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重娜彧的正是这一点，她身上有常情，这正是一个小说家所必需的。总能站在他人的角度想问题，想得多了，难免就委屈了自己，她又回过头来抚慰，就这样来回奔波，矛盾得很。就比如说，她虽然磕磕绊绊，到底还是按照家人的意愿塑造了自己，那就是做一个好女儿、好妻子、好母亲，她竭尽心力，恪守本分，简直乖得很。可有些事情也真说不好，记得有一次在珠海开会，席间有人言论不当，娜彧把脸涨得通红，看得出是忍了又忍，后来到底是发作了，她拍案而起，连珠炮似的给予回击。公正地说，娜彧的反击不太有力量，因为她不够理性，为情绪所控制，她的话密且急，就像小孩子在发脾气。我们听了一会，不知为什么就都笑了，娜彧也笑，很无奈的，大约也知道，她的这一番“反击”止于情绪发作，生活将继续前行。
娜彧的写作也是一种反击吗？我疑心是的。泛泛而言，写作之于生活有两种，一种是记录，另一种是反抗。无疑的，后者更具有新鲜刺激性，因为它是挑衅的姿态。娜彧的写作，乍一看与她的生活毫无关联，她的小说看不到“来处”，那个我们熟悉的娜彧，她的古城、街巷，她作为小孩、少女曾置身其中的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她90年代游学日本、美国的经历……对于一个小说家而言，这是何等的富矿，可是娜彧全然不顾——我的理解是，娜彧的富矿不止这一座，也许是，经历于她压根就不是财富，仅是外部皮囊。四十年间，她热热闹闹地生活，对周遭却视而不见，她乖顺、服从、明媚，很像一个正常人，按准则行事，做该做的事，不得已也会耍点小脾气；当她把眼睛看向某处的时候，很认真的，我实在怀疑她是否“看见”了什么没有。
我想说的是，娜彧是这样一种人，外物不在她的脑子里，她只把眼睛盯着内心，那里住着两个自己，一个温良，一个尖锐——这该是娜彧一生中最纠结的事，她不能同时做两个人，也因此，她倾心于那个未完成的自己：热烈、任性、叛逆，打着决绝的手势，过丰富的人生，末了以悲剧终场。小说集《薄如蝉翼》里多是这样的人物，有的也不是悲剧，内中却有破碎、消沉、困惑。我们不妨说，她的小说虽穿着情爱的外衣，实则却是对现实的一场抗争，也是对理想生活的抒情。她因为脱开了个人经历，使得她的小说呈现了幻化的性质。本来也是，写作之于娜彧何尝不是梦游，一俟坐在电脑旁，她就像走在一个人的街上，手抄裤兜，自由自在；她越走越远了，把自己甩在了身后，那一刻，看得见远天，听得见胡狼嗥叫，她把心一横，又是害怕又是喜悦的，纵身扑向那未可知的，也许是荒寒的未来。
杨军印象记
杨军是个很单纯的人。他太太是我的高中同学，有一年我们同学聚会，他也参加了。这样我便认识了他，我看见了一个少年样的年轻人，白白净净，瘦瘦小小，待人非常热情，主动过来跟每个人拉手。而且他很爱笑，笑起来阳光灿烂——不是热烈的、夏日一般的，而是静静的、和煦的，让人觉得明朗亮堂。
他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小很多，我想这是因为他心思单纯，所谓“相由心生”。搞创作的人可能尤其需要这一点，就是“一根筋”地扑在他所热爱的事业上，其他俗事难以顾及，久而久之，自然会影响到他的相貌，使他看上去更年轻健旺，有一股勃勃生气。
“热爱”这个词，我也是很多年后才有体会，少年时并不晓得。在我看来，人活一世，还是需要去“爱”一些事物的，比如人、草木、文字、信仰……爱本身是个很虚的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也不能为我们切实带来什么，反常常要为它而受苦；但正是因为有了“爱”，人的整个面貌会因它而生光彩。
