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聆听大师丛书(套装共7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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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荷泽大师神会传(2)

神会不懂梵文,又不考历史,直把达摩多罗(Dharmatrata)认作了菩提达摩(Bodhidharma)。达摩多罗生在“晋中兴之世”,《禅经》在晋义熙时已译出,其人远在菩提达摩之先。神会这个错误是最不可恕的。他怕人怀疑,故又造出惠可亲问菩提达摩的神话。前者还可说是错误,后者竟是有心作伪了。

但当日的和尚,尤其是禅宗的和尚,大都是不通梵文又不知历史的人。当时没有印板书,书籍的传播很难,故考证校勘之学无从发生。所以神会认达摩多罗和菩提达摩为一个人,不但当时无人斥驳,历千余年之久也无人怀疑。敦煌写本中往往有写作“菩提达摩多罗”的!

但自如来到达摩,一千余年之中,岂止八代?故神会的八代说不久便有修正的必要了。北宗不承认此说,于是有东都净觉的七代说,只认译出《楞伽经》的求那跋陀罗为第一祖,菩提达摩为第二祖。(见敦煌写本《楞伽师资记》,伦敦与巴黎各有一本。)多数北宗和尚似固守六代说,不问达摩以上的世系,如杜朏之《传法宝记》(敦煌写本,巴黎有残卷。)虽引《禅经序》,而仍以达摩为初祖。南宗则纷纷造达摩以上的世系,以为本宗光宠,大率多引据《付法藏传》,有二十三世说,有二十四世说,有二十五世说,又有二十八九世说。唐人所作碑传中,各说皆有,不可胜举。又有依据僧佑《出三藏记》中之萨婆多部世系而立五十一世说的,如马祖门下的惟宽即以达摩为五十一世,慧能为五十六世。(见白居易《传法堂碑》)但八代太少,五十一世又太多,故后来渐渐归到二十八代说。二十八代说是用《付法藏传》为根据,以师子比丘为第二十三代;师子以下,又伪造四代,而达摩为第二十八代。此伪造的四代,纷争最多,久无定论。宗密所记,及日本所传,如下:

(23)师子比丘

(24)舍那婆斯

(25)优婆崛

(26)婆须密

(27)僧伽罗叉

(28)达摩多罗

直到北宋契嵩始明白此说太可笑,故升婆须密为第七代,师子改为第二十四代,而另伪造三代如下:

(25)婆舍斯多

(26)不如密多

(27)般若多罗

(28)菩提达摩

今本之《景德传灯录》之二十八祖,乃是依契嵩此说追改的,不是景德原本了。

二十八代之说,大概也是神会所倡,起于神会的晚年,用来替代他在滑台所倡的八代说。我所以信此说也倡于神会,有两层证据。

第一,敦煌写本的《六祖坛经》出于神会一系,上文我已说过了。

其中末段已有四十世说,前有七佛,如来为第七代,师子为第三十代,达摩为第三十五代,慧能为四十代。自如来到达摩共二十九代,除去旁出的末田地,便是二十八代。这一个证据使我相信此说出于神会一系之手。但何以知此说起于神会晚年呢?第二,李华作天台宗《左溪大师碑》,(《全唐文》三二0)已说:佛以心法付大迦叶,此后相承,凡二十九世,至梁魏间,有菩萨僧菩提达摩禅师传《楞伽》法。

左溪即是元朗,死于天宝十三载(754),其时神会尚未死,故我推想此说起于神会晚年,也许即是他自己后来改定之说。但《南宗定是非论》作于开元二十二年,外间已有流传,无法改正了,故敦煌石室里还保存此最古之八代说,使我们可以窥见此说演变的历史。

二十八代说的前二十三代的依据是《付法藏传》。《付法藏传》即是《付法藏因缘传》(《缩刷藏经》“藏”九)号称“元魏西域三藏吉迦夜共昙曜译”。此书的真伪,现在已不容易考了。但天台智在隋开皇十四年(594)讲《摩诃止观》,已用此传,历叙付法藏人,自迦叶至师子,共二十三人,加上末田地,则为二十四人。天台一宗出于南岳慧思,慧思出于北齐慧文,慧文多用龙树的诸论,故智说他直接龙树,“付法藏中第十三师”。南岳一宗本有“九师相承”之说,见于唐湛然的《止观辅行传弘决》卷第一。但智要尊大其宗门,故扫除此说,而采用《付法藏传》,以慧文直接龙树,认“龙树是高祖师”。这是天台宗自造法统的历史。后来神秀一门之六代法统,和南宗的八代说与二十八代等说,似是抄袭智定天台法统的故智。《付法藏传》早经天台宗采用了,故南宗也就老实采用此书做他们的根据了。

《宋僧传》在慧能传中说:弟子神会,若颜子之于孔门也。勤勤付嘱,语在会传。(按会传无付嘱事。)会于洛阳荷泽寺崇树能之真堂,兵部侍郎宋鼎为碑焉。会序宗脉,从如来下西域诸祖外,震旦凡六祖,尽图缋其影。太尉房琯作《六叶图序》。

