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聆听大师丛书(套装共7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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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2章 中国思想家的精神

它供给了种子,由那里就生出了后来的成长与发展,它又尽了肥沃土壤一样的使命,在那里面,许多种类的外国思想与信仰都种了下去,而且成长、开花、结果了。

为了方便起见,中国思想史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主要时期。

耶稣纪元前的一千年为上古时期。伟大的中古佛教及道教时代,以及一直通过了纪元后一千年的全部时间,都为中古时期。而近世这一时期,则为中国理智复兴时期;这一时期,远从第10世纪大规模的刊印书籍,以及第11世纪、12 世纪新孔子学派起来的时代起,一直延长到我们这个时代。每一时期,都占了将近千年的光景。

中国思想史的上古时期,可说是古典时代。从那时传下了一些前于孔子的古典作品,诗歌的,历史的,关于行为轨范的,关于宗教崇拜的;此外当然还有许多大哲学家的作品,如老子及孔子、墨翟,一直到孟子、庄子及韩非——这可称之为中国学术的《旧约全书》时代。这个上古时期,不独为所有后来各时代的中国思想史确定了一个主要的模型,而且也提供了许多灵感和智慧的工具,使中国中古及近世思想家们,可以用来作凭藉,去为哲学及文化的复兴而努力工作。简单说来,古典中国的理智遗产,共有三个方面:它的人文主义,它的合理主义,以及它的自由精神。

其所以成为人文主义的,是为了它始终而且明显的注意人类的生活,人类的行为,以及人类的社会。举例说来,当孔子被人问应当如何事鬼神时,他就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他又被问关于死的意见时,他就说:“未知生,焉知死?”这种对于人生的执着,就成了一个特点,使中国古代思想与印度、波斯,甚至伊色利(Israel)的古代思想,截然不同了。中国古典时期的思想家,主要的是道德哲学家、教育哲学家、社会哲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古代中国曾建立一个伟大的文明,而且又产生了许多关于人性,关于道德行为,关于法律及政治组织的种种成熟的学说,但对含有“乐园”意义的“天堂”,看作“末日裁判”地方的“地狱”,则一无所知,并且对于生死问题,也从来没有耽于玄思默想过。

其次,中国古典思想之所以成为合理,成为唯理智主义的原因,是由于他对于智识、学问和思想的重视。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当时,中国思想的派别很多,从孔子的明显的唯理智主义的态度(孔子曾明白承认过:“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一直到老子更明确的、唯理智主义者的(Rationalistic),但几乎是反理智主义者的(Anti-Intellectualistic)态度。老子这么吟咏过:“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 在这两极端之间,可以寻到那时中国思想上一些其他的伟大学派。他们的不同之处,是在于对那比较吃力的学习及研究过程的注重程度,各有不同。这一类的差别,在两种不同的性情之间,本是些很自然的差别。这两种性情,威廉·詹姆斯氏曾把一个称之为“软心肠的性情”,把另一个称之为“硬心肠的性情”。中国思想从未诉之于超自然或神秘的事物,以作为思想或推理的基础。从这一点看,一般说来,中国思想是始终唯理的。而且,它的所有正统学派,对于知识和考察,都十分重视。再从这一方面看,它确是偏重于唯理主义者的态度。

人文主义者的兴趣,与合理及唯理主义者的方法论结合起来,这一结合,就给予古代中国思想以自由的精神。而且对于真理的追求,又使中国思想本身得以自由。孔子说:“君子不忧不惧,”又说:“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讲到他自己时,他又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中国道德与理智力量仅次于孔子的孟子,也曾经更有力的表示过这个自由的精神。他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这种人文的、合理的及自由的精神,就是古典时代对于理智生活留传下来的最大的遗产。也就是因为这个精神,所以方能使得那个时代多样的理论、社会及政治作品,现在读起来,还是和我们现代的作品一样。

这里就是孔子和他自己国家统治者的谈话:鲁定公问:“一言可以兴邦,有诸?”

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之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

定公又问:“一言而丧邦,有诸?”

