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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6章 说儒(6)

这一段话最可以表示孔子的救世热肠,也最可以解释他一生栖栖皇皇奔走四方的行为。《檀弓》记他的弟子有若的观察:昔者夫子失鲁司寇,将之荆,盖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贫也。

《论语》里有许多同样的记载: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欤?”

《论语》里记着两件事,曾引起最多的误解。一件是公山弗扰召孔子的事:公山弗扰以费叛,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一件是佛肸召孔子的事: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佛肸是晋国赵简子的中牟邑宰,据中牟以叛),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后世儒者用后世的眼光来评量这两件事,总觉得孔子决不会这样看重两个反叛的家臣,决不会这样热中。疑此两事的人,如崔述(《洙泗考信录》卷二),根本不信此种记载为《论语》所有的;那些不敢怀疑《论语》的人,如孔颍达(《论语正义》十七),如程颐、张(引见朱熹《论语集注》九),都只能委曲解说孔子的动机。其实孔子的动机不过是赞成一个也许可以尝试有为的机会。从事业上看,“吾其为东周乎?”这就是说,也许我可以造成一个“东方的周帝国”哩。从个人的感慨上说,“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这就是说,我是想做事的,我不能像那串葫芦,挂在那儿摆样子,可是不中吃的。这都是很近情理的感想,用不着什么解释的。(王安石有《中牟》诗:“颓城百雉拥高秋,驱马临风想圣丘。此道门人多未悟,尔来千载判悠悠。”)

他到了晚年,也有时感慨他的壮志的消磨。最动人的是他的自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这寥寥两句话里,我们可以听见一个“烈士暮年,壮心未已”的长叹。周公是周帝国的一个最伟大的创始者,东方的征服可说全是周公的大功。孔子想造成的“东周”,不是那平王以后的“东周”(这个“东周”乃是史家所用名称,当时无用此名的),乃是周公平定四国后造成的东方周帝国。但这个伟大的梦终没有实现的机会,孔子临死时还说:夫明王不兴,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将死也?

不做周公而仅仅做一个“素王”,是孔子自己不能认为满意的。但“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悬记终于这样不满意的应在他的身上了。

犹太民族亡国后的预言,也曾期望一个民族英雄出来,“做万民的君王和司令”,“使雅各众复兴,使以色列之中得保全的人民能归回,——这还是小事,——还要作外邦人的光,推行我(耶和华)的救恩,直到地的尽头”。但到了后来,大卫的子孙里出了一个耶稣,他的聪明仁爱得了民众的推戴,民众认他是古代先知预言的“弥赛亚”,称他为“犹太人的王”。后来他被拘捕了,罗马帝国的兵“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袍子,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他们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阿!’”戏弄过了,他们带他出去,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犹太人的王“使雅各众复兴,使以色列归回”的梦想,就这样吹散了。但那个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殉道者,死了又“复活”了:“好像一粒芥菜子,这原是种子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菜都大,且成了一株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他的枝上”:他真成了“外邦人的光,直到地的尽头”。

孔子的故事也很像这样的。殷商民族亡国以后,也曾期望“武丁孙子”里有一个无所不胜的“武王”起来,“大囏是承”,“肇域彼四海”。后来这个希望渐渐形成了一个“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悬记,引起了宋襄公复兴殷商的野心。这一次民族复兴的运动失败之后,那个伟大的民族仍旧把他们的希望继续寄托在一个将兴的圣王身上。果然,亡国后的第6世纪里,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圣人。这一个伟大的人不久就得着了许多人的崇敬,他们认他是他们所期待的圣人;就是和他不同族的鲁国统治阶级里,也有人承认那个圣人将兴的预言要应在这个人身上。和他接近的人,仰望他如同仰望日月一样;相信他若得着机会,他一定能“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他自己也明白人们对他的期望,也以泰山梁木自待,自信“天生德于予”,自许要作文王、周公的功业。到他临死时,他还做梦“坐奠于两楹之间”。他抱着“天下其孰能宗予”的遗憾死了,但他死了也“复活”了:“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他打破了殷、周文化的藩篱,打通了殷、周民族的畛域,把那含有部落性的“儒”抬高了,放大了,重新建立在六百年殷、周民族共同生活的新基础之上:他做了那中兴的“儒”的不祧的宗主;他也成了“外邦人的光”,“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

孔子所以能中兴那五六百年来受人轻视的“儒”,是因为他认清了那六百年殷、周民族杂居,文化逐渐混合的趋势,他知道那个富有部落性的殷遗民的“儒”是无法能拒绝那六百年来统治中国的周文化的了,所以他大胆的冲破那民族的界限,大胆的宣言:“吾从周!”

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这就是说,夏、殷两个故国的文化虽然都还有部分的保存,——例如《士丧礼》里的夏祝商祝,——然而民族杂居太长久了,后起的统治势力的文化渐渐湮没了亡国民族的老文化,甚至于连那两个老文化的政治中心,杞与宋,都不能继续保存他们的文献了。杞国的史料现在已无可考。就拿宋国来看,宋国在那姬周诸国包围之中,早就显出被周文化同化的倾向来了。最明显的例子是谥法的采用。