神会在洛阳所序“西域诸祖”,不知是八代,还是二十八代。大概已是二十八代了。

四、顿悟的教义

神会在滑台、洛阳两处定南宗宗旨,竖立革命的战略,他作战的武器只有两件:一是攻击北宗的法统,同时建立南宗的法统;一是攻击北宗的渐修方法,同时建立顿悟法门。上两章已略述神会争法统的方法了,本章要略述神会的顿悟教旨。

宗密在《圆觉大疏钞》卷三下,《禅门师资承袭图》,及《禅源诸诠集都序》里,都曾叙述神会的教旨。我们先看他怎么说。宗密存《大疏钞》里说荷泽一宗的教义是:谓万法既空,心体本寂,寂即法身。即寂而知,知即真智。

亦名菩提涅盘。此是一切众生本源清净心也。是自然本有之法。言“无念为宗”者,既悟此法本寂本知,理须称本用心,不可遂起妄念。但无妄念,即是修行。故此一门宗于无念。

在《承袭图》与《禅源序》里,宗密述荷泽一宗的教义,文字略相同。

今取《禅源序》为主,述神会的宗旨如下:诸法如梦,诸圣同说。故妄念本寂,尘境本空。空寂之心,灵知不昧。即此空寂之知是汝真性。任迷任悟,心本自知,不藉缘生,不因境起。知之一字,众妙之门。由无始迷之,故妄执身心为我,起贪瞋等念。若得善友开示,顿悟空寂之知。知且无念无形,谁为我相人相?觉诸相空,心自无念。念起即觉,觉之即无。修行妙门,唯在此也。故虽备修万行,唯以无念为宗。但得无念知见,则爱恶自然淡泊,悲智自然增明,罪业自然断除,功行自然增进。既了诸相非相,自然无修之修。烦恼尽时,生死即绝。生灭灭已,寂照现前。应用无穷,名之为佛。

宗密死在会昌元年(841),离神会的时代不远,他又自认为神会第四代法嗣,故他的叙述似乎可以相信。但我们终觉得宗密所叙似乎不能表现神会的革命精神,不能叫我们明白他在历史上占的地位。我们幸有敦煌写本的《神会语录》三卷,其中所记是神会的问答辩论,可以使我们明白神会在当日争论最猛烈,主张最坚决的是些什么问题。

这些问题,举其要点,约有五项:

一、神会的教义的主要点是顿悟。顿悟之说,起源甚早,最初倡此说的大师是慧远的大弟子道生,即是世俗所称为“生公”的。

道生生当晋、宋之间,死于元嘉十一年(434)。他是“顿宗”的开山祖师,即是慧能、神会的远祖。慧皎《高僧传》说:生既潜思日久,彻悟言外,乃喟然叹曰,“夫象以尽意,得意则象忘。言以诠理,入理则言息。自经典东流,译人重阻,多守滞文,鲜见圆义。若忘筌取鱼,始与可言道矣。”于是校练空有,(此三字从僧佑原文,见《出三藏记》十五,)研思因果,乃言“善不受报”、“顿悟成佛”。又着《二谛论》,《佛性当有论》,《法身无色论》,《佛无净土论》,《应有缘论》等,笼罩旧说,妙有渊旨。而守文之徒多生嫌嫉。与夺之声纷然竟起。(《涅盘经》)先至京都,生剖析经理,洞入幽微,乃说一阐提人皆得成佛。(一阐提人,梵文icchantika,是不信佛法之人。)于时《大涅盘经》未至此土,孤明先发,独见忤众,于是旧学僧党以为背经邪说,讥忿滋甚。遂显于大众,摈而遣之。生于四众之中正容誓曰,“若我所说反于经义者,请于现身即表厉疾。若与实相不相违背者,愿舍寿之时据师子座。”言竟,拂衣而逝。以元嘉七年投迹庐岳,销影岩阿,怡然自得。俄而《大涅盘经》至于京都,果称阐提皆有佛性,与前所说,若合符契。生既获斯经,寻即建讲。以宋元嘉十一年冬十月庚子,于庐山精舍升于法座,法席将毕,端坐正容隐几而卒。于是京邑诸僧内惭自疚,追而信服。这是中国思想对于印度思想的革命的第一大炮。革命的武器是“顿悟”。革命的对象是那积功积德,调息安心等等繁琐的“渐修”工夫。

生公的顿悟论可以说是“中国禅”的基石,他的“善不受报”便是要打倒那买卖式的功德说,他的“佛无净土论”便是要推翻他的老师(慧远)提倡的净土教,他的“一阐提人皆得成佛”便是一种极端的顿悟论。我们生在千五百年后,在顿宗盛行之后,听惯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话头,所以不能了解为什么在当日道生的顿悟论要受旧学僧党的攻击摈逐。须知顿渐之争是一切宗教的生死关头,顿悟之说一出,则一切仪式礼拜忏悔念经念佛寺观佛像僧侣戒律都成了可废之物了。故马丁路得提出一个自己的良知,罗马天主教便坍塌了半个欧洲。故道生的顿悟论出世,便种下了后来顿宗统一中国佛教的种子了。

慧皎又说:时人以生推阐提得佛,此语有据,“顿悟”、“不受报”等,时亦宪章。宋太祖尝述生顿悟义,沙门僧弼等皆设巨难。帝曰,“若使逝者可兴,岂为诸君所屈?”

