道上有宣传员在向群众讲演起义的意义。大街小巷贴满了工会、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及学生会拥护起义的宣言和布告、标语，南昌充满了欢乐的节日气氛。
胜利后，周恩来领导前委将参加起义的队伍3万人，沿用原来“国民革命军”的番号，整编为三个军：第九军，以朱德为副军长；第十一军，由叶挺任军长；第二十军，军长仍是贺龙。又沿用第二方面军番号由贺龙担任总指挥，叶挺任副总指挥兼前敌总指挥。第二十军下辖三个师，第一师师长贺锦斋，第二师师长秦光远，新编一个第三师，由周逸群任师长，军部直属一个教导团，一个特务营。第十一军下辖三个师：第十师，师长蔡廷锴；第二十四师，师长由叶挺军长兼任；第二十五师，师长周士第。第九军新建，以军官教育团为骨干，率领了参加起义的南昌城警察部队、工人武装纠察队以及近郊农军，后来二十五师也归第九军指挥。此外，革命委员会政治保卫处直属一个团，一个手枪营，一个警卫营。这样，这支拥有3万人的共计16个团又4个营的浩大的起义的工农军队就诞生了。
由前委书记周恩来直接领导的军事参谋团，由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聂荣臻、贺锦斋等，还有蔡廷锴以及张国焘等参加组成。由刘伯承担任参谋长，军事参谋团是军事的决策机构。
在党的前委会讨论革命委员会人选时，曾有激烈的争论。由于作为中央代表的张国焘竭力主张须加上张发奎的名字，以示拉拢，或使之中立，竟把张发奎列为主席团成员之一，并把黄琪翔、朱晖日等张发奎部下军事指挥员（均在九江）也列名在革命委员会之中。由于周恩来等坚持反对这种无原则的做法，到发第二次布告时终于除去了这三个人的名字。
关于土地革命问题，周恩来到九江时，传达中央的意见，就提出了应该以土地革命为主要的口号。但谭平山等坚持主张“没收二百亩以上的大地主的土地”。这问题一直有争论，到瑞金前委会开会时，由于周恩来等坚持“没收土地”的主张，争论未决，到上杭又开会，经多数同意改为“全部没收地主土地”和“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但张国焘仍坚持主张“没收五十亩以上的大地主土地”。
起义决定打出国民党左派的旗号，团结左派反对右派，反对国共分裂，这从坚持革命统一战线思想的方面来看，提法、口号是对的。但起义后，自己如何创造出独立的一套，大家都还在探索中。
8月2日，南昌城召开盛大的群众大会。选出周恩来、朱德、宋庆龄（未到）、吴玉章、贺龙、郭沫若、恽代英、叶挺、彭湃、何香凝（未到）、徐特立、林伯渠等二十五人为革命委员会委员，以吴玉章为秘书长。大会举行革命委员会就职典礼。据8月3日南昌出版的江西《工商报》报道8月2日大会盛况如下：
“革命委员会于二日下午一时，在贡院侧举行就职典礼……到会群众有农工商学兵各界共数万人，旌旗蔽日，欢声振天，诚南昌前此未有之盛况，亦中国革命开一新纪元之佳兆也。”会上，革命委员会委员宣誓就职，群众高呼口号。会场充满革命空气，民众大呼“打倒武汉政府，打倒反动军阀，实现三民主义，完成国民革命！”“群众高呼：打倒蒋介石！”“群众大呼打倒唐生智、何键、汪精卫、谭延闿、顾孟余！打倒武汉伪政府、伪中央党部！”“拥护革命委员会！”【78】
8月2日，革命委员会又发布了命令，任命一批干部负责各种革命组织的工作，据8月3日南昌《民国日报》报道，任命了彭湃、郭亮等为农工委员会委员；任命了郭沫若、恽代英、方维夏等为宣传委员会委员，派郭沫若为该会主席，郭未到任以前由恽代英代理；任命李立三为政治保卫处处长；任命张曙时、彭泽民、徐特立、朱蕴山等为党务委员会委员，以张曙时为主席；任命郭沫若为总政治部主任。【79】
在短短的几天内，群众运动也像溃决堤防的洪水一样高涨起来。公园的广场中天天有群众集会。到处可以碰到游行的行列。街头上随时有新的标语出现：“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新旧军阀！”“打倒叛党卖国的蒋介石、汪精卫！”“实行土地革命！”
郭沫若是8月4日傍晚才赶到南昌的。他回忆到达时先后见到贺龙、周恩来的情景，写道：贺龙“看见我们到了，欢喜得跳了起来。‘呵你们来了，来了，大家关心得要命啦！’说着便把我们拥抱起来。……不一会，恩来得着消息也赶来了。他已经在电话中知道了我们挨过打并把一切行李都丢掉了，他随身带了一套蓝布军装，是他所分得的，拿来送我。大家都有说不出来的高兴。我把张发奎写来的四项要求（按：主要是张发奎要求八一起义军不要走沿赣江回广东那条路，因为他的军队要走那条路回广东去，以避免双方冲突。）交给了恩来，他拿着看了一遍，说：‘都不成问题了。我们是决定走东江，不走赣南的。本来我们打算今晚就出发，离开南昌，现在改成明早出发了。我们和他自然可以各不相干。……八一革命，我们只缴了第三军和第六军一部分的械……’恩来是属于参谋团本部的，负责指挥军事上的责任，他很忙。……他先走了。”【80】郭沫若的这个回忆刻画出了周恩来关心同志和指挥若定的精神，也描述了贺龙热情豪爽的性格。
七、南征途中
郭沫若对于八一起义军准备出发南征时的心情有过这样一段历史性的描述：“北伐军由广州出发，不到一年工夫便席卷了长江流域，并且几乎完成了统一华北的使命，现在由蒋介石为首的内部叛变，阵线是分裂了，只剩下革命的核心力量，又从长江流域要折回到广东，准备卷土重来。照道理，这应该是革命的挫折，然而在当时，谁也没有这样的感触，‘八一’革命是成功了，我们是胜利者。胜利者的气氛的确是弥漫着的……”
