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玄：生命中的几个关键词
吴玄是温州人，温州是富庶之乡，吴玄却是一穷人。他甘愿做一个穷人，我猜想，并不是为了文学，而只是因为穷本身。在这世界的极少部分人群里，穷是个太迷人的字眼，具有某种抽象的意义，可以上升为一种精神。吴玄也是这样的人。这些年来，他大概是和穷恋爱上了，主动委身追求它，他得手了，很为自己骄傲，私下里常会窃笑两声。
这是一种疯狂的状态，自然也是一种下滑的状态。下滑能带来快感，下滑是轻的，又是痛的，又是虚无的，又是莫名其妙的；较之下滑的快感，飞翔的快感简直算不了什么。我看过一则新闻，一个美国富翁锦衣玉食过了一辈子，待到年老的某一天，突然捐赠了所有的财产，穿着破衣烂衫沿街行乞去了。他遭人唾弃，一年年地老了，有一天清晨，他被发现躺在街头的垃圾箱旁，他已经死了。
这是什么？我的解释是，这是人性里的一条幽深小径，这小径里有诗意。这世上总有一部分人，他们固执，沉迷，他们把生命当作一件作品来经营——这作品里有狂想。吴玄也有过类似的狂想，他希望自己有一天老了，也穷困潦倒了，就坐在街头晒太阳，然后头一歪，哐当一声就死了。以吴玄目前的状态看，他很有可能实现这一狂想。我们且看这些年他是怎样努力的，他怀抱一种狂热的献身精神，一步步地往这条道上走。他先是从市委办的秘书，一纵成为电视台的一个小记者，再一纵跑到北京，成为一个京漂。这滑落是如此之大，他没有归属感，妻女都在远方，好像他还说过，他亦没有故乡——这世上少有什么地方、什么人和他是有关系的，这是他的理想。
用一句时髦话说，他这是自我放逐。他采取主动的、几乎是任性的方式，让自己迅速地往下掉，现在他不能再掉了，因为他已经掉到底了，他成功了。对一个成功者来说，吴玄以为，他下面要做的事情就是等死。
吴玄有一句口头禅叫“好玩”。我们可以这样猜测，在他往下掉的过程中，他一定觉得这也是好玩的。在精神上，吴玄继承了加缪那一路的西方传统，《局外人》是他最喜欢的小说。他们对这世界的终极解释是荒谬和虚无，他们待一切都无动于衷，无爱，亦无恨。生命有如一场游戏，这游戏中的每个人都是行尸走肉。
然而吴玄又是中国人，他身上的某根神经和源远流长的“东方”是一脉相承的，这是他精神上的一个重要分支。倘若我说，吴玄身上有古典情怀，肯定会有人笑出声来。谁会相信他是“古典”的？多年来，此人热衷扮演一个浪荡子的角色，他惯于信口开河，胡说八道，然而以我对他的了解，他实在是个君子，一个正派人。他之所以要去扮演一个浪荡子——他扮得很像——我的猜测是：他对身体里的另一个自己很不耐烦，有嫌鄙之心。他突然一分为二了，从身体里跳出来，指着那个人破口大骂，朝他吐唾沫。
两个自己不能统一，常指桑骂槐，这是吴玄的矛盾，我以为，这也是现代中国人的矛盾。一方面，我们受着传统的教育，胸怀某种田园的梦想；另一方面，这时代有很多东西正在毁坏，待我们抓进手里，新的已经变成旧的了。什么都不是我们的，一切都在失去，所以现代中国人的虚无感是有根可寻的，并不像某些人所言，是学西方赶时髦得来的。
吴玄还有一个口头禅是“无聊”。他在北大有过一次演讲，中心内容说的是他和无聊的关系，他就是无聊，无聊就是他。他把无聊当作一种精神追求，所以我们说，这是个有信仰的人，他正以身作则，要将无聊贯穿生命的始终。他生活的常态就是一个人呆坐着，脑子里空洞无物，他也不玄想，这期间做了些什么，他亦不记得——他肯定做过些什么，谁知道呢？或许他偶尔灵光一闪，脑子里布满了密如蛛网的难堪的小心思——然而这些全不重要了。无聊不是无为，无为是一种姿态，无聊什么也不是。人在他自己的世界里突然变小了，小如蚁虫——意义就这样消失了。
几年前，写作圈里曾流行过一本小册子，图森的《浴室 先生 照相机》，我想借此来说说吴玄的写作。有一次我跟吴玄说，《浴室》里的那个人有点像你。《浴室》当然写的是图森自己——暂且这么说吧——可是在中国，我所认识的作家当中，没有哪个人比吴玄更接近图森的精神状态。这是一篇关于“无聊”的小说，看得出吴玄有点喜欢，我则是迷得不行，1998年就模仿它写过一篇《校长、汗毛和蚂蚁》，现在简直不敢看。