后龙光(虎邱龙光寺)又有沙门宝林……祖述生公诸义。林弟子法宝……亦祖述生义。

此外,祖述顿悟之说的,还有昙斌,道猷,法瑗等,皆见于《高僧传》。《道猷传》中说:宋文帝(太祖)简问慧观,“顿悟之义,谁复习之?”答云,生弟子道猷。即敕临川郡发遣出京。既至,即延入宫内,大集义僧,命猷伸述顿悟。时竞辩之徒,关责互起。猷既积思参玄,又宗源有本,乘机挫锐,往必摧锋。帝乃抚几称快。

道生与道猷提倡顿悟,南京皇宫中的顿渐之辩论,皆在5世纪的前半。中间隔了三百年,才有神会在滑台、洛阳大倡顿悟之说。

顿悟之说在5世纪中叶曾引起帝王的提倡,何以三百年间渐修之说又占了大胜利呢?此中原因甚多,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天台禅法的大行。天台一宗注重“止观”双修,便是渐教的一种。又有“判教”之说,造成一种烦琐的学风。智本是大学者,他的学问震动一世,又有陈、隋诸帝的提倡,故天台的烦琐学风遂风靡了全国。解释“止观”二字,摇笔便是十万字!

智者大师的权威还不曾衰歇,而7世纪中又出了一个更伟大的烦琐哲学的大师,——玄奘。玄奘不满意于中国僧徒的闭门虚造,故舍命留学印度十多年,要想在佛教的发源地去寻出佛教的真意义。

不料他到印度的时候,正是印度佛教的烦琐哲学最盛的时候。这时候的新烦琐哲学便是“唯识”的心理学和“因明”的论理学。心理的分析可分到六百六十法,说来头头是道,又有因明学作护身符,和种种无意义的陀罗尼作引诱,于是这种印度烦琐哲学便成了世界思想史上最细密的一大系统。伟大的玄奘投入了这个大蛛网里,逃不出来,便成了唯识宗的信徒与传教士。于是七世纪的中国便成了印度烦琐哲学的大殖民地了。

菩提达摩来自南印度,本带有一种刷新的精神,故达摩对于中国所译经典,只承认一部《楞伽经》,楞伽即是锡兰岛,他所代表的便是印度的“南宗”。达摩一宗后来便叫做“楞伽宗”,又叫做“南天竺一乘宗”。他们注重苦行苦修,看轻一切文字魔障,虽然还不放弃印度的禅行,已可以说是印度佛教中最简易的一个宗派了。革命的中国南宗出于达摩一派,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

但在那烦琐学风之下,楞伽宗也渐渐走到那讲说注疏的路上去了。道宣《续僧传》(三十五)所记楞伽宗二十八人之中,十二人便都着有《楞伽经》的疏钞,至七十余卷之多!神秀住的荆州玉泉寺便是智者大师手创的大寺,正是天台宗的一个重镇。故神秀一派虽然仍自称“楞伽宗”(有敦煌本的净觉《楞伽师资记》可证),这时候的楞伽宗已不是菩提达摩和慧可时代那样简易的苦行学派了。神秀的《五方便论》(有敦煌本)便是一种烦琐哲学(参看《宗密圆觉大疏钞》卷三下所引《五方便论》)。简易的“壁观”成了烦琐哲学,苦行的教义成了讲说疏钞(古人所谓“钞”乃是疏之疏,如宗密的大疏之外又有“疏钞”,更烦琐了),隐遁的头陀成了“两京法主,三帝门师”,便是革命的时机到了。

那不识字的卢行者(慧能)便是楞伽宗的革命者,神会便是他的北伐急先锋。他们的革命旗帜便是“顿悟”。神会说:世间有不思议,出世间亦有不思议。世间不思议者,若有布衣顿登九五,即是世间不思议。出世间不思议者,十信初发心,一念相应,便成正觉,于理相应,有何可怪?此明顿悟不思议。(第一卷,下同)他的语录中屡说此义。如云:如周太公、傅说皆竿钓板筑,[简]在帝心,起自匹夫,位顿登台辅,岂不是世间不思议事?出世不思议者,众生心中具贪爱无明宛然者,遇真善知识,一念相应,便成正觉,岂不是出世间不思议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