南昌起义是胜利了，但南昌周围的敌人力量仍是强大的。城外附近各地敌人，有的24小时可到，有的两天之后可以到达。不仅张发奎声言要从九江到南昌，朱培德也正在吉安、樟树等地调集他的部队，作反攻南昌的部署；武汉、南京两方面，都可以迅速集结部队从水陆两路入赣进攻南昌。从当时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来看，起义军是不能久占这个四面受敌的大城市南昌的。及时撤出南昌城以保存我军有生力量，是完全正确的。但问题是当时起义领导机关都还没有认识到可以把队伍拉到附近农村山区，深入土地革命，发动农民，建立乡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像后来毛泽东所做的那样。而是想南征回到广东，重新建立广东革命根据地，再来一次北伐，以统一和解放全中国。因此，8月5日起义队伍就撤离南昌，出发向广东南征了。南征的具体目标是广东的东江流域和潮州、汕头。这是想找一个海口，取得苏联的军火接济，也就是仍然存在着依靠外援的想法。实际上当南征军千里迢迢到达和占领潮、汕的时候，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舰只，早已封锁了潮、汕的海口，苏联派来接济军火的船只，根本无法靠岸。当时原想在取得潮、汕、海、陆丰和惠阳以后，依靠那一带东江流域农民运动基础比较好的有利条件来建立革命根据地，然后统一广东，再图北伐。但从军事上说，我军溽暑远征，师老疲惫，潮汕、海陆丰一带地势低洼，无险可守。敌人早已集结重兵在潮、汕北面的五华、兴宁、梅县一带山区，占领了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以逸待劳，包围袭击我疲惫之师，我军在军事上处于不利地位。总之，没有在江西就地革命，以乡村包围城市，和急于想取得海口，取得外援——苏联军火接济，这是后来造成南征失败的两个基本原因。到毛泽东建立井冈山根据地，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一光辉文献，才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了在革命失败后敌强我弱的条件下，中国革命必须走乡村包围城市这条正确道路问题以及立足于自力更生的这一基本思想。
南征军出发向抚州（临川）前进的途中，发生了蔡廷锴带第十师逃跑的事件。蔡廷锴的第十师原是在7月30日、31日作为东征部队开到南昌的。该师有三个团，5000多人。蔡部中我党党员较少，只有一个参谋长和几个团级干部，以三十团团长范荩同志为首的四五个领导干部，加下级部属和战士中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共几十个人。蔡本人态度不明，7月31日晚的前委会议上，贺龙主张将蔡廷锴扣起来，后来决定先由周恩来亲自找蔡谈判，争取他率部参加起义。蔡当时慨然同意起义。因此，该部也加入了起义军。如前所述，编入了叶挺的第十一军。但在8月5日出发南征时，蔡师走到进贤县，有反动分子策动蔡廷锴拉队伍逃跑，蔡廷锴竟为所策动，把该部中范荩等几位领导干部中的党员扣押起来，到鹰潭后把我党的全部党团员遣送走了，他自己带了队伍开小差向东逃经浙江转福建方面去了，后来扩编成了国民党第十九路军。
周恩来后来回忆蔡廷锴逃跑事件的教训，曾说：当时应调出蔡的第十师两个团编入叶挺、贺龙部队，另从二十军及叶挺二十四师中调出两个团编入第十师，就可以防止蔡廷锴率整个十师脱逃。他认为这是一个教训。【81】
前委鉴于蔡廷锴率部逃跑的教训，到抚州（临川）后，对部队又进行了一次整编，把一些不可靠的军官换了下来。南下途中，经过抚州、宜黄、广昌而到瑞金。天气炎热，那一带都是山区，当时没有公路，道路崎岖。不少地方群众受了当地反动派的欺骗宣传，对起义军不了解，纷纷逃避，以致筹粮不易，给养困难。士兵中痢疾、疟疾、中暑等疾病现象相当严重。由于部队改造才刚刚开始，有的战士觉悟差，逃亡现象也不断发生。到抚州（临川）以后，由于军饷、给养发生困难，前委开会研究解决军饷的筹集问题。周恩来、恽代英等主张没收土豪劣绅和反动派的财产和对地主富农征发粮食及罚款的财政政策来解决粮饷问题；而谭平山等却只主张通过旧政权派款的办法，并通过土豪来筹款。这实际上是依靠当权的地主阶级把款摊派到工农人民头上去了。到前委汀州会议，通过了周恩来等的正确意见，大抓豪绅，实行没收、征发与罚款，并发还许多贫苦工农已摊出的派款，仅两日即筹得了4万余元。
在抚州，部队休整了一下，打退了袭击我运输部队的一股土匪。到宜黄，郭亮向大家讲了一次话。在广昌城的一个大地主庭院里，周恩来向大家讲话，鼓舞大家为解放中国、为共产主义光辉前景而奋斗，大大鼓舞了士气。在广昌，二十军第三师还召开了党代表会议。【82】
当时党的组织，是在前委之下每军有军委员会；在军委员会之下，有师委员会；在师委员会之下，每个团有总支部或支部组织。在二十军中，党的工作以第三师开展得最好，到潮州时，全师的党务工作者有50多人。每当休整时，就请周恩来、恽代英或其他同志作报告，并经常召开党员大会，所以，党的工作，从未停止，甚至在行军作战时也是如此。在瑞金，前委举行了很庄严的入党宣誓仪式，吸收了贺龙等一批优秀分子入党。
十一军的二十四师和后来归九军指挥的二十五师，党的力量和党的工作都比较强，使部队保持了旺盛的斗志。但二十军的第一、二师，原来党的基础差，一路匆忙行军，所以减员现象也比较严重。