因为我偶尔也无聊，所以《浴室》里的意思我全懂，于我有着“切肤之感”。然而女作家往往是这样，一件事物于她们，只是事物本身，上升不到形而上的意义。所以我在这里对吴玄寄予期待，希望他能写出另外一部《浴室》，充满他自己的生命体验，很“中国化”的佳作。
吴玄是一个值得期待的作家。他这两年声誉鹊起，在评论界颇受好评，然而这还不够，远远不够。以我对他的了解，他的野心没这么小，他有能力走得更远。我们对他的期待不是让他成为一个名作家，“名作家”是什么，不说也罢。他是有点“艺高人胆大”的，放眼文坛，少有几个他瞧得上的，当然他也瞧不起自己。
他惯于自嘲，他对写作严厉近于苛刻，他的小说少而精，《西地》和《发廊》是其中的名篇，我忍不住就会向别人推荐。然而我以为吴玄的才能并不止于此，他还会写出比这更好的小说来。吴玄的障碍是来自他自己，他注定是个苦吟作家，这两年，他几乎没怎么写作，他在干什么呢？他忙于游戏，沉醉在无聊里不能自拔。然而我以为，他一直在“写作”里，从来不曾离开过。
这才是一个作家的真实状态，他游离，困惑，焦虑；写作不是写字，写作已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与他自身合二为一了。不知为什么，我只对这一类作家充满迷信，我以为，他们或许就是文学的希望所在。他们长久地沉默着，“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吴玄的问题就在于，这两种情形他都有可能。
吴玄看到这句话，或许会笑起来，不以为然地说：死就死吧，我无所谓。“无所谓”也是吴玄的口头禅，他大概很珍爱这个词，常把它挂在嘴边。无所谓，用吴玄自己的话说，就是“游戏精神”。游戏在吴玄的字典里，应该是个重要词汇，他视它如人生哲学，曾专门撰文解析，在此不再赘述。我想说的是，游戏和无聊，是吴玄这一生的两个关键词，成为解释此人的重要注脚，理解了吴玄是怎样无聊的，就明白他为什么会去游戏，这两者是一种同宗关系。
我已经说得够多了，私下里以为，我对吴玄的揣测不算太离谱。
谢海与我们
谢海与我是同年、同乡。这两样或许有助于我们成为好朋友，强化我们对于时间、故土的共同记忆。换句话说，我们有着共同的成长背景，从小孩子到青年时代，我们走过同一条街衢，逛过同一个公园。极有可能是，我们曾有过擦肩而过的时候，他朝我做鬼脸，扬拳头，我快步跑开，觉得这小朋友无聊得很。
我们真正地擦肩而过是在1994年，我家搬到他家附近，相隔不过五分钟的路程，周遭的地标是报社、二院、楚秀公园、清晏园……那时我已开始写作，在淮安，算得上一颗“冉冉升起”的文学新秀了。而那时，我并不知道有一个叫谢海的同龄人，同样小有名气，他得家庭滋养，自幼随父习画，和当地的文艺界浸濡很深。没有人跟我提起他的名字。
我每晚出来散步，想必一定走过他家的门前窗下，然而他不在里头，早于一年前离开，到北京晃荡去了；一年后我也背起行囊，步他的后尘，到北京去念作家班，而他再次离开，去杭州念了中国美院。我想冥冥之中我一定气坏了，决定从此拉倒，再也不要跟他认识了，于是我便回了南京，再次念了作家班。
我在南京一待五年，写作，发表，等待成名；与此同时，谢海在毗邻的杭州做着同样的事，习画，积累，蓄势待发——我们均“成名”于二十七八岁时，或许他更早些。我在南京的朋友多是作家、诗人，零星认识几个画家，但并无深交。我是后来才知道，那时谢海常往返于宁杭，和南京的艺术界颇多交往。或许曾有过这样的夜晚，我们坐在同一个酒吧里，多半是“半坡村”吧？昏暗的灯光底下，我们分桌而坐，我和搞文学的在一起，他和搞艺术的在一起。间或，两桌中的熟人会握手寒暄、点头示意，我和谢海抬眼看去，也许看见了彼此，但却不知对方是谁。
后来我离开南京，辗转北京和广州，而谢海一直待在他的杭州。这一晃近二十年过去了。今年夏天，谢海来穗作学术主持，女画家张灵来电，说要介绍一个同乡与我认识。不得不说，这次见面是各种巧合的结果，三人的时间都不凑手，也未见得非见不可，也差点就不见了。无论如何，那天下午我走进张灵的工作室，看见了一个“文艺青年”，他谦和、机敏，话不多，讨人喜，一副乖乖仔的模样。这是我第一次听闻谢海这个名字，在美术界算得上一个腕级人物了。我因为不属于他那个界别，这话便一听而过。
