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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5章 从思想上看中国问题(1)

今日的思想,从极左到极右,都看不见一点自己想过的思想,也看不见一点根据现实状况的思想。做尧、舜、禹、汤、周公、孔子的梦的,固然不曾思想。囫囵吞下马克思、考茨基、列宁、孙中山的,也算不得曾经思想。

究竟从思想上看,中国的问题在什么地方?

问题是“不适宜于现代的环境”。

种族上,问题是“不能适于生存而有被淘汰的危险”。

社会的制度与心理习惯上,问题是“不能适于生存而有堕落的危险”。

经济上,问题是“不适宜于现代世界的经济生活而脱不了落伍的危险。”

思想上,问题也是如此。

思想上的不适宜有两个方面:

(1)思想中有根本大不适宜的部分;

(2)思想的方法的不适宜。

(上)不适宜的思想

吴稚晖先生曾说:

中国在古代,最特色处,实是一老实农民,……安分守己,茹苦耐劳。惟出了几个孔丘、孟轲等,始放大了胆,像要做都邑人,所以强成功一个邦国局面。若照他们多数〔乡下〕大老官的意思,还是要剖斗折衡,相与目逆,把他们的多收十斛麦,含鼓腹,算为最好。于是孔二官人也不敢蔑视父老昆季,也用乐天知命等委蛇。晋唐以前,乃是一个乡老(老庄等)局董(尧舜周孔)配合成功的社会,晋唐以来,唐僧同孙悟空带来了红头阿三的空气,徽州朱朝奉就暗采他们的空话,改造了局董的规条。

稚晖先生这个见解大致不错。中国古来的思想只有两大系,我姑且叫他们做:

积极的,有为的一系(局董系)

消极的,无为的一系(乡老系)

后来又加上了印度的和尚思想,乡下老的无为思想便得了一个有力的大同盟。乡下老,道士,和尚成了大同盟,其势力便无敌于天下;局董受了他们的包围与熏染,便也渐渐地变懒了,同化了。他们虽摆起了局董面孔,其实都不肯积极有为。故中国思想的“正宗”实在已完全到了“无为派”的手里。我们试看最有势力的俗语:

多事不如少事,少事不如无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靠天吃饭。

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

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

所以我们今日研究中国思想是否适宜于现代的环境,其实就是研究这个正宗思想系统是否适宜。

这个正宗思想系统,简单说来,有这么一些方面:

(1)宇宙观

主张自然变化,不信上帝造化,在思想史与宗教史上有解放的大功用。

但普通人并不懂这种自然主义的宇宙观,故魏晋以后,堕落成道教。宋以后的道学也从这里出来,但中古宗教的势力太深,道学运动对于自然主义已不能像王充、王弼诸人那样的彻底,故徘徊于太极阴阳之间,成一种不分明的调和的宇宙论。

在这个现代世界,自然主义的宇宙论有昌明的可能,但须站在自然科学的新基础之上,扫除阴阳太极种种陋说。

(2)人生观

因为太偏重自然,故忽略人为。“胡为乎,胡不为乎?夫固将自化。”(《庄子》)误认“自然的”为“最好的”,故有适性之论,主张自由,而自由的意义不明白,遂流为放浪旷达,人人以不守礼法为高。上层阶级自命颓放,而下层社会便更堕落。自然主义主张命定论,命定论自有破除迷信的功用,而因为这种命定论缺乏自觉性,故信命反成了一种迷信。

学者以“不齐”为物之情,故不讲平等。平常人也承认命定的本分,故以“安分守己”为常德,不努力进取求提高生活与地位。

自然科学的旨趣在于征服自然以为人用。中国单有命定论,而没有自然科学,故把天然看作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绝大势力,故造成一种“听天由命”、“靠天吃饭”的人生观,造成一种懒惰怕事不进取的民族性。

崇拜自然变化为合理的。(the national=the rational)故淡于是非之见。老子倡不争,而庄子倡“不谴是非”:“辩也者,有不见也。”(庄子)

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

无物不然,无物不可。(《齐物论》)

什么东西都是好的,都有他相当的地位,故我们最不讲究辩证是非真伪的风气,以“和光同尘”为美德,以“议论人长短”为大戒。

什么事总是“差不多”。七百年的“格物”“考证”的学风不能改革这根深蒂固的乡愿风气。

“自然”是对于“人为”而言的。崇拜自然,必流入于轻视一切人为的事业。老、庄本来反对文化,反对制度,反对知识,反对语言文字。这种过激的虚无主义虽然不能实现,然而中国一切文化事业(建筑、美术、技艺、学术)的苟且简陋,未尝不由于这种浅薄的自然崇拜。知足便是苟简。

