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与主观主义完全不同。
为了充分说明这种不同，毛泽东连续用了反复和排比的修辞手法加以强调：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不是单凭热情去工作，而是如同斯大林所说的那样：把革命气概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在这种态度下，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的历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世界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必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如果有了这种态度，那就既不是“头重脚轻根底浅”，也不是“嘴尖皮厚腹中空”了。
经过毛泽东的这番论述，我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有了清楚的认识。
毛泽东运用比较思维的方式和极富感染力的语言，让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出，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作风与马克思主义作风是格格不入的。前者实在有损于中国革命，严重妨碍党的建设，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我们必须坚决抵制和彻底抛弃这种作风；后者则注重革命理论与革命实际相结合，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有的放矢，实事求是，不凭主观愿望，而是依靠客观存在的事实得出正确的结论。
通过两种作风与学风的生动比较，澄清了许多糊涂认识，端正了党的思想作风，为保障延安整风运动的健康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时至今天，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运用的比较思维艺术，仍然闪耀着思想与智慧的光芒。
四、正反经验的比较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开始系统地思考和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他的着述活动进入高峰时期，产生了一大批影响深远的政治与军事理论着作，丰富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宝库。
产生于延安窑洞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光辉着作，是毛泽东军事理论的经典着作之一。文章从研究战争规律的角度出发，深刻剖析了战争的目的，回顾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过程，论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系统地说明了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一系列问题。在回顾十年内战的主要形式时，毛泽东将其概括成“围剿”与“反围剿”的形式，全面反思了“围剿”与“反围剿”的历史过程，并且采用比较思维的方式，针对“反围剿”的准备、战略退却、战略反攻等不同阶段和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等不同作战方式，对比分析了红军“反围剿”斗争正反两方面的宝贵经验。这种旨在明确战争的经验教训的比较思维方式，对于揭示并掌握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避免重犯类似的错误，取得革命战争的主动权，具有重大意义。
五、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属于中国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部精彩绝伦、壮阔恢弘的史诗。
然而，在抗战之初，到底怎样看待这场战争？中国能否胜利？怎样取得胜利？战争的进程会怎样？这些关系到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问题，压在中国人民心头，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来。
正当人们对民族前途感到茫然忧虑之时，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一文拨开了人们心头的迷雾，给处于生死存亡紧要关头的中华民族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我们知道，战争是交战双方综合实力的较量。那么，到底怎样看待中日双方的综合实力呢？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一文，运用比较思维艺术，从中日双方的基本国情出发，将影响抗日战争胜负的各种因素进行了全面透彻的比较分析，从而得出了科学结论。
《论持久战》展示了毛泽东进行比较思维的过程。
第一，从国力强弱来看。
日本是一个很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个着名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个。这是日本侵略战争的基本条件。战争的不可避免和中国的不能速胜，就建立在这个日本国家的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很强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上面。
中国国力怎样呢？毛泽东指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是一个弱国，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都显得不如日本。战争的不可避免和中国的不能速胜，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第二，从战争性质来看。
由于日本社会经济的帝国主义性质，就导致了日本侵略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并决定了它的战争是退步和野蛮的。时至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帝国主义，由于内外矛盾，使它不得不举行空前大规模的冒险战争，而且使得它临到最后崩溃的前夜。从社会行程来说，日本已经不是兴旺的国家，战争不能达到日本统治阶级所期求的兴旺，而将达到它所期求的反面——日本帝国主义的死亡。这就是日本战争的退步性。加上日本又是一个带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这一特点，就产生了它的战争的野蛮性。这就要激起它国内的阶级对立、日本民族和中国民族的对立、日本和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对立。这种退步性和野蛮性是日本战争必然失败的主要根据。
中国如何呢？毛泽东指出，中国近百年的解放运动积累到了今日，已经不同于任何历史时期，今日中国的军事、经济、政治、文化虽不如日本之强，但在中国自己比较起来，却有了比任何历史时期更为进步的因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就是这种进步因素的代表。中国今天的解放战争，就是在这种进步因素的基础上，得到了持久战和最后胜利的可能性。中国是如日方升的国家，这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没落状态恰是相反的对照。中国的战争是进步的，这种进步性就产生了中国战争的正义性。因为这个战争是正义的，就能唤起全国的团结，激起敌国人民的同情，争取世界多数国家的援助。
第三，从国力大小来看。
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虽然很强，但这些力量在数量方面不足。国度比较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日本统治者想从战争中解决这个困难问题，但同样，将达到其所期求的反面，这就是说，它为解决这个困难问题而发动战争，结果将因战争而增加困难，战争将连它原有的东西也消耗掉。
与日本不同，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人多、兵多的大国。因此，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这又是日本无法相比的。
