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师重教是儒家学派的优良传统，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有建树的儒家学者都是教育家。当代著名学者张岱年先生曾说过，“儒家哲学是教育家的哲学”，范文澜先生提出儒家教育思想理应是“中国教育史的一条主线”。从这个意义上说，探讨儒家教育思想，揭示儒家教育哲学智慧，对于准确把握儒家整体哲学智慧、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之精髓无疑意义深巨。
一、政教合一
中国教育思想史上对于教育与政治的关系的认识主要表现为三种模式：政教合一，政本教末与政先教后、政教分离。其中以儒家为代表的政教合一模式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据主导地位。先秦诸子百家多持教育为政治服务，政治为教育提供基础的政教合一的主张，只是由于各家学说的社会历史基础和哲学根据不同，其表现形式也各异。就儒家而言，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特征：
（一）富而后教
儒家认为教育不是孤立存在的，教育的发展必须以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基础，孔子首先提出“富而后教”的教育理念。
《论语·子路》有这样的记载，孔子“适卫”，冉有驾车，子日：“庶矣哉”。冉有日：“既庶矣，又何加焉”？日：“富之”。日：“既富矣，又何加焉？”日：“教之”。从这段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富而后教”的基本教育理念，他认为“庶之”、“富之”、“教之”共同构成立国安邦三要素。三者互为因果，缺一不可。教育事业的发展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只有在“庶”、“富”的基础上发展教育，才能收到良好的功效。国家有了充足的人口和富足的经济生活，必须适时开展教育工作。孔子可谓中国教育史上论述教育与经济发展关系之第一人，其“富而后教”思想为中国教育思想史上的经典论述。
孟子继承孔子“富而后教”思想，提出“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滕文公上》），“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孟子·滕文公上》）。他还进一步拓展了孔子的教育的进步必须以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的思想，提出“人之有道也，饱衣暖食，逸居而无教，则近禽兽”，从人之所以为人的高度肯定了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荀子亦继承孔子的思想，提出既“富之”且“道之”的主张，所谓“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故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之也。立大学，设庠序，修六礼，明七教，所以道之也”（《荀子·大略》）。他认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日：‘人能群，彼不能群也”’
（《荀子·王制》）。而“礼义以分之”、“明分使群”的实现皆离不开后天的教育。综上所述，虽然苟子与孟子对教育作用论述的理论根据完全不同，后者以人性本善为理论依据，前者以人性本恶为理论出发点，但他们都从人性的高度肯定了教育的重要的作用，即教育是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成人的关键环节。
（二）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儒家在政治上奉行德法兼治，以德为主的宗旨。孔子云：“为政以德，譬若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孟子日：“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诸掌上。”（《孟子·公孙丑上》）
为达到“以德治国”的政治目标，儒家强调以教育作为施政的基本手段，通过教育从根本上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平，使之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以达到国泰民安的政治目的，所谓“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礼记·学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得民心者得天下”，而得民心与否关键在于教育，所以孟子主张“设庠序学校以教之”，使天下臣民皆得以“明人伦”，“人伦明于上”则“小民亲于下”。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不仅仅是儒家“德治”的辅助手段，甚至可以说就是“仁政”本身。
（三）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
“一个国家是危是安，一个社会是治是乱，主要不取决于其贫与富、强与弱，而取决于‘风俗之厚薄’、‘道德之浅深”’。儒家认为“移风易俗”的关键在于教育，所谓“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礼记·学记》）。
1．“有教无类”
人是社会的主体，社会是由每一个个体的人组成的，要从整体上改变和提升社会风气，必须从每一个个体的人的教育感化人手，所以儒家提倡“有教无类”的全民教育。“类”有多解，何晏注：“类，谓种类。
言人所在见教，无有贵贱种类也。”皇侃疏日：“人乃有贵贱，宜同资教，不可以其种类、庶鄙而不教之也。”朱熹注类为“善恶之殊”。笔者以为后者恐不妥，类，应作种类、族类、类别解，“有教无类”本意，应为不分贵贱贫富和种族，人人皆可受到教育，所谓“宜同资教”。孔子本人不仅是“有教无类”教育思想的提出者，也是一个坚定的实践者，孔门私学之中弟子即品类不一，就地区分布而言，其弟子来自不同国度，有齐、鲁、宋、卫、秦、晋、陈、吴、楚等国。就社会阶层而言，其弟子成分复杂，有平民，有商人，也有贵族。这些人不分国籍，不论贵贱，只要“自行束惰以上”，孔子“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
应该说儒家“有教无类”教育思想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春秋末期王纲解纽，礼坏乐崩，学术下移，“有教无类”教育思想打破了贵族、贫富、种族的界限，把受教育的范围扩大到平民，这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进步思想，也是时代精神的体现。此其一。
其二，“有教无类”是儒家“仁者爱人”思想的具体表现。尝有人问孔门弟子何以如此之混杂，子贡回答说：君子端正自己的品行以待四方求教之士，愿意来的不拒绝，愿意走的不制止，正如良医门前病人多，良工之旁弯木多一样，所以孔夫子门下品类混杂。爱之则教之，兼收并蓄，海纳百川是儒家的基本教育观念。