为了做好部队和群众的宣传工作，革命委员会的宣传委员会发布了一个“八一革命宣传大纲”、一个“土地革命宣传大纲”，主要的宣传口号是：“实行土地革命！”“建设乡村政权！”“拥护工农利益！”“巩固革命阵线！”等等。总政治部与各级政治部的宣传队，一路上都努力向群众宣传，刷写大标语。尤其是前委直属宣传队的女同志们，在宣传群众中起了积极作用，使许多地方已逃避的群众又纷纷回来支援部队。周恩来还让参加起义的女同志学习和担负了对伤病员的医护工作。由于前委在没收地主土地问题上存在争论，对外宣传口号，一般停留在“没收二百亩以上地主的土地”的口号上。但在当时，特别在南方，拥有二百亩以上土地的大地主并不很多，这一口号不能使广大贫苦农民得到实际利益，不能吸引和动员广大农民群众起来参加斗争。所以这次军事行动没有能够和发动农民的土地革命真正结合起来。
总的说，南征途中我军纪律严明，以实际行动扩大了党的影响，宣传了土地革命的口号，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以周恩来为首的领导干部发扬了艰苦奋斗的作风；负责宣传工作的恽代英在骄阳似火、酷热烫脚的长途行军路上，天天穿插在战士行军队伍中，一边不住地拿搭在肩上的汗巾擦汗，一边不断地向战士、干部们进行宣传鼓动工作，讲解革命道理。他这种革命精神，深深地感动和鼓舞了同志们。南征军的革命影响，也给后来红军在赣南闽西创造革命根据地留下了一个好的基础。有一张南征军向广东进军途中的布告，是这样写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示：照得本部各军，富于革命精神。此次南昌起义，原为救国救民。转战千里来粤，只求主义实行。对于民众团体，保护十分严谨。对于商界同胞，买卖尤属公平，士兵如有骚扰，准其捆送来营。本军纪律森严，重惩决不姑徇。务望各安生业，特此郑重申明。”这张有历史意义的布告，后来被革命群众从墙上揭下，珍藏起来，一直到全国解放后，才作为革命文物，送到中国革命博物馆展出。【83】
八、壬田、会昌之战
起义部队在向瑞金前进的途中，即已发现敌军钱大钧部正集结兵力，阻拦我军南下。前委遂命令贺龙的第二十军为先头部队，由二十军第三师的一个营为前卫营，前卫营由第九军军长朱德亲自指挥，向壬田市搜索前进。贺龙带二十军在后跟进。
8月18日下午，朱德的前卫营与钱大钧部的两个团在瑞金以北30里的壬田市突然遭遇，展开激战，前卫营人数虽少，但在朱德的指挥下沉着应战，一直坚持到贺龙带二十军本队赶来。敌兵力虽仅两团，但仍负隅顽抗。我军牺牲了一个团长，于是“为我们的团长复仇”的口号，响彻我军阵地，激战至第二天凌晨，敌军在我军的坚决打击下向瑞金城溃退。我军一鼓作气，趁势拿下瑞金。
19日，革命委员会及后卫全部到达瑞金城。在瑞金，从缴获的敌人文件中得知，敌南路总指挥钱大钧部第二十师、第十八师、新编第一师及补充团共十个团，集结于会昌一带，以会昌城为中心，在城东北山丘地区、城西北之岚山岭、城西之寨岽一带构筑工事防守，环绕会昌城的贡水沿岸也构筑了工事；桂军黄绍竑部约七个团，集结于白鹅墟附近地区，企图阻击我军。
面临这种情况，前委有两种意见：一、周恩来、贺龙、刘伯承、叶挺等主张攻击会昌之敌，并图歼灭之。即全部歼敌于筠门岭一带。而另一种意见（俄顾问纪功等）则是避免与敌接触，绕过敌人速走汀州、上杭而进入广东潮、汕。争论结果，多数人认为，不论走哪一条路，都得先破会昌之敌，会昌之敌不破，敌人随时会跟踪袭击。于是前委决定：叶挺指挥十一军二十四师和二十五师为右纵队，向会昌西北山头阵地之敌进攻；朱德指挥教导团和二十军第三师为左纵队，向会昌东北高地之敌进攻。二十军第一、二师为总预备队，位于瑞金附近，由贺龙指挥策应各方。全军于24日早上进行总攻击。
24日晨7时许，朱德指挥的教导团、二十军第三师，经一夜的强行军首先到达会昌城东北十余里处的一带高山上。
会昌城位于贡水上游的之字形河套的平坝上，有群山环绕，成为会昌城的天然屏障。敌人依据优势地形和工事，对我军顽强地抵抗。
城东北的左纵队在朱德的指挥下即展开激战。城西北的右纵队，只有二十四师按时到达，到达后即投入战斗。前委总指挥部的周恩来、刘伯承、叶挺、聂荣臻等随二十四师在城西北指挥战斗。指挥部设在十一军炮兵阵地附近。炮兵阵地目标很大，敌人的炮弹、子弹经常落到指挥部附近。周恩来等沉着地指挥着战斗，对时时飞来的炮弹全不放在心上。
二十五师担任后卫，于23日深夜从瑞金出发，中途走错了路，走到洛口一带，方知方向不对头，又折回来赶向会昌，这样一耽搁，直到中午1时左右才到会昌。
由于二十五师未能如期到达，朱德部在城东北高地的左纵队一下子把敌人吸引过来，在敌众我寡的危急关头，朱德亲临前沿阵地指挥战斗，英勇镇定地拾起牺牲战士的枪，向敌人猛烈射击。敌我双方的阵地，反复争夺，得而复失，失而复得。第三师是起义后新建的师（师长周逸群），其成员大部分来自工运和农运中的积极分子，虽未经过几次战斗，但仍然坚韧顽强，勇敢作战。一营营长陈赓左腿两处中弹，筋骨被打断了，身负重伤，仍不下火线。许多干部、战士英勇牺牲。他们的艰苦战斗有力地配合了西北方向十一军的行动。
二十五师跑步到达后，即到指挥部向周恩来等请示任务。师长周士第报告说：“昨天夜间我们走错了路，发觉以后才由洛口附近转回来。现在都到齐了。”
周恩来说：“没关系。这个不谈吧，现在要谈怎么打敌人问题。你们二十五师的任务，我们已经讨论了，由叶挺同志给你们讲吧！”
叶挺向师长周士第和党代表李硕勋介绍了敌情之后，命令他们迅速夺取会昌城西北的几个重要山头。
聂荣臻指示他们要做好战斗动员，发挥党、团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最后，周恩来说：“部队是很疲劳，可是会昌一定要打下来，你们有没有把握呀？”
