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聆听大师丛书(套装共7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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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8章 四十自述(7)

这几十期的《竞业旬报》,不但给了我一个发表思想和整理思想的机会,还给了我一年多作白话文的训练。清朝末年出了不少的白话报,如《中国白话报》、《杭州白话报》、《安徽俗话报》、《宁波白话报》、《潮州白话报》,都没有长久的寿命。光绪宣统之间,范鸿仙等办《国民白话日报》,李莘伯办《安徽白话报》,都有我的文字,但这两个报都只有几个月的寿命。《竞业旬报》出到四十期,要算最长寿的白话报了。我从第一期投稿起,直到他停办时止,中间不过有短时期没有我的文字。和《竞业旬报》有编辑关系的人,如傅君剑,如张丹斧,如叶德争,都没有我的长久关系,也没有我的长期训练。我不知道我那几十篇文字在当时有什么影响,但我知道这一年多的训练给了我自己绝大的好处。白话文从此成了我的一种工具。七八年之后,这件工具使我能够在中国文学革命的运动里做了一个开路的工人。

我进中国公学不到半年,就得了脚气病,不能不告假医病。我住在上海南市瑞兴泰茶叶店里养病,偶然翻读吴汝纶选的一种古文读本,其中第四册全是古诗歌。这是我第一次读古体诗歌,我忽然感觉很大的兴趣。病中每天读熟几首。不久就把这一册古诗读完了。我小时曾读一本律诗,毫不觉得很大兴味;这回看了这些乐府歌辞和五七言诗歌,才知道诗歌原来是这样自由的,才知道做诗原来不必先学对仗。我背熟的第一首诗是《木兰辞》,第二首是《饮马长城窟行》,第三是《古诗十九首》。一路下去,直到陶潜、杜甫,我都喜欢读。读完了吴汝纶的选本,我又在二哥的藏书里寻得了《陶渊明集》和《白香山诗选》,后来又买了一部《杜诗镜诠》。这时代我专读古体歌行,不肯再读律诗,偶然也读一些五七言绝句。

有一天,我回学堂去,路过《竞业旬报》社,我进去看傅君剑,他说不久就要回湖南去了。我回到了宿舍,写了一首送别诗,自己带给君剑,问他像不像诗。这诗我记不得了,只记得开端是“我以何因缘,得交傅君剑”。君剑很夸奖我的送别诗,但我终有点不自信。过了一天,他送了一首《留别适之即和赠别之作》来,用日本卷笺写好,我打开一看,真吓了一跳。他诗中有“天下英雄君与我,文章知己友兼师”两句,在我这刚满15岁的小孩子的眼里,这真是受宠若惊了!“难道他是说谎话哄小孩子吗?”我忍不住这样想。君剑这幅诗笺,我赶快藏了,不敢给人看。然而他这两句鼓励小孩子的话可害苦我了!从此以后,我就发愤读诗,想要做个诗人了。有时候,我在课堂上,先生在黑板上解高等代数的算式,我却在斯密司的《大代数学》底下翻《诗韵合璧》,练习簿上写的不是算式,是一首未完的记游诗。一两年前我半夜里偷点着蜡烛,伏在枕头上演习代数问题,那种算学兴趣现在都被做诗的新兴趣赶跑了!我在病脚气的几个月之中发见了一个新世界,同时也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我从此走上了文学史学的路,后来几次想矫正回来,想走到自然科学的路上去,但兴趣已深,习惯已成,终无法挽回了。

丁未正月(1907)我游苏州,三月与中国公学全体同学旅行到杭州,我都有诗记游。我那时全不知道“诗韵”是什么,只依家乡的方音,念起来同韵便算同韵。在西湖上写了一首绝句,只押了两个韵脚,杨千里先生看了大笑,说,一个字在“尤”韵,一个字在“萧”韵。他替我改了两句,意思全不是我的了。我才知道做诗要硬记《诗韵》,并且不妨牺牲诗的意思来迁就诗的韵脚。

丁未五月,我因脚气病又发了,遂回家乡养病(我们徽州人在上海得了脚气病,必须赶紧回家乡,行到钱塘江的上游,脚肿便渐渐退了)。我在家中住了两个多月,母亲很高兴。从此以后,我十年不归家(1907-1917),那是母亲和我都没有料到的。那一次在家,和近仁叔相聚甚久,他很鼓励我作诗。在家中和路上我都有诗。这时候我读了不少白居易的诗,所以我这时期的诗,如在家乡做的《弃父行》,很表现《长庆集》的影响。