其三，“有教无类”是以儒家人性观念为根据的。儒家认为在现实生活中人虽有贵贱、庶鄙、种类、族类之别，但人的本性是相近的，所谓“性相近，习相远也”。儒家人性平等观念决定了他们教育上的平等观念，人人皆有受教育的权利，人人皆可通过后天教育成德成圣，所谓“涂之人可以为禹”“人皆可以为尧舜”。
2．“注错习俗”
儒家从“习相远”的观点出发，认为人所处的环境对人的整体性格、道德观念及能力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自沙在涅，与之俱黑”（《荀子·劝学》），有什么样的风俗环境，就会使人形成什么样的习性。所谓“可以为尧禹，可以为桀跖，可以为工匠，可以为农贾，在势注错习俗之所积耳”（《荀子”荣辱》）。“注错习俗，所以化性也”，“习俗移志，安久移质”（《荀子·儒效》），基于这种考虑，儒家提出“三慎”主张。
其一，择居慎。
因为居住环境对入的发展有直接的影响，所以孔子强调对居住环境的选择，以“里仁为美”。为使孟子成人，其母曾三迁其居，从墓地之侧到市场之旁，最后定居于学校之邻，使孟子从小受礼乐文化之熏陶，耳濡目染，连儿戏亦“设俎豆，揖让进退”。儿时的教育和后天的修行，终于使孟子成为一代“亚圣”。
其二，择业慎。
社会大环境的好坏对人的发展影响深巨。“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丰收年景，少年多懒惰成性，而灾荒之年，少年多强梁暴乱。
诚然，这种社会客观环境的好坏非个人所能左右，但是只要统治者躬行仁政，必能使百姓所处的社会环境有所改观，此系国家政治对教育的决定作用的表现之一。儒家认为作为每一个个体的人虽无力选择社会大环境，但有能力选择自身所处的小环境，工作环境的选择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不同职业往往会对人产生不同的影响，“矢人岂不仁于函人哉？矢人唯恐不伤人，函人唯恐伤人。巫匠亦然”，所以“术不可不慎也”（《孟子·公孙丑上》），择业必须谨慎。
其三，择友慎。
不同的社会交往对人的教育颇有影响。《说苑·杂言》载，孔子日：“与善人居，如人兰芷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则与之化矣；与恶人居，如人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意谓与善人相处，则会同化为善人，反之与恶人相处就会同化为恶人。所以儒家强调择友须慎，所谓“益者三友，损者三友”（《论语·季氏》）。荀子亦高度强调了以理性选择良师益友的重要性，“夫人虽有性质美而心辨知，必将求贤师而事之，择良友而友之。得贤师而事之，则所闻者尧舜禹汤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则所见者忠信敬让之行也，身日进于仁义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荀子·性恶》）。
（四）学而优则仕
“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是儒家政教合一教育思想的集中表现。从一定意义说，儒家教育无论以其教育内容，亦或以其教育目的而言，当属专业性很强的政治人才教育，虽然儒家也主张“邦无道则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但其教育之主体目标依然为培养政治人才——“仕”。
“学而优则仕”包含多方面的含义，首先，学习是通向做官的途径，培养政治人才是儒家教育最主要的政治目的。其次，并非所有学习的人都可以做官，学习成绩优异是做官的必要条件。“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如”（《荀子·大略》），是以孔子告诫学生日：“不患无位，患所以立”（《论语·里仁》）。只要学习成绩好，则不愁没有职位。再次，“不仕无义，……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论语·微子》）。就是说“学而优”必“仕”，否则就是违背道义。
应该说，儒家之“学而优则仕”主张是有其功利成分的，孔子亦言“学也，禄在其中矣”（《论语·卫灵公》），宋代《劝学诗》更有“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名句。然而我们若仅以此来注解“学而优则仕”，则未免失之简单的庸俗化和完全的功利化。“学而优则仕”首先是孔子“举贤才”政治主张的合理发展。孔子打破西周以来以“亲亲”为原则的血缘纽带任人原则，在政治上提出任人唯贤，提倡平民通过良好的教育，参与国家政治。孔子这一主张顺应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要求，有着积极的进步意义。其次，“学有优则仕”在中国社会千百年来，起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导向作用，成为知识分子积极向学的巨大推动力，在全社会形成“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风气。
二、德教优先
以德育为主体，将知识教育与教育，过程德性化，将知识教育与道德教育融为一体，使知识教育为道德教育服务，是儒家教育哲学的突出特点。
（一）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
中国古代教育自兴办伊始，即以道德教育为其首要内容。我国最早的教育机构，庠、序、校等皆以伦理道德教育为根本任务。正如孟子所总结的那样，“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日校，殷日序，周日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孟子·滕文公上》）。有夏三代此教育思想传统为儒家所继承，形成了儒家以道德教育为主的教育传统。
儒家创始人孔子以文、行、忠、信为教育的基本内容，统称“四教”。文教主要是传授诗、书、礼、乐等各种专门知识，行教主要是传授各种修身的知识。忠教乃君子必备之品格教育，即“言思忠”（《论语·季氏》），“与人忠”（《论语·子路》），“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信教是指诚信不欺之品格教育。显而易见，孔子之“四教”皆具道德教育的性质。他所编篡的《诗》、《书》、《礼》、《乐》、《春秋》、《易》，除《乐经》亡佚外，皆成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基本教科书，其作用诚如司马迁所云：“《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史记·太史公自序》），都是施行道德教育的教材。他教诲学生“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即学生的主要任务是躬行道德，如有多余的精力再学习文化知识。孔子对其学生的评价，也总是将“德”置于“才”之上。他赞颜回好学，更加强调其道德品质的高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