(3)政治思想崇拜自然而轻视人事,在政治上便是无为主义。无为之治只是听其自然。

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淮南子》)

一切只是跟着自然变化跑,不可自作聪明,勉强有为。

无为政治的造成,确有历史的原因。秦始皇、李斯一般人的确想大有为,但不久都失败了。汉帝国的安定全靠惠帝到文景五六十年的无为之治。盖公、曹参、窦太后等都是有意的实行无为之治。

统治一个绝大的帝国,没有方便的交通器具,势不能不放任,但求相安无事,已为万幸了。况且一班无知识的纨绔子弟、老太婆、太监,若放胆有为,也有危险,不如劝他们无为无治为妙。

二千年“天高皇帝远”的大帝国的长期训练,遂使无为而治的观念深入人心,牢不可破,成为中国政治的唯一法门。

无为的观念最不适宜于现代政治生活。现代政治的根本观念是充分利用政府机关作积极的事业。十八九世纪的放任主义已不适用,何况无为?

现代政治重在有意识的计划、指挥、管理(Conscious Control)。

而无为之治重在“不易自然”。这是根本相反的态度。

况且无为的政治养成了人民不干预政治的心理习惯,以入公门为可耻,以隐遁为清高,更不适宜于民权的政治。

自然无为养成的懒惰怕事的习惯,也是最不适宜于这个多事的局面的。

不争不辩的道德,也是不适宜于民主政治的。道家的人生观名义上看重“自由”,但一面要自由,一面又不争不辩,故他们只好寻他们所谓“内心的自由”,消极的自由,而不希望实际的,政治的自由。结果只是一种出世的人生观,至多只成一种自了汉,终日自以为“众人皆醉而我独醒”,其实也不过是白昼做梦而已。他们做的梦也许是政治的理想,但他们的政治理想必不是根据事实的具体计划,只是一些白昼做梦式的乌托邦理想而已,或者,一些一知半解的道听途说而已。最近的例子如康有为的《大同书》,便是乌托邦理想;如四十年中的新政计划,——人说废科举,我也说废科举,人说兴学校,我也说学校,……便是道听途说。

以上说正宗思想系统的种种方面,除了宇宙论会有相当现代性之外,可以说是完全不适宜于应付现代需要。约而言之,我们可以说:

(一)现代社会需要积极作为,而正统思想崇拜自然无为。

(二)现代社会需要法律纪律,而旧思想以无治为治,以不守礼法为高尚。

(三)现代文化需要用人力征服天行,而旧思想主张服从自然,听天由命。

(四)现代社会需要正直的舆论作耳目,而传统思想以不争不辩为最高。

(五)现代科学文明全靠一点一滴地搜寻真理,发现知识,而传统思想要人不争不辩,更甚者要人不识不知,顺帝之则。

(六)现代社会需要精益求精地不断努力,而传统思想要人处处知足,随遇苟安。

(七)现代社会需要充分运用聪明智慧作自觉的计划设施,而传统思想一切委任自然,不肯用思想,不肯用气力。

(八)现代社会需要具体的知识与条理的思想,而传统思想习惯只能教人梦想,教人背书,教人作鹦鹉式的学舌。

四五十年的新文化的接触,新教育的设施,新思潮的输入,新运动的澎湃,到如今有什么结果呢?思想上可有什么变化改善的倾向吗?

说也可怜,如果有什么变化,都只是皮毛的改换颜色,我就看不出什么脱胎换骨的思想。

今日的思想,从极左到极右,都看不见一点自己想过的思想,也看不见一点根据现实状况的思想。做尧、舜、禹、汤、周公、孔子的梦的,固然不曾思想。囫囵吞下马克思、考茨基、列宁、孙中山的,也算不得曾经思想。

根本的毛病还在思想的方法。

我们的传统思想习惯是不肯用心思去想。这叫做无为的思想方法。说得玄妙一点,叫做“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又叫做“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说得粗浅一点,叫做懒如死蛇。二千五百年前,老子教人“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知天道。”现在的人也还说:“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这都是懒人的思想方法。

需要证据吗?梁任公先生自己说:

自从和日本打了一个败仗下来,国内有心人真像睡梦中着了一个霹雳,……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那急先锋就是康有为、梁启超一班人。这班人中国学问是有底子的,外国文却一字不懂。他们不能告诉人“外国学问是什么,应该怎么学法”,只会日日大声疾呼,说“中国旧东西是不彀的,外国人许多好处是要学的。”(《近着》下,238)

梁先生是个老实人,能说这样老实的话,叫我们知道三十年前的维新党人的思想方法。这种方法其实是没有方法,这种思想其实是不思想。不思想的结果是什么呢?自然是瞎眼的维新。梁先生在同篇(《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里估量五十年中国学问和思想方面的进步,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