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儒教的使命:胡适谈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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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说儒(1)

太炎先生的大贡献在于使我们知道“儒”字的意义经过了一种历史的变化,从一个广义的,包括一切方术之士的“儒”,后来竟缩小到那“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的狭义的“儒”。

二十多年前,章太炎先生作《国故论衡》,有《原儒》一篇,说“儒”有广狭不同的三种说法:

儒有三科,关“达”,“类”,“私”之名:(《墨子·经上》篇说名有三种:达,类,私。如“物”是达名,“马”是类名,“舜”是私名。)

达名为儒。儒者,术士也。(《说文》)太史公《儒林列传》曰,“秦之季世坑术士”,而世谓之坑儒。司马相如言“列仙之儒居山泽间,形容甚臞”。(《汉书·司马相如传》语。《史记》儒作传,误。)……王充《儒增》,《道虚》,《谈天》,《说日》,《是应》,举“儒书”,所称者有鲁般刻鸢,由基中杨,李广射寝石矢没羽,……黄帝骑龙,淮南王犬吠天上鸡鸣云中,日中有三足乌,月中有兔蟾蜍。是诸名籍道、墨、刑法、阴阳、神仙之伦,旁有杂家所记,列传所录,一谓之儒,明其皆公族。

“儒”之名盖出于“需”,需者云上于天,而儒亦知天文,识旱潦。何以明之?鸟知天将雨者曰鹬,(《说文》)舞旱叹者以为衣冠。鹬冠者亦曰术氏冠,(《汉·五行志》注引《礼图》)又曰圜冠。庄周言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时,履句屦者知地形,缓佩玦者事至而断。(《田子方篇》文。《五行志》注引《逸周书》文同。《庄子》圜字作鹬。《续汉书·舆服志》云:“鹬冠前圜。”)

明灵星舞子吁嗟以求雨者谓之儒。……古之儒知天文占候,谓其多技,故号遍施于九能,诸有术者悉赅之矣。 类名为儒。儒者知礼乐射御书数。《天官》曰,“儒以道得民。”说曰,“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地官》曰,“联师儒。”说曰,“师儒,乡里教以道艺者。”此则躬备德行为师,效其材艺为儒。……

私名为儒。《七略》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周之衰,保氏失其守,史籀之书,商高之算,蜂门之射,范氏之御,皆不自儒者传。故孔子……自诡鄙事,言君子不多能,为当世名士显人隐讳。及《儒行》称十五儒,《七略》疏晏子以下五十二家,皆粗明德行政教之趣而已,未及六艺也。其科于《周官》为师,儒绝而师假摄其名。……

今独以传经为儒,以私名则异,以达名类名则偏。要之题号由古今异,儒犹道矣。儒之名于古通为术士,于今专为师氏之守。道之名于古通为德行道艺,于今专为老聃之徒。……太炎先生这篇文章在当时真有开山之功,因为他是第一个人提出“题号由古今异”的一个历史见解,使我们明白古人用这个名词有广狭不同的三种说法。太炎先生的大贡献在于使我们知道“儒”字的意义经过了一种历史的变化,从一个广义的,包括一切方术之士的“儒”,后来竟缩小到那“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的狭义的“儒”。这虽是太炎先生的创说,在大体上是完全可以成立的。

《论语》记孔子对他的弟子说: 女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 这可见当孔子的时候,“儒”的流品是很杂的,有君子的儒,也有小人的儒。向来的人多蔽于成见,不能推想这句话的涵义。若依章太炎的说法,当孔子以前已有那些广义的儒,这句话就很明白了。

但太炎先生的说法,现在看来,也还有可以修正补充之处。他的最大弱点在于那“类名”的儒。(其实那术士通称的“儒”才是类名。)他在那最广义的儒之下,另立一类“六艺之人”的儒。此说的根据只有《周礼》的两条郑玄注。无论《周礼》是否可信,《周礼》本文只是一句“儒以道得民”和一句“联师儒”,这里并没有儒字的定义。郑玄注里说儒是“有六艺以教民者”,这只是一个东汉晚年的学者的说法,我们不能因此就相信古代(周初)真有那专习六艺的儒。何况《周礼》本身就很可疑呢?

