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聆听大师丛书(套装共7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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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章 一种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3)

我开篇便说过易卜生的人生观只是一个写实主义。易卜生把家庭、社会的实在情形都写了出来,叫人看了动心,叫人看了觉得我们的家庭社会原来是如此黑暗腐败,叫人看了觉得家庭社会真正不得不维新革命:——这就是“易卜生主义”。表面上看去,像是破坏的,其实完全是建设的。譬如医生诊了病,开了一个脉案,把病状详细写出,这难道是消极的破坏的手续吗?但是易卜生虽开了许多脉案,却不肯轻易开药方。他知道人类社会是极复杂的组织,有种种绝不相同的境地,有种种绝不相同的情形。社会的病,种类纷繁,决不是什么“包医百病”的药方所能治得好的。因此他只好开了脉案,说出病情,让病人各人自己去寻医病的药方。

虽然如此,但是易卜生生平却也有一种完全积极的主张。他主张个人须要充分发达自己的天才性,须要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他有一封信给他的朋友白兰戴说道:我所最期望于你的是一种真益纯粹的为我主义。要使你有时觉得天下只有关于我的事最要紧,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尺牍》第84)最可笑的是有些人明知世界“陆沉”,却要跟着“陆沉”,跟着堕落,不肯“救出自己”!却不知道社会是个人组成的,多救出一个人便是多备下一个再造新社会的分子。所以孟轲说“穷则独善其身”,这便是易卜生所说“救出自己”的意思。这种“为我主义”,其实是最有价值的利人主义。所以易卜生说,“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妙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娜拉》戏里,写娜拉抛了丈夫儿女飘然而去,也只为要“救出自己”。那戏中说:

郝尔茂……你就是这样抛弃你的最神圣的责任吗?

娜拉你以为我的最神圣的责任是什么?

郝还等我说吗?可不是你对于你的丈夫和你的儿女的责任吗?

娜我还有别的责任同这些一样的神圣。

郝没有的。你且说,那些责任是什么?

娜是我对于我自己的责任。

郝最要紧的,你是一个妻子,又是一个母亲。

娜这种话我现在不相信了。我相信第一我上个人正同你一样。——无论如何,我务必努力做一个人。

一八八二年,易卜生有信给朋友道:这样生活,须使各人自己充分发展:——这是人类功业顶高的一层;这是我们大家都应该做的事。(《尺牍》第164)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那本《雁》戏所写的只是一件摧残个人才性的惨剧。那戏写一个人少年时本极有高尚的志气,后来被一个恶人害得破家荡产,不能度日;那恶人又把他自己通奸有孕的下等女子配给他做妻子,从此家累日重一日,他的志气便日低一日。到了后来,他堕落深了,竟变成了一个懒人懦夫,天天受那下贱妇人和两个无赖的恭维,他洋洋得意的觉得这种生活很可以终身了。所以那本戏借一个雁做比喻:那雁在半阁上关得久了,它从前那种高飞远举的志气全消灭了,居然把人家的半阁做它的极乐国了!

发展个人的个性,须要有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娜拉》戏中写郝尔茂的最大错处只在他把娜拉当作“玩意儿”看待,既不许她有自由意志,又不许她担负家庭的责任,所以娜拉竟没有发展她自己个性的机会。

所以娜拉一旦觉悟时,恨极她的丈夫,决意弃家远去。也正为这个原故,易卜生又有一本戏,叫做《海上夫人》(The Lady from theSea),里面写一个女子哀梨妲少年时嫁给人家做后母,她丈夫和前妻的两个女儿看她年纪轻,不让她管家务,只叫她过安闲日子。哀梨妲在家觉得做这种不自由的妻子,不负责任的后母,是极没趣的事。因此他天天想跟人到海外去过那海阔天空的生活。她丈夫越不许她自由,她偏越想自由。后来她丈夫知道留她不住,只得许她自由出去。她丈夫说道:丈夫……我现在立刻和你毁约,现在你可以有完全自由拣定你自己的路子。……现在你可以自己决定,你有完全的自由,你自己担干系。

哀梨妲完全自由!还要自己担干系!还担干系咧!有这么一来,样样事都不同了。

哀梨妲有了自由又自己负责任了,忽然大变了,也不想那海上的生活了,决意不跟人走了(《海上夫人》第五幕)。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世间只有奴隶的生活是不能自由选择的,是不用担干系的。个人若没有自由权,又不负责任,便和做奴隶一样,所以无论怎样好玩,无论怎样高兴,到底没有真正乐趣,到底不能发展个人的人格。

所以哀梨妲说,有了完全自由,还要自己担干系,有这么一来,样样事都不同了。

家庭是如此,社会国家也是如此。自治的社会,共和的国家,只是要个人有自由选择之权,还要个人对于自己所行所为都负责任。

若不如此,决不能造出自己独立的人格。社会国家没有自由独立的人格,如同酒里少了酒曲,面包里少了酵,人身上少了脑筋:那种社会国家决没有改良进步的希望。

所以易卜生的一生目的只是要社会极力容忍,极力鼓励斯铎曼医生一流的人物(斯铎曼事见上文四节);要想社会上生出无数永不知足,永不满意,敢说老实话攻击社会腐败情形的“国民公敌”;要想社会上有许多人都能像斯铎曼医生那样宣言道:“世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个最孤立的人!”

社会国家是时刻变迁的,所以不能指定哪一种方法是救世的良药:十年前用补药,十年后或者须用泄药了;十年前用凉药,十年后或者须用热药了。况且各地的社会国家都不相同,适用于日本的药,未必完全适用于中国;适用于德国的药,未必适用于美国。只有康有为那种“圣人”,还想用他们的“戊戌政策”来救戊午的中国;只有辜鸿铭那班怪物,还想用二千年前的“尊王大义”来施行于二十世纪的中国。易卜生是聪明人,他知道世上没有“包医百病” 的仙方,也没有“施诸四海而皆准,推之百世而不悖”的真理。因此他对于社会的种种罪恶污秽,只开脉案,只说病状,却不肯下药。

但他虽不肯下药,却到处告诉我们一个保卫社会健康的卫生良法。

他仿佛说道:“人的身体全靠血里面有无量数的白血轮时时刻刻与人身的病菌开战,把一切病菌扑灭干净,方才可使身体健全,精神充足。社会国家的健康也全靠社会中有许多永不知足,永不满意,时刻与罪恶分子龌龊分子宣战的白血轮,方才有改良进步的希望。我们若要保卫社会的健康,须要使社会里时时刻刻有斯铎曼医生一般的白血轮分子。但使社会常有这种白血轮精神,社会决没有不改良进步的道理。”一八八三年,易卜生写信给朋友道: 十年之后,社会的多数人大概也会到了斯铎曼医生开公民大会时的见地了。

但是这十年之中,斯铎曼自己也刻刻向前进;所以到了十年之后,他的见地仍旧比社会的多数人还高十年。即以我个人而论,我觉得时时刻刻总有进境。我从前每作一本戏时的主张,如今都已渐渐变成了很多数人的主张,但是等到他们赶到那里时,我久已不在那里了。我又到别处去了。我希望我总是向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