真正让我感念的，是他早年的文学青年经历。就是现在，他浑身散发的“文青”气息，也有点“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意思。这气息生在他的骨子里，慢慢藏不住了，便溢到他的神情、样貌、行止，总之他是每一个毛孔都流着血和文艺的东西。那天，我的神情一定慈祥之极，我是一看到“前文青”，心里便要生慈悲的，只为他们曾是自己人，为了文学曾经照亮过他们——我的意思是，一个人是否做过“文青”，成年后到底不一样些。
我自己是搞文学的，并不愿太强调文学的重要性，然而至少有一点，文学引发阅读，而阅读之于文艺的滋养，或许是太重要了。谢海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读书上涉猎甚广，不拘是文史哲、地政经……他是随便翻开一本书就能读的。这样的阅读有用吗？我的理解是，也没多大用处，然而正是这些没用的东西，构成了一切文艺的基底。经年累月地读下来，人与文字就会亲近，由文字及己，及人，及世界，然后一个转身再回到自己——上帝就在这一转身间，为他打开一扇门也未可知。
这便是我和谢海的初相识，聊了些阅读的事，使我感动不已。未知是不是我的错觉，我总以为美术界是不读书的，其实即便是文学界，现在也少有真正的读书人。我的意思是，作家只读文学，类似于画家只研究线条、光影一样都算不得读书人。我也是写作很多年后才意识到，文艺是专业不得的，它本是一场玩儿的事，不能太认真，又不能不认真，而是介于有无之间，做些不相干的事，读些不相干的书，想些不相干的人……文艺或许就有了。
基本上，这也是谢海的意思。我与他相熟以后，才知此人调皮得很，那初见面的文雅全是装出来的。不妨说，他是个地道的玩家，惯于吃喝、搓麻、胡说……隔不上几天，他就要外出周游，机场才是他的家。他所到之处，众星捧月，人人都宠着他，却怎么都宠不坏他。谢海本质上是个好孩子，他的被宠，一方面是因为他的聪慧机智，另一方面却是得益于他的策展人和评论家身份——吊诡之处也在这里，他作为策展人、评论家，做的事本该是绿叶扶红花，现在却颠倒了，他成了红花，绿叶们都围着他。
谢海清楚这一点吗？他太清楚了。众所周知，艺术圈是个巨大的名利场，其程度较之娱乐圈有过之而无不及。谢海作为着名推手，类似于导演和制片人，是能叫人一夜暴发的。然而有一次他却告诉我，他从来没有坏过规矩。我以为自己是听明白了，他手中掌握着巨大的权力，但一直以来，他都慎用这权力。
我敬重谢海的正是这一点，内心有标准和尺度，不管时代恶俗到何等程度，他都岿然不动。支撑这岿然不动的是，第一，他不缺钱，养活家小当没问题，谢海的心理是，他知道自己有生财之道，却抵死不走这条道，这是何等的幽默。第二，他生于文艺世家，从小的生活环境是，家里养了一批食客，成天开着流水席，吃完一批，又来一批，很多人是连名字都叫不出的。这样的家庭，我听了也是大开眼界，有孟尝君之风，现代中国是绝少有了。
成年后的谢海，继承且变通了这家风。他也养了一批人，不拘是助手、朋友、同行……他都在准则允许的范围内，无偿地帮助他们，变着法子喂肥他们，自己却不落一个子儿，为的是别人不得不反过来养他。他一生最大的理想就是被包养，成为被他养肥的人的食客，他要满世界做食客，所到之处，花团锦簇，有接机、欢送，食宿费不必自己付，他不带钱包就能上路，不拘是五星级还是小酒馆，他要的不过是一个其乐融融。
我疑心谢海在美术界算一个穷人，他是穷老板在养着一群阔人，成天起劲得很。像现在他在杭州，出行照样还是公交车，他沉迷于这样的生活方式，与其说是质朴，毋宁说还是因为好玩。他是变换花样在玩儿，一般来说，富人是玩不出新花样的，无非是一掷千金，莺莺燕燕。于是谢海灵机一动，止于做一个穷人，然而他又不是真的穷，但他打滚撒泼不做富人这也是真的。
我想谢海是太懂得钱的意义了，他毕竟经过了那一番，每月从他手里流过的银票何足以百万计？早不当回事了。因此，他但凡能把生活维持在一般水准，就彻底撒开了这东西，再不受这劳什子的约束了，坐公交车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