丁未以后,我在学校里颇有少年诗人之名,常常和同学们唱和。有一次我做了一首五言律诗,押了一个“赪”字韵,同学和教员和作的诗有十几首之多。同学中如汤昭(保民),朱经(经农),任鸿隽(叔永),沈翼孙(燕谋)等,都能作诗;教员中如胡梓方先生,石一参先生等,也都爱提倡诗词,梓方先生即是后来出名的诗人胡诗庐,这时候他教我们的英文,英文教员能做中国诗词,这是当日中国公学的一种特色。还有一位英文教员姚康侯先生,是辜鸿铭先生的学生,也是很讲究中国文学的。辜先生译的《痴汉骑马歌》,其实是姚康侯先生和几位同门修改润色的。姚先生在课堂上常教我们翻译,从英文译汉文,或从汉文译英文。有时候,我们自己从读本里挑出爱读的英文诗,邀几个能诗的同学分头翻译成中国诗,拿去给姚先生和胡先生评改。姚先生常劝我们看辜鸿铭译的《论语》,他说这是翻译的模范。但五六年后,我得读辜先生译的《中庸》,感觉很大的失望。大概当时所谓翻译,都侧重自由的意译,务必要“典雅”,而不妨变动原文的意义与文字。这种训练也有他的用处,可以使学生时时想到中西文字异同之处,时时想某一句话应该怎样翻译,才可算“达”与“雅”。我记得我们试译一首英文诗,中有Scarecrow(稻草人)一个字,我们大家想了几天,想不出一个典雅的译法。但是这种工夫,现在回想起来,不算是浪费了的。

我初学做诗,不敢做律诗,因为我不曾学过对对子,觉得那是很难的事。戊申(1908)以后,我偶然试做一两首五言律诗来送朋友,觉是并不很难,后来我也常常做五七言律诗了。做惯律诗之后,我才明白这种体裁是似难而实易的把戏;不必有内容,不必有情绪,不必有意思,只要会变戏法,会搬运典故,会调音节,会对对子,就可以诌成一首律诗。这种体裁最宜于做没有内容的应酬诗,无论是殿廷上应酬皇帝,或寄宿舍里送别朋友,把头摇儿摇,想出了中间两联,凑上一头一尾,就是一首诗了;如果是限韵或和韵的诗,只消从韵脚上去着想,那就更容易了。大概律诗的体裁和步韵的方法所以不能废除,正因为这都是最方便的戏法。我那时读杜甫的五言律诗最多,所以我做的五律颇受他的影响。七言律诗,我觉得没有一首能满意的,所以我做了几首之后就不做了。

现在我把我在那时做的诗抄几首在这里,也算一个时期的纪念:秋日梦返故居(戊申八月)。

秋高风怒号,客子中怀乱。抚枕一太息,悠悠归里。入门拜慈母,母方抚孙玩。齐儿见叔来,牙牙似相唤。拜母复入室,诸嫂同炊爨。问答乃未已,举头日已旰。方期长聚首,岂复疑梦幻?年来历世故,遭际多忧患。耿耿苦思家,听人讥斥。(玩字原作弄,是误用方音,前年改玩字。)

军人梦

(译Thomas Campbell’s Soldier’s Dream)(戊申)笳声销歇暮云沉,耿耿天河灿列星。战士创痍横满地,倦者酣眠创者逝。枕戈藉草亦蘧然,时见刍人影摇曳。长夜沉沉夜未央,陶然入梦已三次。梦中忽自顾,身已离行伍,秋风拂襟袖,独行殊踽踽,惟见日东出,迎我归乡土。纵横阡陌间,尽是钓游迹,时闻老农刈稻歌,又听牛羊嗥山脊。归来戚友咸燕集,誓言不复相离别。娇儿数数亲吾额,少妇情深自呜咽。举室争言君已倦,幸得归休免征战。惊回好梦日熹微,梦魂渺渺成虚愿。(刍人原作刍灵,今年改。)

酒醒(己酉)

酒能销万虑,已分醉如泥。烛泪流干后,更声断续时。醒来还苦忆,起坐一沉思。窗外东风峭,星光淡欲垂。

女优陆菊芬演《纺棉花》(己酉)

永夜亲机杼,悠悠念远人。朱弦纤指弄,一曲翠眉颦。满座天涯客,无端旅思新。未应儿女语,争奈不胜春!

秋柳有序(己酉)

秋日适野,见万木皆有衰意。而柳以弱质,际兹高秋,独能迎风而舞,意态自如。岂老氏所谓能以弱者存耶?感而赋之。

但见萧飕万木摧,尚余垂柳拂人来。西风莫笑长条弱,也向西风舞一回(西风莫笑,原作“凭君漫说”,民国五年改。长条原作“柔条”,十八年改。)