周士第和李硕勋向周恩来表示说：“我们向党保证，一定打下会昌！”
二十五师经过战斗动员后，立即投入战斗。会昌城西北的几个山头，是天然屏障，该城的得失，取决于这些山头的得失，因此，也是敌人的主阵地所在。敌人在这里构筑了许多坚固的工事，配备了很多的兵力和很强的火力。我军七十三团以当年铁军独立团攻打武昌城的战斗精神，向敌主阵地反复冲杀。
二十五师投入战斗后，我军各部又向敌人展开进攻。激战至下午4时，敌人终于不支，纷纷向会昌城溃逃。我军穷追猛打，势如破竹，一口气攻入会昌城。
敌南路总指挥钱大钧及其残部，仓皇向筠门岭方面逃跑。钱大钧逃跑时，连自己的轿子都来不及带走，敌人当时的狼狈情形可以想见。
这次战斗，我军取得很大的胜利，杀伤敌人众多，俘虏敌官兵900余人，缴获各种枪1000余支，辎重甚多；我军也伤亡了800余人。
朱德率领的左纵队在叶挺部击溃守敌的同时，也趁势反攻，从城东北入城。重伤的陈赓，在会昌城里兴奋地受到周恩来、聂荣臻、叶挺等亲切慰问。【84】
26日晨，驻在洛口墟的桂军黄绍竑部2000余人，不知钱大钧已被打垮，前来会昌增援。叶挺即令二十四师、二十五师出城之西北迎敌，战斗在原钱大钧部修筑的工事上展开，我军几路出击，将敌打垮，敌军败退回洛口墟。
27日，我军全军回师瑞金，在瑞金休整3天。
恽代英曾召集部队的党员开会，介绍了彭湃所领导的广东东江农民运动的力量及声势，和部队准备绕道福建去东江的计划，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打回广东去！实行第三次北伐！”
8月30日，全军浩浩荡荡，越过赣闽边境几座大山，来到福建省的长汀。在长汀（汀州）时，关于取东江的计划有详细的讨论。当时有两种意见：周恩来认为，应当以主力军由三河坝经松口取梅县，再经兴宁、五华取惠州，即可控制东江地区。至于潮州、汕头，应以小部分军力（至多两团）去攻取，那时预料敌人会因失去东江而恐慌，潮、汕空虚，可以不战而取。另一种意见是：以主力军取潮、汕，留一部分兵力于三河坝监视梅县之敌，再经揭阳出兴宁、五华取惠州。这种意见的理由是：如果敌人死守，潮、汕不能取得，便难以取得海上接济；且梅县、兴宁、五华一带都是山路，部队不便行动，给养会发生困难，而走三河坝到潮、汕这条路可水陆并进，顺韩江而下。
这时一般干部长途行军之后，都想得地休息，多赞成后一种意见。因此是按照后一种意见实行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周恩来的意见是对的。因为梅县一带虽是山路，但也是往东江地区发展的制高点，从梅县、兴宁、五华取惠州及潮、汕，一路俯攻下去，居高临下；且由此路线抄近路到达东江，使敌人猝不及防，不易集结。至于给养，后来才知道，也并不是困难的。
而实行了后面一种意见，南征军终于遭到了失败：首先在三河坝分兵，使兵力不集中，给敌人各个击破造成有利条件；到潮、汕后再向北从揭阳向汤坑出击，过于迂缓，使敌人得以集中兵力、以逸待劳；南征军从潮、汕向北，一路仰攻，处于不利的作战地形。会昌之战后，未按周恩来当时的意见，乘胜猛追，全歼钱大钧、黄绍竑主力于筠门岭一带，直下寻乌、梅县，已是失着。汀州会议又未能按照周恩来等的正确意见抢先去控制松口、梅县、兴宁、五华一线高地。这就造成了以后军事上的不利形势，导致了军事上的失败。【85】
九、解放潮汕、鏖战汤坑、冲向海陆丰
南征的起义军决定绕道闽西后，自瑞金向东，翻过几座大山，解放了福建的长汀（汀州），把二三百名伤病员安置在傅连暲办的福音医院里，然后顺汀江而下，水陆并进。于9月上旬（阴历八月十五），解放了上杭。在上杭的西较场召开了军民联欢大会，有1万余人参加，所以叫“万人大会”。周恩来、彭湃、郭沫若，还有一位女同志都讲了话，号召军民协力，解放闽粤，解放全国。
南征军进入广东境内后，派朱德率第九军、第二十五师主力，留驻三河坝、溜隍一带监视梅县方面之敌。9月23日，南征军解放了潮州。前委派周逸群率二十军第三师约千余人，留驻潮州，以策应各方。
9月24日，南征军叶挺的十一军二十四师和贺龙的二十军第一、二师等三个师，解放了重要的海港城市汕头。汕头的工农武装也举行起义以响应和欢迎南征起义军。解放潮、汕后，南征军主力在汕头休整了3天，周恩来和前委住在汕头畸户。9月26日，在汕头市牛屠地召开了群众大会，周恩来、贺龙、叶挺等出现在台上，全场的欢呼声、鼓掌声响成一片。周恩来是潮、汕劳动人民最熟悉、最爱戴的革命领导者之一，1925年11月至1926年，周恩来担任过东江行政委员，亲自领导过那一带的工农运动。这次重来潮、汕，他以兴奋激昂的演说，号召人民群众争取自己的解放。【86】这时，我军得悉敌人在揭阳的汤坑一带高山有利地形集结，有居高临下进攻潮、汕之势。但对敌人的兵力没有准确的侦察，以为敌军只有1000多人。于是决定南征军主力叶挺的二十四师和贺龙的第一、二师出发攻击汤坑之敌。