杨军就是这样一个有光彩的人——他爱的是绘画。我想他热爱绘画，就像我热爱文字一样，某种程度上我们是同行。正是基于这一点，他喜欢跟我谈论绘画，也不知他从哪儿得来的错误认识，他以为我一定是懂画的，也许缘于自古以来“文艺不分家”？但其实近现代以降，专业的区分已经越来越细化，即便在文字领域，我对诗歌、戏剧等也不敢说三道四，更何况绘画？
所以荒谬的场景便是，往往他说他的，我听我的；他说得激情四溢，神采飞扬，我出于礼貌不时地点头，装出一副颇有兴味的样子。偶尔会问一些幼稚的问题，诸如“黄宾虹的画儿到底好在哪儿”，引得他咯咯笑起来，更加来了兴致，搬出一摞摞的画册（那一阵子，我在他家小住），一页一页为我解说。倘若我再说一些类似“我喜欢八大”的话，那么他简直要神魂颠倒、感动至泣了，因为他是八大的粉丝，和世上一切粉丝一样，他迷信、热烈，全然不顾“我喜欢八大”和“他喜欢八大”完全是两码事。我的喜欢是外行的，瞥一眼觉得舒服，仅此而已；而他的喜欢是因为“懂得”，其中骨骨节节全在他心里，可是他又说不出来。
杨军的表达并不是很好，但是他的感觉实在太妙，为我“讲画”的时候，他常常是“理直词穷”，找不到合适的词，急了半天，“好”个不停，突然蹦出一个词来，醍醐灌顶般使我茅塞顿开。因为这样的词汇，用在这样的地方，即便从文字意义上讲，我也觉得是新鲜的、了不起的。这是杨军的妙处，我以为，也是他非科班出身，少受学院派禁锢的缘故，从而使他身上保持了很多自然、质朴、灵异的品质。
杨军是个很刻苦的人，每天下班回家，只要得闲，他便站在桌子旁，或临摹，或读画。在他家堆满书画的客厅里，电视机的喧哗，我和他太太的说笑，都离他很远很远了，他如入无人之境，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这世界里只有水墨、山水、会心、愉悦。所以我要说的并不是杨军的刻苦，而是他的热爱，“爱”把“苦”消解了，所以我看到的杨军，整天生机盎然，处于一种幸福状态。
杨军天性乐观，他也许极少去追究人生的悲苦、无聊、虚空等终极意义，而在我看来，人到了一定年岁，这些东西是绕不过去的——文艺的意义也在于此。有一次我跟他聊天，我说你设想一下，你躺在山水间，看着蓝天白云，听着松涛阵阵，你会不会突如其来一阵绝望？他问，为什么要绝望？我说，你会发现生命很小很小，你作为个体被淹没了。他说不会啊，我会觉得自己很幸福，我是自然的一分子，完全融进其中了。我便笑了，觉得这个话题可能没法谈，我不知道这是个体的区别，还是职业的区别，也许作中国画的人寄情于山水，从此省却了许多人生烦恼？可是人生的烦恼岂会那么容易解决的？千百年来宗教都不能解决的问题，绘画之于杨军就能做到？恐怕未必吧。
我起头说杨军是个很单纯的人，这单纯并不是指他不谙世事，事实上，世事在他心里，其中枝枝蔓蔓，他心里清楚得很，但他是个太分得清主次的人，天生晓得取舍。比方说他热爱绘画，便专心于此，这自然是好事；但须知艺术与很多东西是连成一片的，这其中最关键的便是人生、生命、感情。一个艺术家，在我看来，必定要经过人生的许多难堪磨难，感受它，直面它，然后有所超脱，把它转化为一笔一画，山山水水。这山山水水里也许没有人，但读画的人却读到了微妙不可言的人生，那是作者的血肉，整个生命体验，或旷达，或激越，或单纯，至无至空，那是历经世事后的大解脱。我不知道杨军将来能成为怎样的画家，但我希望他是这样的画家：人与画合二为一了。
写在这里的都是一些外行话，供杨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