殷人无谥法,《檀弓》说: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谥,周道也。

今考《宋世家》,微子启传其弟微仲,微仲传子稽,稽传丁公申,丁公申传湣公共,共传弟炀公熙,湣公子鲋弑炀公而自立,是为厉公。这样看来,微子之后,到第四代已用周道,死后称谥了。——举此一端,可见同化的速度。在五六百年中,文献的丧失,大概是由于同化久了,虽有那些保存古服古礼的“儒”,也只能做到一点抱残守缺的工夫,而不能挽救那自然的趋势。可是那西周民族却在那五六百年中充分吸收东方古国的文化;西周王室虽然渐渐不振了,那些新建立的国家,如在殷商旧地的齐、鲁、卫、郑,如在夏后氏旧地的晋,都继续发展,成为几个很重要的文化中心。所谓“周礼”,其实是这五六百年中造成的殷、周混合文化。旧文化里灌入了新民族的新血液,旧基础上筑起了新国家的新制度,很自然的呈显出一种“粲然大备”的气象。《檀弓》有两段最可玩味的记载: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圣周,殷人棺椁,周人墙置。周人以殷人之棺椁葬长殇,以夏后氏之周葬中殇下殇,以有虞氏之瓦棺葬无服之殇。

仲宪言于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殷人用祭器,……周人兼用之。……”

这都是最自然的现象。我们今日看北方的出殡,其中有披麻带孝的孝子,有和尚,有道士,有喇嘛,有军乐队,有纸扎的汽车马车,和《檀弓》记的同时有四种葬法,是一样的文化混合。孔子是个有历史眼光的人,他认清了那个所谓“周礼”并不是西周人带来的,乃是几千年的古文化逐渐积聚演变的总成绩,这里面含有绝大的因袭夏、殷古文化的成分。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

这是很透辟的“历史的看法”。有了这种历史见解,孔子自然能看破,并且敢放弃那传统的“儒”的保守主义。所以他大胆的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在这句“吾从周”的口号之下,孔子扩大了旧“儒”的范围,把那个做殷民族的祝人的“儒”变做全国人的师儒了。“儒”的中兴,其实是“儒”的放大。

孔子所谓“从周”,我在上文说过,其实是接受那个因袭夏、殷文化而演变出来的现代文化。所以孔子的“从周”不是绝对的,只是选择的,只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里说: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

这是很明显的折衷主义。《论语》又记孔子说: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

这里的选择去取的标准更明显了。《檀弓》里也有同类的记载:孔子曰:“拜而后稽颡,颓乎其顺也。(郑注,此殷之丧拜也。)稽颡而后拜,颀乎其至也。(郑注,此周之丧拜也。)三年之丧,吾从其至者。”

殷既封而吊,周反哭而吊。孔子曰,“殷已悫,吾从周。”

殷练而附,周卒哭而附。孔子善殷。

这都是选择折衷的态度。《檀弓》又记:孔子之丧,公西赤为志焉:饰棺墙,置,设披,周也。

设崇,殷也。绸练设旐,夏也。

子张之丧,公明仪为志焉:褚幕丹质,蚁结于四隅。殷士也。

这两家的送葬的礼式不同,更可以使我们明了孔子和殷儒的关系。

子张是“殷士”,所以他的送葬完全沿用殷礼。孔子虽然也是殷人,但他的教义早已超过那保守的殷儒的遗风了,早已明白宣示他的“从周”的态度了,早已表示他的选择三代礼文的立场了,所以他的送葬也含有这个调和三代文化的象征意义。

孔子的伟大贡献正在这种博大的“择善”的新精神。他是没有那狭义的畛域观念的。他说:君子周而不比。

又说:君子群而不党。

他的眼光注射在那整个的人群,所以他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他认定了教育可以打破一切阶级与界限,所以曾有这样最大胆的宣言:有教无类。

这四个字在今日好像很平常,但在二千五百年前,这样平等的教育观必定是很震动社会的一个革命学说。因为“有教无类”,所以孔子说:“自行束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所以他的门下有鲁国的公孙,有货殖的商人,有极贫的原宪,有在缧线之中的公冶长。因为孔子深信教育可以摧破一切阶级的畛域,所以他终身“为之不厌,诲人不倦”。

孔子时时提出一个“仁”字的理想境界。 “仁者人也”,这是最妥贴的古训。“井有仁焉”就是“井有人焉”。“仁”就是那用整个人类为对象的教义。最浅的说法是: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进一步的说法,“仁”就是要尽人道,做到一个理想的人样子,这个理想的人样子也有浅深不同的说法: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这是最低限度的说法了。此外还有许多种说法:樊迟问仁,子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比较孔子在别处对樊迟说的“先事后得”。)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认。为之难,言之得无认乎?”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其实这都是“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引伸的意义。仁就是做人。

用那理想境界的人做人生的目标,这就是孔子的最博大又最平实的教义。我们看他的大弟子曾参说的话: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

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仁以为己任”,就是把整个人类看作自己的责任。耶稣在山上,看见民众纷纷到来,他很感动,说道:“收成是好的,可惜做工的人太少了。”曾子说的“任重而道远”,正是同样的感慨。

从一个亡国民族的教士阶级,变到调和三代文化的师儒;用“吾从周”的博大精神,担起了“仁以为己任”的绝大使命,——这是孔子的新儒教。

“儒”本来是亡国遗民的宗教,所以富有亡国遗民柔顺以取容的人生观,所以“儒”的古训为柔懦。到了孔子,他对自己有绝大信心,对他领导的文化教育运动也有绝大信心,他又认清了那六百年殷、周民族同化的历史实在是东部古文化同化了西周新民族的历史,——西周民族的新建设也都建立在那“周因于殷礼”的基础之上——所以他自己没有那种亡国遗民的柔逊取容的心理。“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是这个新运动的新精神,不是那个“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的柔道所能包涵的了。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他的弟子子贡问他:伯夷、叔齐饿死在首阳山下,怨不怨呢?孔子答道: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这都不是柔道的人生哲学了。这里所谓“仁”,无疑的,就是做人之道。孟子引孔子的话道: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