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康熙从各王公显贵府中挑选了一百余名身强力壮的贵族子弟，以陪伴皇帝习武消遣为名入宫，鳌拜没有发觉其中有什么异常。一来是满族具有让自己的子弟从小习武的习惯，二来是他把康熙看成一个年幼无知、只图玩乐的纨绔之辈，乐得他少过问政事，所以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不到一年，这班少年侍卫一个个学得拳术精通、武艺高强，连康熙本人也学到不少本领。康熙看在眼里，喜在心头，认为擒拿鳌拜的时机成熟了。于是便以下棋为名，召索额图入宫，商量除掉鳌拜等人的计划。
一天，正值鳌拜入朝，康熙已事先把少年侍卫召来，对他们说：“你们常在我身边，好像我的手足一样，你们是听从我的命令，还是听鳌拜的命令？”这些人对鳌拜的专横跋扈愤愤不满，又朝夕与皇帝相处，早已成为效忠于康熙的心腹，因此齐声高呼：“听从皇帝的命令！”接着康熙布置擒捉之法，只等这个权奸来投罗网。
不多时，鳌拜入朝，康熙传令要单独召见他。鳌拜不疑，欣然前往。到了内廷，只见康熙端坐在宝座上，两旁站立的全是一班少年侍卫。鳌拜一向把这些人看成是一群孩子，成不了什么气候，心里毫无戒备，仍旧摆出一副傲慢的架势来到康熙面前。康熙见时机已到，便果断地做出擒拿的手势。少年侍卫们一拥而上，把鳌拜团团围住。看到此情，鳌拜大吃一惊，起先还以为是皇帝教一群孩子来与他戏耍，后来感觉不对劲，便全力挣扎，与这班少年打成一团。鳌拜也不是等闲之辈，他不仅生得熊腰虎背，有一股蛮力，而且精通武艺，曾经驰骋疆场几十年，立过不少大功，是清朝的一代骁将。讲近身交手，他并不外行。他仗着自己体大力强，拳脚并用，竟一连打倒了好几个人，差一点脱身。可是，这些少年侍卫毕竟是训练了一年的武将，不仅血气方刚、武艺超群，而且都有除奸报君的决心，岂容奸雄逃脱！
他们你一拳，我一脚，轮番向他攻击，直打得鳌拜气喘吁吁，汗流浃背，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最后不得不束手就擒。
为人应该有自知之明，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应摆正自己的位置，保持自谦上进的品质。即使是为国家建设立下大功，成为天下崇拜的英雄、伟人，假如产生自夸功勋的念头，并沉浸在荣誉的花环中，那他的大功不但会在自傲中丧失，说不定还会招来意外的祸患。
居功自傲不仅是有功之臣的大敌，也是平常之辈应该戒除的不良习惯。一个有道德的人，应该在功劳和成功面前保持常人的心态，保持自谦上进的品质，做到无为淡泊，这样才能获得更大的功绩和进步。反之，曾经犯下滔天大罪的人，只要能真心悔过，那么他心中的邪念就会逐渐消失，就能重新做人。俗话说，“浪子回头金不换”，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原典】
事事留个有余不尽的意思，便造物不能忌我，鬼神不能损我。若业必求满，功必求盈者，不生内变，必召外忧。
【译释】
不论做任何事都要留有余地，不要把事情做得太绝，这样即使是造物主也不会嫉妒我，鬼神也不会伤害我。假如一切事物都要求尽善尽美的地步，一切功劳都希望登峰造极的境界，即使不为此而发生内乱，也必为此而招致外患。
功盈招忌，业满招损
做人不要做绝，说话不要说尽
为人处世就应处处讲究恰当的分寸。过犹不及，不及是大错，太过是大恶，恰到好处的是不偏不倚的中和。
保留一点空间，这样既不会得罪人，也不会使自己陷入困境。凡事都能留有余地，方可避免走向极端。
商鞅是战国时期的卫国人，姓公孙，所以叫卫鞅或公孙鞅。他原本在魏国宰相公叔座手下任中庶子，帮助公叔座掌管公族事务。
公叔座很欣赏商鞅的才华，曾建议魏惠王用商鞅为相，但魏惠王瞧不起商鞅，便没有答应；公叔座死前又向魏王建议，魏王仍没有起用商鞅。
公叔座死后，失去了靠山的商鞅便投奔到了秦国。通过宠臣景监的荐举，秦孝公多次同商鞅长谈，发现商鞅是个难得的治国奇才，便“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
秦孝公之所以看重商鞅，是因为当时新兴地主阶级认为封建生产关系已经登上政治舞台，社会正处于新兴的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商鞅变法正好适应了社会变革的需要。同时秦孝公也是一位奋发有为的君主，商鞅提出的一整套富国强兵的办法，也正好符合他的愿望。
