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中的顽固派，积极奉行卖国投降的反动政策，在湖南、河南、江西等地频繁制造反共摩擦事件，猖狂叫嚷取消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取消八路军新四军的反动主张，妄图分裂国共抗日统一战线。针对国民党顽固派投降、分裂、倒退的种种倒行逆施，毛泽东奋起回击，发表了这篇着名的讲演。毛泽东针锋相对地提出：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
为了证明这个论断，他一连串举出了以上十个方面令人折服的事实。这些无可辩驳的事实，充分证明了毛泽东论断的正确性。随后，毛泽东更加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不是取消边区，而是全国要学习边区；不是取消八路军、新四军，而是全国要学习八路军、新四军；不是取消共产党，而是全国要学习共产党；不是要进步的人们向落后的人们看齐，而是要落后的人们向进步的人们看齐。
毛泽东以列举大量事实的方法，论述了自己的观点，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嚣张气焰，也彻底揭露了顽固派们“借统一之名，行专制之实，挂了统一这个羊头，卖他们的一党专制的狗肉”，妄图取消陕甘宁边区、取消八路军和新四军、取消中国共产党，实行一党独裁专制的险恶用心。人民群众是从心里拥护毛泽东的这些观点的。
毛泽东运用事实论证的方法不胜枚举。我们再看几篇文章的段落：《反对自由主义》是毛泽东运用事实阐明观点的经典篇章。毛泽东列举了自由主义的11种具体表现，为自由主义勾勒了“简笔肖像”。
请看，自由主义是这个样子：因为是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爱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对，也不同他们作原则上的争论，任其下去，求得和平和亲热。或者轻描淡写地说一顿，不作彻底解决，保持一团和气。结果是有害于集体，也有害于个人。这是第一种。
不负责任的背后批评，不是积极地向组织建议。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开会不说，会后乱说。心目中没有集体生活的原则，只有自由放任。这是第二种。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这是第三种。
办事不认真，无一定计划，无一定方向，敷衍了事，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是第九种。
自以为对革命有功，摆老资格，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工作随便，学习松懈。这是第十种。
自己错了，也已经懂得，又不想改正，自己对自己采取自由主义，这是第十一种。
瞧！自由主义的这些表现，我们哪个人没有见过？甚至我们很多人都能在自己身上找到自由主义的影子。毛泽东的文章就是这样能够抓住事实，不说空话。抓住事实往往也就抓住了人心！
列举事实之后，毛泽东开始了具体的分析说理，分别从自由主义的危害、根源、思想方法、性质等方面进行深入剖析，将“反对自由主义”这个中心论点论述得非常透彻。这样的说理方式，有根有据，结论完全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因此使人心悦诚服。
在《矛盾论》这篇哲学名着中，毛泽东同样用了大量事实论证自己的哲学观点。
例如在“两种宇宙观”一节中，毛泽东深入阐述了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他在论述内因和外因的关系时，鲜明地提出了“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这个论点。为了证明这个观点的正确性，他采用了事实论证的方法，连续列举了几个事例论证上述观点。
第一，鸡蛋由于得到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因为二者的根据是不同的。
第二，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不只是开创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影响到世界各国内部的变化，同样而且特别深刻地影响到中国内部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是通过各国内部和中国内部自己的规律性而产生的。
第三，两军相争，一胜一败，所以胜败，皆取决于内部原因。胜者或因其强，或因其指挥无误，败者或因其弱，或因其指挥失宜，外因通过内因而其作用。
第四，1927年中国大资产阶级战败了无产阶级，是通过中国无产阶级内部的（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机会主义而起作用的。当我们清算了这种机会主义的时候，中国革命就重新发展了。后来，中国革命又受了敌人的严重的打击，是因为我们党内产生了冒险主义。当着我们清算了这种冒险主义的时候，我们的事业就又重新发展了。由此看来，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
毛泽东所列举的事实，既有自然界的生命现象，又有重大而深刻的社会问题；既有军事的，又有政治的；既有国际的，又有国内的，范围特别广泛，很有典型意义。这充分证明了“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论点具有普遍规律性，令人不容置疑。
在阐述“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这个观点时，他提出：所谓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问题。
紧接着他列举了一系列片面地看问题的事例。
例如：只了解中国一方、不了解日本一方，只了解共产党一方、不了解国民党一方，只了解无产阶级一方、不了解资产阶级一方，只了解农民一方、不了解地主一方，只了解顺利情形一方、不了解困难情形一方，只了解过去一方、不了解将来一方，只了解个体一方、不了解总体一方，只了解缺点一方、不了解成绩一方，只了解原告一方、不了解被告一方，只了解革命的秘密工作一方、不了解革命的公开工作一方，如此等等。一句话，不了解矛盾各方的特点。这就叫做片面地看问题。或者叫做只看见局部，不看见全体，只看见树木，不看见森林。这样，是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的，是不能完成革命任务的，是不能做好所任工作的，是不能正确地发展党内的思想斗争的。
毛泽东用大量事实告诉我们，片面地看问题，对于革命事业是十分有害的。
然后，他把思路荡开，引用文学名着《水浒传》中的一个事例，饶有趣味地说明了克服片面性的重要意义：《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研究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
