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儒教的使命:胡适谈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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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 庄子哲学浅释(3)

又如古人有的说人性是善的,有的说是恶的,有的说是无善无恶可善可恶的。究竟谁是谁非呢?……举这几条,以表天下的是非也随时势变迁,也有进化退化。这便是庄子“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的真义。《秋水篇》说: 昔者尧舜让而帝,之哙让而绝。汤武争而王,白公争而灭。由此观之,争让之礼,尧桀之行,贵贱有时,未可以为常也。……故曰,“盖师是而无非,师治而无乱乎?”是未明天地之理万物之情者也。……帝王殊禅,三代殊继。差其时,逆其俗者,谓之篡夫。当其时,顺其俗者,谓之义之徒。

这一段说是非善恶,随时势变化,说得最明白。如今的人,只是不明此理,所以生在20世纪,却要去摹仿四千年的尧舜,更有些人,教育20世纪的儿童,却要他们去学做二三千年前的圣贤!这个变迁进化的道德观念和是非观念,有些和德国的海智尔相似。海智尔说人世的真伪是非,有一种一定的进化次序。先有人说这是甲,后有人说这是非甲。两人于是争论起来了。到了后来,有人说这个也不是甲,也不是非甲。这个是乙。这乙便是甲与非甲的精华,便是集甲与非甲之大成。过了一个时代,又有人出来说,这是非乙,于是乙与非乙又争起来了。后来又有人采集乙与非乙的精华,说这是丙。海智尔以为思想的进化,都是如此。今用图表示如下。

(1)这是甲 (2)这是非甲

(3)这是乙 (4)这是非乙

(5)这是丙 (6)这是非丙

(7)这是丁

这就是庄子说的“彼出于是,是亦因彼。……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

以上所说,意在指点出庄子名学的一段真理。但是庄子自己把这学说推到极端,便生出不良的效果。他以为是非既由于偏见,我们又如何能知自己所见不偏呢?他说:

庸讵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耶?庸讵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耶?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

计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时,不若其未生之时。

以其至小,求穷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乱而不能自得也。

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我们有限的知识,如何能断定是非?倒不如安分守己,听其自然罢。所以说: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故为是举莛与楹,(司马彪云,莛,屋梁也。楹,屋柱也。故郭注云,夫莛横而楹纵。)厉与西施,恢怪,道通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唯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适得而几矣。因是已。

这种理想,都由把种种变化,都看作天道的运行。所以说,“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既然都是天道,自然无论善恶好丑,都有一个天道的作用。不过我们知识不够,不能处处都懂得是什么作用罢了。“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四句,是说无论什么,都有存在的道理。既然如此,世上种种的区别:纵横、善恶、美丑、分合、成毁……都是无用的区别了。既然一切区别都归无用,又何必去计较呢?又何必要维新革命呢?庄子因为能达观一切,所以不反对固有的社会。所以要“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他说:“惟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庸即是庸言庸行之庸,是世俗所通行通用的。所以说:“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既为世俗所通用,自然与世俗相投相得。所以又说,“适得而几矣,因是已。”因即是“仍旧贯”,即是依违混同,不肯出奇立异。正如上篇所引的话,“物之生也,若驰若骤,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何为乎?何不为乎?夫固将自化”。万物如此,是非善恶也是如此,何须人力去改革呢?所以说:

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

这种极端的达观主义,便是极端的守旧主义。

二、庄子的人生哲学。上文我说庄子的名学的结果,便已侵入人生哲学的范围了。庄子的人生哲学也是一个达观主义。达观本有多种区别。上文所说,乃是对于是非的达观。庄子对于人生一切寿夭、生死、祸福,也一概达观。一概归到命定。这种达观主义的根据,都在他的天道观念。试看上篇所引的话:

化其万物,而不知其禅之者,焉知其所终?焉知其所始?

正而待之而已耳。

因为他把一切变化都看作天道的运行,又把天道看得太神妙不可思议了,所以他觉得这区区的我,那有作主的地位。他说:

庸讵知吾所谓“天”之非“人”乎?所谓“人”之非“天”乎?

那《大宗师篇》中说子舆有病,子祀问他,“女恶之乎?”子舆答道:

亡。予何恶?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为鸡,予因以求时夜。

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为弹,予因以求鸮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为轮,以神为马,予因而乘之,岂更驾哉?……且夫物之不胜天久矣,吾又何恶焉?

后来子来又有病了,子犁去看他。子来说:

父母于子,东西南北,唯命是从。阴阳于人,不翅于父母。

彼近吾死而我不听,我则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铸金,金踊跃曰,“我且必为镆铘!”大冶必以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恶乎往而不可哉?

又说子桑临终时,说道:

吾思夫使我至此极者,而弗得也。父母岂欲我贫哉?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天地岂私贫我哉?求其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极者,命也夫!

这几段,把“命”写得真是《大宗师篇》所说“物之所不得遁”。

既然不得遁逃,何如乐天安命?所以又说:

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诉,其入不距。

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揖(一本作捐,一本作楫)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

这就是《天下篇》所说“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这种达观主义其实只是极端的定命主义。

三、出世主义。我在上篇说过,庄子的哲学,只是一个出世主义。他虽与世俗处,却不管世上的是非、善恶、得失、祸福、生死、喜怒。一切只是达观。一切只要正而待之。这便是出世主义。虽在人世,却只和不在人世一样。眼光见地,处处总要超出“形骸之外”。所以《人间世》和《德充符》两篇所说的那些支离疏、兀者王骀、兀者申徒嘉、兀者叔山无趾、哀骀它、跤支离无唇、瓮大瘿,或是天生,或由人刑,都是极其丑恶残废的人,却都能自己忘其残丑。别人也便忘其残丑,和他们往来,爱敬他们。这都由于他们能超出“形骸之外”。处世的道理,只是如此。《德充符篇》说:

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此即惠施“小同而与大同异,……万物毕同毕异”之旨也)。……物视其所一,而不见其所丧。视丧其足,犹遗土也。

《养生主篇》说庖丁解牛的秘诀,只是“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八个字。

庄子的人生哲学,也只是这八个字。所以老聃死时,秦失说:

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

《人间世篇》又说蘧伯玉教人处世之道,说:

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为婴儿。彼且为无町畦,亦与之为无町畦。彼且为无崖,亦与之为无崖。达之入于无疵。

这种出世主义,只是要人安时而处顺,与人无忤,与世无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