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是：废除井田制，从法律上确认封建土地所有制，“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商鞅特别重视农业生产，鼓励垦荒以扩大耕地面积；建立按农、按战功授予官爵的新体制，以确立封建等级制度；废除奴隶制的分封制，普遍实行法治，主张刑无等级。
商鞅变法的基本内容都是促使社会发展的进步措施，当然会受到许多守旧“巨室”大家的反对。变法之初，专程赶到国都来“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甚至太子还带头犯法。为了使变法顺利实施，商鞅毫不留情，“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真正做到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结果，新法实行十年，秦国便国富兵强，乡邑大治，最后使秦孝公成为战国霸主。
然而，正当商鞅在秦国功勋卓著的时候，他的心情却反而感到孤寂和迷惘。为什么会这样呢？他自己也弄不懂。于是，商鞅便去请教一个名叫赵良的隐士。他对赵良说，秦国原本和戎狄相似，我通过移风易俗加以改除，让人们父子有序，男女有别。这咸阳都城，也由我一手建造，如今冀阙高耸，宫室成区。我的功劳能不能赶上从前的百里奚呢？百里奚是秦穆公时的名臣，现在商鞅和百里奚比，当然颇有一点委屈的情绪。谁知赵良却直率地说：“百里奚一得到信任，就劝秦穆公请蹇叔出来做国相，自己甘当副手；你却大权独揽，从来没有推荐过贤人。百里奚在位六七年，三次平定了晋国的内乱，又帮他们立了新君，天下人无不折服，老百姓安居乐业；而你呢，犯了轻罪，反而要用重罚，简直把人民当成了奴隶。”
“百里奚出门从不乘车，热天连个伞盖也不打，很随便地和大家交谈，根本不要大队警卫保护；而你每次出外都是车马几十辆，卫兵一大群，前呼后拥，老百姓吓得唯恐躲闪不及。你的身边还得跟着无数的贴身保镖，没有这些，你敢挪动半步吗？百里奚死后，全国百姓无不落泪，就好像死了亲生父亲一样，小孩子不再歌唱，舂米的也不再喊着号子干活，这是人们自觉自愿地敬重他；你却一味杀伐，就连太子的老师都被你割了鼻子。一旦主公去世，我担心有不少人要起来收拾你，你还指望做秦国的第二个百里奚，岂非可笑？为你着想，不如及早交出商、於之地，退隐山野，说不定还能终老林泉。不然的话，你的败亡将指日可待。”
后来的事实不幸被赵良所言中，商鞅变法之所以能够成功，主要是他能够抑制上层保守派的反抗，如刑及太子的老师。试想，太子犯法尚且不容宽恕，老百姓当然只有遵照执行了。
但这同时，也就给商鞅埋下了致命的败因。“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恨者。公子虔杜门不出已八年矣”，一旦有机可乘，上层保守派肯定会合而攻之。
秦孝公死后，太子继位，是为秦惠王，公子虔等人立即诬告“商君欲反”，并派人去逮捕商鞅。商鞅走投无路，最后只好回到自己的封地商邑。秦发兵攻打，商鞅被杀于渑池。秦惠王连死后的商鞅也不放过，除了把商鞅五马分尸外，还诛灭其整个家族。
事事留有余地，从多方面考虑事物发展的大势，无论为文还是从政、经商都有大益。俗话说，做日短，看日长。要考虑到将来的前程，设身处地地想，人生的福分就像银行里的存款，不能一下子就透支，应当好好珍惜，精打细算，方能细水长流。不因一时贪心毁坏将来的名声。抱着平常心，乃是得乐的大法。
【原典】
进步处便思退步，庶免触藩之祸；着手时先图放手，才脱骑虎之危。
【译释】
在平步青云、通达高升时就要做好隐退的准备，这样也许可以避免进退两难的灾祸；在得手时要考虑怎么罢手，这样才能避免骑虎难下的危险。
进时思退，得手思放
见好就收，安然无欺
善于做事的人都会考虑进退之道，这是从容行事的必备思路。原文中的“触藩”，典出《易经》。羊是一种相对较愚的兽类，走路时不顾前后，很容易触到篱笆上，被夹住后进退不得。“进步处便思退步，庶免触藩之祸”，这句话就是比喻人做任何事都要胸中有数，春风得意时也要考虑自己的后路，这样才会避免遭到不测。
郭德成，元末明初人，性格豁达，十分机敏，特别喜爱喝酒。在元末动乱的时代里，他和哥哥郭兴一起，随朱元璋转战沙场，立了不少战功。