毛泽东用正反两个方面的事实，既指出了片面性的危害，又说明了坚持全面地看问题的益处，这对人们具有深刻的教益。
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为了抨击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教育那些对美帝国主义心存幻想的思想糊涂的国人，毛泽东也运用了许多生动的富有震撼力的事实。
在论证“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这个观点时，毛泽东举了很多典型例子：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在讲到中国人民不怕困难，不怕美帝国主义封锁的时候，毛泽东首先慷慨激昂地表示：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
接着，他继续用铁一般的事实，进一步说明自己的观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对于我们，不但“以死惧之”，而且实行叫我们死。闻一多等人之外，还在过去的三年内，用美国的卡宾枪、机关枪、迫击炮、火箭炮、榴弹炮、坦克和飞机炸弹，杀死了数百万中国人。现在这种情况已近尾声了，他们打了败仗了，不是他们杀过来而是我们杀过去了，他们快要完蛋了。留给我们多少一点困难，封锁、失业、灾荒、通货膨胀、物价上升之类，确实是困难，但是比起过去三年来已经松了一口气。过去三年的一关也闯过了，难道不能克服现在这点困难吗？没有美国就不能活命吗？
这些客观准确的事实和铿锵有力的语言，不仅表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敌，不怕困难，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特质，更激发了中国人民励精图治、奋发图强的自信心。
在毛泽东的笔下，无论是自然界的，人类社会的，还是人类思维领域的；无论是历史上的，还是现实中的；无论是具体的事例，还是经过概括的大量事实，只要有利于论证自己的观点，各种事例都能够信手拈来，运用自如。而且，他所列举的事实，往往超乎常人的想象，既使人惊奇，又充满趣味。就像他在《矛盾论》中列举的“鸡蛋”和“石头”两样事物，在常人看来，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然而一到他笔下，不仅毫无牵强之感，而且被运用得那么巧妙神奇，趣味横生。这简直就像是毛泽东所独有的论证方式！
常言道：“事实胜于雄辩”。正是凭借大量鲜活的事实，使毛泽东的文章呈现出生动感人、耐人寻味的艺术效果。也正是由于在大量事实的基础上归纳而成的不可辩驳的结论，赋予了毛泽东的文章以无法抗拒的逻辑力量。
三、事理论证，精深透彻
事理论证，是以演绎推理为主的论证形式，其主要特征是根据已知的一般原则推导出具体的结论。这种论证方法的直接效果之一，是精深透彻，使一个新结论或新观点，建立在科学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前提基础上，因而大大增强了文章理论色彩。文章得出的结论往往也具有不容质疑的权威性力量。
毛泽东很善于吸收人类精英们的思想智慧。他常以马恩列斯的经典论断、古今中外名人名言以及被人们普遍认同的原理为前提，推导出新的结论或证明一个新观点。这种推理形式的直接效果是精深透彻，使一个新结论或新观点建立在具有普遍的科学意义的基础上，因而大大增强了文章的权威性和理论色彩。
毛泽东在《矛盾论》第二节论述“矛盾的普遍性”时，提出了以下的观点：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
这是一个重大的哲学命题。它要告诉人们，矛盾无处不在，矛盾无时不有。
为了证明自己的论点，他分别引用了革命导师恩格斯《反杜林论》和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中的论断，作为理论根据。显然，这些根据具有权威性，是令人信服的。毛泽东这样写道：恩格斯说：“运动本身就是矛盾。”列宁对于对立统一法则所下的定义，说它就是“承认（发现）自然界（精神和社会两者也在内）的一切现象和过程都含有互相矛盾、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趋向”。这些意见是对的吗？是对的。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也许毛泽东认为上述引证还不够充分，或者略显笼统。他又引用了恩格斯的一些更加具体的论述：恩格斯这样说明过矛盾的普遍性：如果简单地机械地移动本身包含着矛盾，那么，物质的更高的运动形式，特别是有机生命及其发展，就更加包含着矛盾。……生命首先就在于：生物在每一个瞬间是它自身，但却又是别的什么。所以，生命也是存在于物体和过程本身中的不断地自行生产并自行解决的矛盾；这一矛盾一停止，生命亦即停止，于是死就来到。同样，我们看到了，在思维的范围以内我们也不能避免矛盾，并且我们看到了，例如，人的内部无限的认识能力与此种认识能力仅在外部被局限的而且认识上也被局限的个别人们身上的实际的实现二者之间的矛盾，是在人类世代的无穷的——至少对于我们，实际上是无穷的——连续系列之中，是在无穷的前进运动之中解决的。
不仅如此，他还引用了恩格斯和列宁列举的关于在高等数学、初等数学、数学、力学、物理学、化学、社会科学等学科中存在的矛盾现象，以证明矛盾的普遍性问题。
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这些重要论述，说明了矛盾广泛地存在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领域，存在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众多的科学领域。甚至，生物体的每个瞬间都既是自己，又不是自己；生命的整个过程也就是生与死这对矛盾相互斗争的过程。这种到处存在矛盾，随时都有矛盾的现象，充分证明了毛泽东关于矛盾的普遍性的论点无比科学和正确。
毛泽东的采用事理论证方法写出了大量理论文章。有时则直接依靠典型的演绎推理，得出新的结论。请看他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的一段话：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这段文字里，毛泽东想要论证的是张思德的死比泰山还要重这个观点。我们清晰地发现，这是一个典型的演绎推理，从中可以抽取出一个完整的三段论式：其中，“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是大前提。
“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是小前提。
“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是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