9月27日，我军主力经揭阳向汤坑进发。从军事上说，如上节所述，周恩来等原主张在会昌之战后，乘胜歼敌主力于筠门岭一带，直下寻乌，占领梅县、兴宁、五华一线高地，自可控制东江流域，重建革命根据地。当时我军主力十五六个团，与敌军的兵力大致相等，而士气、战斗力远胜于敌，完全有胜利歼敌的把握。但当时有些同志同意苏联顾问纪功的意见，先是主张避战，绕闽西先取潮、汕海口，以得苏联军火接济。后虽同意先破会昌之敌，但只将敌击溃，未能乘胜歼灭，而主张返回瑞金折向汀州、上杭，从韩江坐船而下潮、汕取得海口。潮、汕一带是无险可守的低洼地，所以不得不安排朱德指挥的第九军和第二十五师主力留守三河坝。而为了守住潮州，又留下了周逸群指挥的二十军第三师主力。革命委员会等总部放在汕头，为了防止敌人从海上袭击，又不得不留下一些直属部队留驻汕头。这样，就分散了兵力，我军主力十五六个团分散在三个地方。以致贺、叶两部能向汤坑进攻的机动兵力，名为三个师，实际上一路减员的结果，只有主力6000多人。而敌人呢？在会昌之战后，收拾残兵败将，利用这一个多月时间，从容地集结了钱大钧、黄绍竑、徐景唐、薛岳、陈济棠等部两广国民党反动军队主力25000至3万人，控制了自汤坑至五华、兴宁、梅县、松口一线的高地有利地形，尤其集中兵力15000人（包括先头部队的薛岳第三师和王俊部，后续的钱大钧、黄绍竑两部）于汤坑，直接威胁潮、汕。这样就形成了敌军兵力集中，我军兵力分散；敌众我寡；敌占领制高点有利地形，我军仰攻；敌以逸待劳，我军远征疲惫等这些军事上的不利形势。
9月28日，我军主力二十军的第一师和十一军的第二十四师向汤坑挺进，二十军的第二师为后续部队。在离汤坑30多里的地方击败敌军薛岳第三师主力的前哨部队，追击十余里，在汤坑附近宿营。
29日拂晓，我军主力第一师、第二十四师、第二师等三个师，在贺龙、叶挺指挥下，向汤坑之敌发起总攻击。敌军薛岳、王俊等部主力退到一个高山上，凭险顽抗。敌为生力军，火力极猛。我军英勇地冲上了山头，顽抗的敌军退到另一个高山上，钱大钧、黄绍竑的后续部队陆续到达，利用有利的地形与众多的兵力，继续顽抗。我军以猛烈的炮火掩护英勇的战士，向山上敌军阵地冲锋十几次，仍未能拿下这座高山。双方伤亡都很大。此时天黑，战斗只好暂停。
29日夜，我军又发动夜袭，但敌军作了准备，布置伏兵，包围我二十四师夜袭部队，我军英勇地反复冲杀，夜袭部队大部分英勇牺牲，少部分突围撤回。经过这一天一夜鏖战，我军主力已损失了一半，弹药也大部消耗了。于是贺龙、叶挺决定向揭阳撤退。以第一师断后，阻击追来之敌。汤坑之役，约计我军伤亡2000多人，敌军伤亡4000人，但敌众我寡，我军仍只好撤回。
30日，我军退至揭阳，知潮、汕亦不守，知揭阳不可守，10月1日在距揭阳约40里的炮台渡河，10月2日，至贵屿。10月3日下午3点，行至流沙附近的乌石，二十四师又遭敌人大兵团的伏击，我军损失甚重，突围部队仅1000多人冲出来到陆丰，与海陆丰农军结合，后来建立了东江工农革命军，最后改编为红军第二师，参加了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二十军第一、第二两师虽然冲过了乌石，但在将要到达海陆丰的时候，被敌军大兵团截断打散了。这样，南征军主力基本上失败了。只有朱德指挥的二十五师，建制还算是完整的，后来缩编为一个团，会师井冈山，在毛泽东领导下发展壮大起来。
与汤坑鏖战的同时，敌人又在帝国主义军舰帮助运兵和接济军火的大力支援下，集结优势兵力，分头进攻我潮州和汕头。
9月30日，敌军黄绍竑部集中两个师主力，沿韩江左岸，进攻潮州，同守卫在潮州城北沿江的山头阵地上的我周逸群第三师第六团一个总队，展开激烈的争夺战。敌军在帝国主义军火支援下，火力极猛，我军大部牺牲在阵地上。小部分撤至饶平，同朱德从三河坝撤退下来的余部会合，后来由朱德带上了井冈山，潮州遂失守。
与此同时，9月29日下午1时，国民党军舰“飞鸢号”在英、日、美、法等帝国主义军舰配合下，突然向我汕头驻军发动进攻，海军陆战队300余人登陆，与我驻军的警卫团激战，被我警卫部队奋勇击退。这时，南征军的领导机关正在汕头市嘉应州会馆开会，由上海辗转来到汕头的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太雷正在传达党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并指示潮、汕如不能守住时，主要领导人员应撤退回上海党中央工作，部队可到海陆丰根据地。9月30日，英国等帝国主义舰队从海上掩护国民党军舰以强大火力向汕头射击，陈济棠、徐景唐、钱大钧等部敌军从四面八方向汕头涌来，猛攻汕头；在这不利形势下，前委决定放弃汕头。当时周恩来正在生病，发高烧达40度，他一面镇静地指挥警卫团同敌人海军作战，一面指挥掩护部队，掩护领导机关撤退。他要大家镇静，有秩序有掩护地撤离汕头，撤向海陆丰革命根据地。30日晚，周恩来自己带了一连人作后卫，最后撤离汕头，和猛追过来的敌人打了一阵，且战且走，向海陆丰方向撤退。这时，苏联虽然有一只接济军火的船开到汕头海面上，援助中国革命，但被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舰拦阻，我军虽一度取得汕头海口，还是归于无用。
10月4日，南征军的领导干部，按撤退计划，到普宁的流沙村集中，在流沙的天后庙（一说是一个天主堂）里一间细长的侧厅里开会，作最后的决策。郭沫若回忆说：
“主要是恩来作报告，他是在发着疟疾的，脸色显得碧青。他首先把打了败仗的原因，简单地检讨了一下。为什么我们在瑞金、会昌连捷之后，毕竟在汤坑打了败仗？第一是我们的战术错误，我们的情报太疏忽，我们太把敌人轻视了。我们已经打到筠门岭，应该穷追，由蕉岭、梅县打出，不让溃败了的黄绍竑、钱大钧们有整顿的机会。我们没有这样做，竟由筠门岭折回，绕道长汀、上杭、大埔而入潮、汕。这样便把我们作战力最强的两师人不能不分开来，留了一师在三河坝镇守，终竟让敌人得到了居高临下的形势，集中力量来把我们个别击破了。……接着，又提到大体上已经决定了的善后的办法——武装人员尽可能收集整顿，向海陆丰撤退，今后要作长期的革命斗争。……非武装人员愿留的留，不愿留的分散。已经物色好了好些当地的农会会友作向导，分别向海口撤退，再分头赴香港或上海。报告完毕……叶挺先以他平素就带着几分兴奋的语调，开始说起，但说得很简单：‘我们再有得一团人，便什么都不成问题的啦。……’贺龙最后以他宏亮的声音带着愤怒沉着地说：‘……我心不甘，我要干到底。就让我回到湘西，我要卷土重来。’……已经是午后两点左右……村外的山头上，有敌人的尖兵出现。……临时整顿好了的武装同志，可有一营人左右。……由叶挺领队，争夺那必经的西南山头。……到了中途，便由恩来指挥，但恩来这时已经在发着四十度的高烧了。……天色愈来愈黑了。恩来很着急，最后他叫大家整队，冒险向前，他说：‘不冒险是只好坐以待毙的呀！’大家在开始整队了。”【87】