朱元璋做了明朝开国皇帝后，原先的将领纷纷加官晋爵，待遇优厚，成为朝中达官贵人。郭德成仅仅做了骁骑舍人这样一个普通的官员。
郭德成的妹妹宁妃，当时在宫中深得朱元璋的宠爱。朱元璋因此感到有些过意不去，准备提拔郭德成。
一次，朱元璋召见郭德成，说道：“德成啊，你的功劳不小，我让你做个大官吧。”郭德成连忙推辞说：“感谢皇上对我的厚爱，但是我脑袋瓜不灵，整天不问政事，只知道喝酒，一旦做大官，那不是害了国家又害了自己吗？”朱元璋见他辞官坚决，内心赞叹。于是将大量好酒和钱财赏给郭德成，还经常邀请郭德成去皇家后花园喝酒。
一次，郭德成兴冲冲赶到皇家后花园，陪朱元璋喝酒。花园内景色优美，桌上美酒香味四溢，他忍不住酒性大发，连声说道：“好酒，好酒！”随即杯来盏去地大喝起来。渐渐地，郭德成脸色变红，醉眼蒙眬，但他依然一杯接一杯地喝个不停。眼看郭德成已烂醉如泥，踉踉跄跄走到朱元璋面前，弯下身子，低头辞谢，结结巴巴地说道：“谢谢皇上赏酒！”朱元璋见他醉态十足，衣冠不整，头发纷乱，笑着说道：“看你头发披散，语无伦次，真是个醉鬼疯汉。”郭德成摸了摸散乱的头发，脱口而出：“皇上我最恨这乱糟糟的头发，要是剃成光头，那才痛快呢。”朱元璋一听此话，脸涨得通红，心想，这小子怎么敢这样大胆侮辱自己。他正要发怒，看见郭德成仍然傻乎乎地笑着，便沉默下来，转而一想：“也许是郭德成酒后失言，不妨冷静观察，以后再整治他不迟。”想到这里，朱元璋虽然闷闷不乐，还是高抬贵手，让郭德成回了家。
郭德成酒醉醒来，一想到自己在皇上面前失言，恐惧万分，冷汗直流。原来，朱元璋年少时，在皇觉寺做过和尚，最忌讳的就是“光”“僧”等字眼。郭德成怎么也想不到，今天这样糊涂，这样大胆，竟然戳了皇上的痛处。
郭德成知道朱元璋对这件事不会轻易放过，自己以后难免有杀身之祸。怎么办呢？郭德成深深思考着：向皇上解释，不行，更会增加皇上的忌恨；不解释，自己已铸成大错，难道真的为这事赔上身家性命不成。郭德成左右为难，苦苦地为保全自身寻找妙计。
过了几天，郭德成继续喝酒，狂放不羁，和过去一样。只是进寺庙剃了光头，真的做了和尚。整日身披袈裟，念着佛经。
朱元璋看见郭德成真做了和尚，心中的疑虑、忌恨全消，还向宁妃赞叹说：“德成真是个奇男子，原先我以为他讨厌头发是假，想不到真是个醉鬼和尚。”说完，哈哈大笑。
以后，朱元璋猜忌有功之臣，原先的许多大将纷纷被他找借口杀掉了，而郭德成却保全了性命。
原文提示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要贪得妄念，而应见好就收。倘若一根筋地往前走，等到进退两难之时再想退就为时晚矣。
懂得进退之道，方能从容行事。否则就容易陷入骑虎难下、进退维谷的境地。
【原典】
忧勤是美德，太苦则无以适性怡情；淡泊是高风，太枯则无以济人利物。
【译释】
尽心尽力去做事本来是一种很好的美德，但是过于认真心力交瘁，使精神得不到调剂就会丧失生活乐趣；把功名利禄看淡本是一种高尚的情操，但是过分清心寡欲而冷漠，对社会大众也就不会有什么贡献了。
忧勤勿过，淡泊勿枯
凡事不可走极端
中庸这种道德，是最高的境界。为人处世，不要过分，也不要不及，过分与不及，都是偏离目标，不能中的。
《礼记·中庸》说：国家天下可使达到人人均平富裕（智与能），高官厚禄可以断然辞让（仁），锋利的刀刃可以毅然相向（勇），智仁勇俱全，但要做到中庸，还是“不可能”。中庸是儒家心目中的妙境，是艺术，是至高至美的理想，是需要人时时警醒，不懈努力去追求的。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采菊东篱，种豆南山，精神上是够幸福的。但他作为理智的性情中人，也会考虑自己的物质需求。
陶渊明几次出仕，当的都是小官吏。以他的个性来说，绝不可能巧取豪夺。既然打算要隐退，总得要为日后的衣食作打算，做些物质的准备才行。因此，陶渊明费尽周折谋取到了离家不远的彭泽令的职务。这次做官的目的就是“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他还打算将公田全部种上粳米，用来酿酒备饮。但是，他的妻子反对全部田地种上粳米，劝他也要种些粮食，陶渊明才决定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米，以实现他“吾尝醉于酒足矣”的美好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