第四，从国际援助方面看。
日本方面，虽能得到法西斯国家的援助，但同时又不能不遇到一个超过其国际援助力量的国际反对力量。这后一种力量将逐渐增长，终究不但将把前者的援助力量抵消，并将施其压力于日本自身。这是失道寡助的规律，是从日本战争的本性产生出来的。总之，日本的长处是其战争力量之强，而其短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退步性、野蛮性，在其人力、物力之不足，在其国际形势之寡助。
中国情况如何呢？毛泽东指出，由于中国战争的进步性、正义性而产生出来的国际广大援助，同日本的失道寡助又恰恰相反。总之，中国的短处是战争力量之弱，而其长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进步性和正义性，在其是一个大国，在其国际形势之多助。
上述深入贴切、合情合理的比较，不能不令人折服！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作出了综合分析，并归纳形成了这样的意见：这样看来，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强的，但其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人力、物力又不充足，国际形势又处于不利。中国反是，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比较地弱的，然而正处于进步的时代，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又有大国这个条件足以支持持久战，世界的多数国家是会要援助中国的。
毛泽东认为，中日双方的上述不同，就是中日战争相互矛盾着的基本特点。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他还指出，中日双方的强弱对比，虽然规定了日本能够在中国有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的横行霸道，中国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段艰难的路程，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然而双方之间的小国、退步、寡助和大国、进步、多助的差别，又决定了日本不能横行到底，必然要遭到最后的失败，中国必然取得最后的胜利。
抗战爆发以前，中国社会上存在“亡国论”的议论，认为“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抗战开始后，因为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在战争中节节失败，致使日军长驱直进，大片国土沦丧。看到这种局面，社会上又出现了“再战必亡”的论调。“亡国论”的鼓噪声，的确让不少中国人失去了坚持抗战的决心和信心。有些人甚至准备做亡国奴了。
针对叫嚷得很厉害的“亡国论”，毛泽东怎能等闲视之？不能！决不能！他用充足的根据予以坚决反驳，巩固中国人民抗战的信心。在“驳亡国论”部分，他将中日双方不同的时代特点进行比较分析。他指出，“这个特点的具体反映是日本的退步和寡助，中国的进步和多助。”中日双方所处时代的具体区别到底如何呢？
毛泽东运用比较思维准确地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所处的时代把脉。他认为：首先，日本是快要死亡的帝国主义，已经处于退步时代。此次战争发动于世界帝国主义首先是法西斯国家大崩溃的前夜，敌人正是为了这一点才举行这个带有最后挣扎性的战争。所以战争的结果，灭亡的不会是中国而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集团，这是不可逃避的必然性。
其次，当日本举行战争的时候，正是世界各国或者已经遭遇战争或者快要遭遇战争的时候，大家都正在或者准备着为反抗野蛮侵略而战，中国这个国家又是同世界多数国家和多数人民利害相关的，这就是日本已经引起并还要加深地引进世界多数国家和人民的反对的根源。
毛泽东对于中国所处的时代特点更是理解透彻。他认为，当时的中国已经不能和别的任何历史时期相比较。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它的特点，所以被称为弱国。但同时，它又处于历史上进步的时代，这就是足以战胜日本的主要根据。所谓抗日战争是中国进步的时代，不是说普通的一般的进步，不是太平天国或辛亥革命的那种进步，而是说今天中国，已经不是完全的封建国家，已经有了资本主义，有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有了已经觉悟或正在觉悟的广大人民，有了共产党，有了政治上进步的军队即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红军，有了数十年革命的传统经验，特别是共产党成立以来的17年的经验。这些经验教育了中国人民和中国的政党，今天恰好作了团结抗日的基础。在国际上，中国的战争不是孤立的，他遇到了世界上空前广大和空前深刻的人民运动及其对于中国的援助。所有这些，成为中国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所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
在对中日两国的时代特点作出上述比较分析后，毛泽东进行了综合分析。他认为，中日双方的强弱对比：虽然规定了日本能够在中国有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的横行，中国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段艰难的路程，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然而小国、退步、寡助和大国、进步、多助的对比，又规定了日本不能横行到底，必然要遭到最后的失败，中国决不会亡，必然要取得最后的胜利。
通过这样的比较，毛泽东有力地驳斥了“亡国论”者的论调。
毛泽东运用比较思维的实例很多。上述事例足以说明比较思维艺术带来的实际效果。
应当说，毛泽东的文章之所以具有强烈的征服人心的感染力量，与他大量运用比较思维艺术是分不开的。
综观毛泽东文章运用比较思维的过程，可以明显地看出，他的思维轨迹总是非常清晰，富有条理，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和借鉴。
首先，他以确认事物是否具有可比性为前提，以占有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作为比较思维的基础。因为没有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比较思维就失去了科学性的保障，或者变成了癫人痴想。
其次，他在比较时重视对所占有资料的综合分析，既注意事物的整体性，又注意事物的系统性；既在总体上把握事物特点，又注意研究事物的不同层次，不同侧面。因为全方位的比较比单项比较的说服力更强，可信度更高。
第三，在比较时注意事物之间质和量的关系，既有定性的比较，又有定量的比较；既要看到量的大小，又要看到质的优劣，要善于观察质与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及其具体变化。
第四，在全面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对事物双方作出客观公正的判断，得出可靠的结论，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工作计划，进行科学决策。
比较的方法，能够最直接地说明事物之间的差别，因而也往往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比较思维艺术，是生长在毛泽东写作成果中的一支绮丽耀眼的奇葩。
毛泽东是二十世纪推动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伟大战略家和思想家。在数十年的领导实践中，他不仅创造了博大精深的毛泽东思想的完整体系，而且用这一思想体系武装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指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辉煌成就。他不仅为中华民族留下了浩如烟海的着作成果，而且更以文章中闪烁思想光芒的形象思维、超前思维、辩证思维、比较思维等灵活多样的思维方式，诠释着他作为一代领袖所具有的经天纬地的思维能力和卓尔不群的思维特质，使他的文章着述作品达到了形象深刻、引人入胜、灵活机敏的艺术效果，实现了写作艺术与思维艺术的高度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