(五)我怎样到外国去

戊申(1908)九月间,中国公学闹出了一次大风潮,结果是大多数学生退学出来,另组织一个中国新公学。这一次的风潮为的是一个宪法的问题。

中国公学在最初的时代,纯然是一个共和国家,评议部为最高立法机关,执行部的干事即由公选产生出来。不幸这种共和制度实行了九个月(丙午二月至十一月),就修改了。修改的原因,约有几种:一是因为发起的留日学生逐渐减少,而新招来的学生逐渐加多,已不是当初发起时学生与办事人完全不分界限的情形了。二是因为社会和政府对于这种共和制度都很疑忌。三是因为公学既无校舍,又无基金,有请求官款补助的必要,所以不能不避免外界对于公学内部的疑忌。

为了这种种原因,公学的办事人就在丙午(1906)年的冬天,请了郑孝胥、张謇、熊希龄等几十人作中国公学的董事,修改章程,于是学生主体的制度就变成了董事会主体的制度。董事会根据新章程,公举郑孝胥为监督。一年后,郑孝胥辞职,董事会又举夏敬观为监督。这两位都是有名的诗人,他们都不常到学校,所以我们也不大觉得监督制的可畏。

可是在董事会的监督之下,公学的干事就不能由同学公选了。评议部是新章所没有的。选举的干事改为学校聘任的教务长、庶务长、斋务长了。这几位办事人,外面要四出募捐,里面要担负维持学校的责任,自然感觉他们的地位有稳定的必要。况且前面已说过,校章的修改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但我们少年人可不能那样想。中国公学的校章上明明载着“非经全体三分之二承认,不得修改”。这是我们的宪法上载着的唯一的修正方法。三位干事私自修改校章,是非法的。评议部的取消也是非法的。这里面也还有个人的问题。当家日子久了,总难免“猫狗皆嫌”。何况同学之中有许多本是干事诸君的旧日同辈的朋友呢?在校上课的同学自然在学业上日日有长进,而干事诸君办事久了,学问上没有进境,却当着教务长一类的学术任务,自然有时难免受旧同学的轻视。法的问题和这种人的问题混合在一块,风潮就不容易避免了。

代议制的评议部取消之后,全体同学就组织了一个“校友会”,其实就等于今日各校的学生会。校友会和三干事争了几个月,干事答应了校章可由全体学生修改。又费了几个月的时间,校友会把许多修正案整理成一个草案,又开了几次会,才议定了一本校章。一年多的争执,经过了多少度的磋商,新监督夏先生与干事诸君均不肯承认这新改的校章。

到了戊申(1908)九月初三日,校友会开大会报告校章交涉的经过,会尚未散,监督忽出布告,完全否认学生有订改校章之权,这竟是完全取消干事承认全体修改校章的布告了。接着又出了两道布告,一道说“集会演说,学堂悬为厉禁。……校友会以后不准再行开会”。一道说学生代表朱经、朱绂华“倡首煽众,私发传单,侮辱职员,要挟发布所自改印章程,屡诫不悛,纯用意气,实属有意破坏公学。照章应即斥退,限一日内搬移出校”。

初四日,全体学生签名停课,在操场上开大会。下午干事又出布告,开除学生罗君毅、周烈忠、文之孝等七人,并且说:“如仍附从停课,即当将停课学生全行解散,另行组织。”初五日,教员出来调停,想请董事会出来挽救。但董事会不肯开会。初七日学生大会遂决议筹备万一学校解散后的办法。

初八日董事陈三立先生出来调停,但全校人心已到了很激昂的程度,不容易挽回了。初九日,校中布告:“今定于星期日暂停膳食。所有被胁诸生可先行退出校外,暂住数日。准于今日午后一时起,在寰球中国学生会发给旅膳费。俟本公学将此案办结后,再行布告来校上课。”

这样的压迫手段激起了校中绝大多数同学的公愤。他们决定退学,遂推举干事筹备另创新校的事。退学的那一天,秋雨淋漓,大家冒雨搬到爱尔近路庆祥里新租的校舍里。厨房虽然寻来了一家,饭厅上桌凳都不够,碗碟也不够。大家都知道这是我们自己创立的学校,所以不但不叫苦,还要各自掏腰包,捐出钱来作学校的开办费。有些学生把绸衣、金表,都拿去当了钱来捐给学堂做开办费。

十天之内,新学校筹备完成了,居然聘教员,排功课,正式开课了。校名定为“中国新公学”;学生有一百六七十人。在这风潮之中,最初的一年因为我是新学生,又因为我告了长时期的病假,所以没有参与同学和干事的争执。到了风潮正激烈的时期,我被举为大会书记,许多记录和宣言都是我做的,虽然不在被开除之列,也在退学之中。朱经、李琴鹤、罗君毅被举作干事。有许多旧教员都肯来担任教课。学校虽然得着社会上一部分人的同情,捐款究竟很少,经费很感觉困难。李琴鹤君担任教务干事,有一天他邀我到他房里谈话,他要我担任低级各班的英文,每星期教课30点钟,月薪80元;但他声明,自家同学做教员,薪俸是不能全领的,总得欠着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