在这次流沙会议上，周恩来还简明地指出了此次起义在土地革命问题上、群众工作问题上、改造部队问题上、自力更生问题上以及放弃国民党左派旗号问题上的一系列的不彻底性和不及时等等的经验教训，号召大家走上新的战斗岗位，在“八七”会议所决定的土地革命和建立工农兵政权的旗帜下，继续坚持革命战斗，争取新的胜利。
周恩来带病指挥警卫营掩护领导干部，冲破了国民党余汉谋所部反动军队在流沙一带的包围和袭击，带队夜行军，10月5日晨，到了海边的甲子港，挥手送别一些同志分散到这一带渔村去。他们以后都由当地有组织的渔民基本群众掩护，分别乘打鱼船、舢板去香港，然后转到上海找党中央报到。起义的领导机关人员，如刘伯承、恽代英、吴玉章、林伯渠、郭沫若、徐特立、郭亮等都分批由甲子港一带分散到各村雇渔民的民船、帆船去香港，与在港的中共广东省委取得联系，再转回上海找党中央，听候分配。此后，贺龙就回到湘西桑植、鹤峰、洪湖一带组织红军，开展游击战争。叶挺护送重病中的周恩来到香港，后来于同年12月又参加了广州起义。刘伯承、吴玉章、林伯渠等到上海党中央报到后则被派到苏联去学习了。周恩来自己本决定继续向西去海陆丰，同部队在一起。但是，由于发高烧和过于劳累，病情加重，使他不能继续跋涉行军，他只好被劝说由叶挺护送在附近小村落中养病，而让警卫部队在周其鉴率领下赶赴陆丰的金厢镇集中。
这时，海陆丰两县的情况是这样的：在解放潮、汕的同时，南征军先头部队已进入海陆丰地区。警卫队等部战士们虽然万分疲劳，但精神兴奋，始终保持着高涨的情绪。【88】
海陆丰的农民群众，在第一次大革命时代，先在彭湃，后来在周恩来率领下，经历过长期的斗争，有丰富的革命经验，所以在南征军来到以前，农军已将海陆丰两个县城占领了。南征军到东江时，东江地区潮阳、揭阳的农军也占了县城。只有普宁县，因反动派死守县城，反动民团有枪800余支，并拥有机枪、大炮，四乡农军围城攻打，未能攻下。
到了10月4日，从乌石一带突围的南征军共1200余人，到达海陆丰的碣石溪，和海陆丰的农民汇合，建立了“工农革命军”，游击于海丰的岩石、惠阳（惠州）的中峒、紫金的南岭一带，于1927年11月建立了工农红军第二师和海陆丰工农民主政权，在彭湃、徐向前等领导下，继续战斗。后来，在瞿秋白第一次“左”倾路线干扰下，才又归于失败。
重病中的周恩来，由叶挺护送到陆丰的南塘，同区委书记黄秀文取得联系，报告了县委。县委通过关系，约于10月7日晚，把周恩来抬到了溪北村的一个老中医家治疗，10天后，由区委书记黄秀文送他们到金厢镇的海边小村洲渚村上船，直到香港。【89】
10月中旬，周恩来到香港后，曾召集已到香港的起义军领导者贺龙、叶挺、吴玉章、林伯渠、恽代英等开会。会议决定周恩来必须留港继续治疗，其余的人陆续回上海党中央报到。
在香港治病期间，周恩来住在荷里活道的一间木楼里，他平易近人，经常和木工亲切谈话。解放后，人们从报纸上看到他的照片，才知道当年在木楼里养病的那个人，原来就是周恩来。有一次，周恩来在接见香港赴京参加观礼活动的联合会长陈旭才时，询问小木楼还在不在，并请他向当年住在小楼里的木工，转达他对他们的问候。【90】
1927年11月上旬，他回到上海，没有顾上休养一下病后的身体，就继续担负起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的工作。11月中旬起，他担任了党中央的组织部部长。1928年6月至7月，他到莫斯科参加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仍然被选为中央委员并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从苏联回来后，继续担任中央组织部长和中央军委书记。在上海坚持地下斗争，临危不惧。1932年冬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1935年1月，他参加遵义会议，在会上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为确立毛泽东在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作出重大贡献。
十、从苦战三河坝到会师井冈山
南昌起义军在三河坝分兵以后，朱德指挥九军和二十五师扼守三河坝、溜隍一带。
驻守在三河坝的朱德指挥的二十五师，很快就和反革命军队钱大钧部激烈交战，部队在朱德指挥下，激战了三天三夜，给了敌人以很大杀伤以后，于10月3日夜间撤出战斗。以后知道南征军大队在汤坑遇敌，便特地赶来接应，但到了饶平，就遇到了从潮州撤出来的南征军的一部分部队，知道潮、汕已经失守，不久又接到主力在汤坑一线与敌激战后失败的消息。
南征军的主力在汤坑失败后，朱德部便成了南昌起义后保留下来的唯一较为完整的武装力量，也就成为反革命军队的众矢之的。于是，朱德不得不率领部队且战且退，沿广东边界退至福建，越过闽赣边境，进入江西境内。