太炎先生说“儒之名于古通为术士”,此说自无可疑。但他所引证都是秦汉的材料,还不曾说明这个广义的儒究竟起于什么时代,他们的来历是什么,他们的生活是怎样的,他们同那狭义的孔门的儒有何历史的关系,他们同春秋、战国之间的许多思想潮流又有何历史的关系。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不免都感觉不满足。

若如太炎先生的说法,广义的儒变到狭义的儒,只是因为“周之衰,保氏失其守”,故书算射御都不从儒者传授出来,而孔子也只好“自诡鄙事,言君子不多能,为当世名士显人隐讳”。这种说法,很难使我们满意。如果《周礼》本不可信,如果“保氏”之官本来就是一种乌托邦的制度,这种历史的解释就完全站不住了。

太炎先生又有《原道》三篇,其上篇之末有注语云: 儒家、法家皆出于道,道则非出于儒也。

若依此说,儒家不过是道家的一个分派,那么,“儒”还够不上一个“类名”,更够不上“达名”了。若说这里的“儒”只是那狭义的私名的儒,那么,那个做儒、法的共同源头的“道”和那最广义的“儒”可有什么历史关系没有呢?太炎先生说,“儒、法者流削小老氏以为省”(《原道上》),他的证据只有一句话:

孔父受业于征藏史,韩非传其书。(《原道上》)姑且假定这个渊源可信,我们也还要问:那位征藏史(老聃)同那广义的“儒”又有什么历史关系没有呢?

为要补充引申章先生的说法,我现今提出这篇尝试的研究。

“儒”的名称,最初见于《论语》孔子说的女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

我在上文已说过,这句话使我们明白当孔子时已有很多的儒,有君子,有小人,流品已很杂了。我们要研究这些儒是什么样的人。

我们先看看“儒”字的古义。《说文》:

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

术士是有方术的人;但为什么“儒”字有“柔”的意义呢?“需”字古与“ ”相通;《广雅·释诂》:“ 弱也。”即是今字,也写作“软”字。“需”字也有柔软之意;《考工记》:“革,欲其荼白而疾浣之,则坚;欲其柔滑而胭脂之,则需。”郑注云:“故书,需作。郑司农云,‘读为柔需之需,谓厚脂之韦革柔需’。”《考工记》又云:“厚其帤则木坚,薄其帤则需。”此两处,“需”皆与“坚”对举,需即是柔之。柔软之需,引伸又有迟缓濡滞之意。

《周易·彖传》:“需,须也。”《杂卦传》:“需,不进也。”《周易》“泽上于天”( )为,而“云上于天”( )为需;是已下雨了,故为决断之象,而需是密云未雨,故为迟待疑滞之象。《左传》哀六年:“需,事之下也。”又哀十四年:“需,事之贼也。”

凡从需之字,大都有柔弱或濡滞之义。“嬬,弱也。”“孺,乳子也。”“懦,驽弱者也。”(皆见《说文》)《孟子》有“是何濡滞也”。

凡从之字,皆有弱义。“偄,弱也”(《说文》);段玉裁说偄即是懦字。稻之软而黏者为“ ”,即今糯米的糯字。《广雅·释诂》:

“弱也。”大概古时“需”与“ ”是同一个字,古音同读如弩,或如糯。朱骏声把从之字归入“乾”韵,从“需”之字归入“需”韵,似是后起的区别。

“儒”字从需而训柔,似非无故。《墨子·公孟》篇说:

公孟子戴章甫,搢忽,儒服而以见子墨子。

又说:

公孟子曰,君子必古言服,然后仁。

又《非儒》篇说:

儒者曰,君子必古言服,然后仁。

《荀子·儒效》篇说:

逢衣浅带,(《韩诗外传》作“博带”)解果其冠,……

是俗儒者也。

大概最古的儒,有特别的衣冠,其制度出于古代(说详下),而其形式——逢衣,博带,高冠,搢笏——表出一种文弱迂缓的神气,故有“儒”之名。

所以“儒”的第一义是一种穿戴古衣冠,外貌表示文弱迂缓的人。

从古书所记的儒的衣冠上,我们又可以推测到儒的历史的来历。

《墨子》书中说当时的“儒”自称他们的衣冠为“古服”。周时所谓“古”,当然是指那被征服的殷朝了。试以“章甫之冠”证之。《士冠礼记》云:

章甫,殷道也。

《礼记·儒行》篇记孔子对鲁哀公说:

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丘闻之也:

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也乡。丘不知儒服。

孔子的祖先是宋人,是殷王室的后裔,所以他临死时还自称为“殷人”。(见《檀弓》)他生在鲁国,生于殷人的家庭,长大时还回到他的故国去住过一个时期。(《史记·孔子世家》不记他早年居宋的事,但《儒行篇》所说无作伪之动机,似可信。)他是有历史眼光的人,他懂得当时所谓“儒服”其实不过是他的民族和他的故国的服制。儒服只是殷服,所以他只承认那是他的“乡”服,而不是什么特别的儒服。

从儒服是殷服的线索上,我们可以大胆的推想:最初的儒都是殷人,都是殷的遗民,他们穿戴殷的古衣冠,习行殷的古礼。这是儒的第二个古义。

我们必须明白,殷商的文化的中心虽在今之河南,——周之宋卫(卫即殷字,古读殷如衣,韦古音皆如衣,即殷字)——而东部的齐鲁皆是殷文化所被,殷民族所居。《左传》(《晏子春秋》外篇同)昭公二十年,晏婴对齐侯说:“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依《汉书·地理志》及杜预《左传注》,有逢伯陵是殷初诸侯,蒲姑氏(《汉书》作薄姑氏)是殷周之间的诸侯。鲁也是殷人旧地。《左传》昭公九年,周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曰:“……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

孔颖达《正义》引服虔曰:“蒲姑,齐也;商奄,鲁也。”又定公四年,卫侯使祝佗私于苌弘曰:“……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分鲁公以大路大旗,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大弓名),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丑,众也)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职事于鲁,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这可见鲁的地是商奄旧地,而又有新徙来的殷民六族。所以鲁有许多殷人遗俗,如“亳社”之祀,屡见于《春秋》。傅斯年先生前几年作《周东封与殷遗民》(附录)一文,证明鲁“为殷遗民之国”。他说:

《春秋》及《左传》有所谓“亳社”者,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亳社”屡见于《春秋经》。以那样一个简略的二百四十年间之“断烂朝报”,所记皆是戎祀会盟之大事,而亳社独占一位置,则亳社在鲁之重要可知。且《春秋》记“亳社(《公羊》作蒲社)灾”在哀公四年,去殷商之亡已六百余年,(姑据《通鉴外纪》)……亳社犹有作用,是甚可注意之事实。且《左传》所记亳社,有两事尤关重要。哀七年,“以邾子益来,献于亳社。”……邾于殷为东夷,此等献俘,当与宋襄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属东夷”一样,周人谄殷鬼而已。又定六年,“阳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国人于亳社。”这真清清楚楚指示我们:鲁之统治者是周人,而鲁之国民是殷人。殷亡六七百年后之情形尚如此!

傅先生此论,我认为是最有见地的论断。

从周初到春秋时代,都是殷文化与周文化对峙而没有完全同化的时代。最初是殷民族仇视那新平定殷朝的西来民族,所以有武庚的事件,在那事件之中,东部的薄姑与商奄都加入合作。《汉书·地理志》说:

齐地,……汤时有逢公柏陵,殷末有薄姑氏,皆为诸侯,国此地。至周成王时,蒲姑氏与四国共作乱,成王灭之,以封师尚父,是为太公。(《史记·周本纪》也说: “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书序》云:“成王既践奄,将迁其君于薄姑。

周公告召公,作《将蒲姑》。”但皆无灭蒲姑以封太公的事。)《史记》的《周本纪》与《齐太公世家》都说太公封于齐是武王时的事。

《汉书》明白的抛弃那种旧说,另说太公封齐是在成王时四国乱平之后。现在看来,《汉书》所说,似近于事实。不但太公封齐在四国乱后;伯禽封鲁也应该在周公东征四国之后。“四国”之说,向来不一致:《诗毛传》以管,蔡,商,奄为四国;孔颖达《左传正义》说杜注的“四国”为管,蔡,禄父(武庚),商奄。《尚书·多方》开端即云:

惟五月丁亥,王来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尔四国多方:惟尔殷侯尹民,……”

此时武庚、管、蔡已灭,然而还用“四国”之名,可见管、蔡、武庚不在“四国”之内。“四国”似是指东方的四个殷旧部,其一为殷本部,其二为商奄,(奄有大义。“商奄”犹言“大商”,犹如说“大罗马”、“大希腊”。)其三为薄姑,其四不能确定,也许即是“徐方”。

此皆殷文化所被之地。薄姑灭,始有齐国;商奄灭,始有鲁国。而殷本部分为二:其一为宋,承殷之后,为殷文化的直接继承者;其一为卫,封给康叔,是新朝用来监视那残存的宋国的。此外周公还在洛建立了一个成周重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