由于我军是处于初创时期，尚未经过长期的艰苦的革命战争的锻炼和改造，在惨痛的失败面前，思想上发生极大的混乱，每个人都在考虑着同样的问题：现在部队失败了，到处都是敌人，我们这一支孤军，一无供给，二无援兵，应当怎么办？该走到哪里去？……
为了提高干部战士的觉悟，使大家认清形势，看到革命的前途和方向，坚定革命信念，提高部队士气，朱德和陈毅在部队行至江西天心圩的时候，召集了排以上干部讲话。朱德那时还是一身灰布军衣，背一顶斗笠，穿一双草鞋，草鞋早已磨破了，用条带子捆在脚上，他脸颊削瘦，胡子长得老长，只有一双眼睛还是炯炯有神，放射光芒。他走到队前，坚定而严肃地说：
“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他用目光向大家扫视了一下，接着说：“但是，大家要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一个‘1917年’的。只要能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很多人向朱德提出问题，问现在应该怎么办？反动军队天天紧追在后面，怎样摆脱他们？
朱德回答说：“我们可以打游击，这一带有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基础。我们一定要跟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找个地方站住脚，然后就能发展。”
至于反革命军队的围追堵截，朱德预言道：“他们总有一天不追的。这些封建军阀们，他们之间是协调不起来的。等他们自己打起来，就顾不上追我们了，我们就可以发展了。”【91】
接着，朱德又反复地讲了革命的前途和保存力量、坚持革命的道理。在这革命失败后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极其低落的时候，他的讲话像黑夜里的一盏明灯，使官兵们看见了未来的光明前途，增强了他们的革命信念。
这支四面受敌、得不到后援的军队，生活是极端艰苦的。时值10月下旬，他们在赣南的山道里向西挺进，山林里已很寒冷，而官兵们身上穿的还是八一起义时发下的单衣，而且这套单衣也早被几个月的长途远征和连续战斗磨损得破烂不堪了，到处是汗污，到处是破洞。短裤遮不住小腿，经过长途行军，饱受风吹日晒以后，每个人的腿皲裂得像两条木棍子。鞋子早已穿烂了，也没条件打草鞋，有的撕下块布把脚包起来走，有的索性打赤脚走。行军中常常赶不到村庄宿营，露宿便成了经常的事情。一到宿营地，各人弄把树叶子垫在身子底下，大家穿着被汗水浸透的衣服，抱着枪支，背靠背地挤拢在一棵树下，互相暖着身体睡上一夜。夜凉露寒，一夜不知冻醒几回；早晨，刚被体温烤干的衣服又被露水打湿了。至于吃饭，那更是困难，吃饱肚子的时候是少有的。尤其难耐的是疾病折磨。这正是南方发病的季节，拉痢疾、打摆子（疟疾）的一天天增多，又没有医药治疗，有的走不动了就寄养在老乡家中，有的病势沉重，就在野营的树下或小道旁牺牲了。
就在这艰苦的日子里，朱德、陈毅、王尔琢等，在军队中建立起党的坚强领导，使党的组织在军队中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作为核心和骨干，党组织始终团结了一部分意志坚定的干部战士，度过了革命最艰难的时期，而使革命力量没有溃散。
在最困难的时候，战士们常常看见朱德、陈毅、王尔琢等负责同志，他们穿插在行军行列里走着，肩上扛着动摇分子扔下的步枪，或是搀扶着病号。他们一面走，一面和士兵们讲解着革命道理，指出革命的前途。沿路上，党代表陈毅曾经不只一次地召集党员谈话、开会，要求党员们切实掌握好部队，要他们“受得起失败的考验，做失败时的英雄”。党员们在士兵中吃苦在先，以身作则，起了模范作用。
但是，也有革命意志薄弱，经受不起失败的考验，忍受不了艰苦的生活而开小差逃跑的。当时，林彪是七十三团二营七连连长，他对革命悲观动摇，开了小差，向梅关方向逃跑，只是在跑不出去的情况下，才不得不重新归队。
1927年10月底，当朱德、陈毅率部队来到江西大庾时，粤桂战争爆发了。围追的军阀部队纷纷撤走，于是朱德的队伍得以停住脚，得到休整的机会。到大庾后不久，朱德召集全体战士集合。
从广东三河坝撤出战斗时，二十五师的兵力是2000人，加上从潮州撤出来的二十军第三师的一部分，共计2500人。到这时集合起来一看，已经少了一半还多，总共不过八九百人了。部队官兵一个个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疲惫不堪，但是他们的精神却非常振奋，眼睛闪耀着坚定的光彩。这就像大浪淘沙一样，在长途征战、艰苦磨难中，淘汰掉了泥沙之后，提炼出了真金，这是全军的精华，是革命的火种。
朱德高兴地说：“我原来想有两百个人能同生共死，就能胜利。现在我们有好几百人，我完全相信，任何帝国主义和军阀也不能消灭我们！”
他又说：“困难是一定能够克服的！中国革命是有前途的。我们要革命到底，只要大家一条心干革命，胜利就是我们的！”【92】
在大庾住了几天，11月初，朱德带着队伍上了山，在湘、粤、赣三省交界的江西大庾岭山区，以上堡、文英、古亭等山区村镇为中心，开展了游击战争，并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
正在这时，他们又与从井冈山来的张子清、伍中豪带的一个营会合了，知道了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朱德认为毛泽东开创的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的道路，是一条正确的道路，他决心到井冈山去，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的队伍会合起来，走毛泽东指引的道路。12月，他利用和驻韶关的滇军军官范石生过去的同僚关系，驻军到韶关附近的犁铺头休整，编制为一个团，取得了范石生的装备补充和军饷，大大充实了实力。
1928年1月12日，朱德率领部队占领湘南宜章县城，配合党的湘南特委，发动了湘南“年关起义”，打出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旗号。1月下旬，在湘粤交界的砰石、乐昌一带消灭了“马日事变”的刽子手许克祥的两个团，狠狠地打击了反动势力。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和农村的土豪劣绅对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实行残酷的镇压，大批的共产党人和农运骨干被砍头悬挂，但是，“敌人屠杀空前古，人民反抗气更高”（陈毅诗），湘南几个县的党组织很快恢复活动，秘密地发动农民继续斗争，其势已如干柴烈火。所以朱德的部队一到，立即在湘南宜章、郴州、资兴、永兴、耒阳等十县地区燃成燎原之势，仇恨满腔的农民举着梭镖大刀，纷纷参加朱德的队伍，起义军很快扩编为两个师，8000人。
湘南起义实行了土地革命，建立了工农兵政权。但是，起义坚持到3月底、4月初，由于蒋桂战争结束，反动军阀又调集主力实行南北夹攻，起义军被迫突围，湘南起义终于失败了。朱德带领湘南起义的主力队伍2000人、农军七八千人向井冈山地区转移。
早在1927年11月，朱德就曾派原在二十五师政治部工作的毛泽覃，到井冈山去找毛泽东，向毛泽东汇报情况。12月，朱德在粤北犁铺头时，又让张子清和伍中豪率第三营回井冈山，找毛泽东汇报。毛泽东一直非常关心朱德的部队，上山不久就派何长工来寻找。12月初，何长工到犁铺头找到朱德，朱德立即写信让何长工带给毛泽东，准备发动湘南起义后即上井冈山。湘南起义后，毛泽东又派毛泽覃带领一连人下山与朱德联系。1928年4月毛泽东亲自率领井冈山的队伍，分两路插入湘东南，接应朱德部队。毛泽东率领的部队有力地掩护了朱德的部队，使朱德的部队顺利地到达了井冈山地区。关于会师的情景，何长工曾有过很详细很生动的描写，他在《伟大的会师》这篇回忆录中写道：
“朱德同志听说我们来了，到门外来迎接。我远远看见他，就报告毛泽东同志说：站在最前面的那位，就是朱德同志，左边是陈毅同志。毛泽东同志点点头，微笑着向他们招呼。”
“快走近村边时，朱德同志抢前几步，毛泽东同志也加快了脚步，早早把手伸出来。不一会，他们的两只有力的手掌，就紧紧地握在一起了，他们自己道了姓名，使劲地摇着对方的手臂，那么热烈，那么深情。我们都感动地站在旁边，笑着，看着他俩。我们心中都有一句共同的话，但是谁也没有说出来。”
“进到屋里后，毛泽东同志把我们介绍给朱德同志；朱德同志也将他周围的干部，给毛泽东同志作了介绍。”
“毛泽东同志带着祝贺的口吻说：‘这次湘粤两省的敌人竟没有能整倒你！’”
“朱德同志说：‘我们转移得快，也全靠你们的掩护。’……”
“我们走出来，看见田野山坡、村庄周围，到处是一簇一簇的人群。井冈山的战士和群众已经和朱德同志带来的战士们处得很熟了，他们相互介绍情况，谈论革命经历，到处是一片朗朗的笑声。”
1928年5月4日，两大主力会师后，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朱德任军长，陈毅是军委书记。
井冈山会师，成立了红军第四军，从此以后，这支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会合起来的人民军队在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下，从小到大，从弱到强。
井冈山会师，大大地加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阵容，提高了革命武装队伍的军事素质和武器装备。
井冈山会师以后，朱德和毛泽东一起领导红军，勇敢坚定、不辞辛劳地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正如华国锋在朱德的悼词中所说：“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朱德参加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担任起义军第九军副军长。1928年，他率领一部分南昌起义部队，发动了湘南起义，然后上井冈山，同毛泽东所领导的部队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他担任军长。从此，朱德就在毛泽东领导下，在毛泽东建军路线的指引下，为人民军队的建设和发展，为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壮大，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就是中共中央对朱德的这段历史作出的正确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