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善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为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从这样一个人道的、合理的、客气的,然而在精神上又是这么坚定的,这么自由的回答里,我们可以了解二十五个世纪以来,孔子对于中国人的控制力量的所自来了。

下面是孟子和梁惠王的一段问答:“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孟子问。

“无以异也。”梁惠王答。

“以刃与政有以异乎?”

王曰:“无以异也。”

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人且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

下面又是孟子告诉齐宣王的一段话: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从这类的讨论中,我们不禁要觉察到人文主义的精神、合理的精神以及自由政治批判的精神。这种精神,就使孟子成为人类历史上民主政治的最早也许是最大的哲学家。

这个古典时代三重性质的遗产,就成为后来中国各时代文化与理智生活的基础。它供给了种子,由那里就生出了后来的成长与发展。它又尽了肥沃土壤一样的使命,在那里面,许多种类的外国思想与信仰都种了下去,而且成长、开花、结果了。它给中国一个理智的标准,可以用来判断及估计一切外国输入的理想与制度。而一遇到中国思想变得太迷信,太停滞,或太不人道时,这一个富于创造性的理智遗产,总归是出来救了它。

虽然当中曾经有过一千年的时光,一般人都集体改信佛教,也还并没有能根除这个遗产。曾经有过一个时期,好像中国的合理性及人文主义,已经被一个中古时代思想的洪流所淹没了。这个中古思想,就是由印度及印度化思想信仰统治下所产生的。成千成万的男人女人,都出了家去当和尚和尼姑。宗教热就像浪潮一样的冲进了中国。作为对于佛教神圣献祭的最高形式,一个虔诚的和尚,可以欣然烧掉一个手指,一条膀臂,或者甚至他的整个身体。上千万的信男信女,有时甚至是宫廷中的人物、也都蜂拥到山上去,目击而且悲泣一个高僧的自焚。

正是为了这样的出世态度和这样非人道的狂热,才又把中国震动得恢复了知觉,恢复了理性,恢复了人性。在历史上那几次政府迫害佛教举动的背后,永远的有中国文明对于要使中国“蛮化”的这潮流的一种反抗态度存在着。

举例来说,公元845年对佛教大迫害时,上谕里的主要意思是说:“中国政府不能把中国人民弃之于对一个外国舍生宗教的崇奉了。”这就是中国人道主义对于使中国思想文明印度化的一个革命。

中国反抗佛教的最大代表,及大声疾呼得最厉害的领袖是韩愈。

他指出过,中国思想的最高理想,是说一切的个人道德及理智培养,必须有一个社会的目的,而这个目的呢,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

所有一切志在由苦行及逃世以自救的个人教育,都是反社会的,因之也是非中国的。

韩愈为这个反抗提出了着名的冲锋呐喊,所谓:“人其人!”那就是说,使和尚尼姑们一律恢复人性和人的生活!他对于佛教的严厉批评,特别是他对于皇家的庇护佛教的攻击,就使他在819年遭到了贬斥。然而,在精神上,他却是第11、第12 世纪中新哲学运动的创造者。这个运动,后来就产生了“唯理哲学”(理学)的复兴与形成。

这次现世的及创造性的哲学运动的复兴,就为中国思想的第三或近世时期开了先河。那是中国哲学的一个复兴时代。在近世中国哲学前九百年的发展当中,古典时代的人文主义唯理主义,以及自由精神,又重新像花一样的放开了来。

“唯理哲学”的最初阶段,道院的苦行及学术性的冥想,仍然继续存在。这些是从中古宗教时期接受过来的。不过就一般而论,理智自由精神已经产生了许多敌对的思想派别,而其中有几派,曾经较为彻底的脱去了中古势力的牢笼。推想已变为有条理得多,科学得多;道德教训也变得更人道些,更合理些。

12世纪中,朱熹学派曾特别注重对于知识采取唯理主义的态度。这一派的口号是:“致知在格物”。主张“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主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

这种严格唯理主义者的精神及方法论,在中国思想里,就产生新的唯理主义。可是因为没有对于自然本身实验及处理的传统和技术,终至于这种科学的思想,并没有能够产生一种自然科学,可是它的精神,却渐渐在历史及哲学的研究中被觉察出来了。过去三百年,它曾经在对于古典着作的研究方面,产生了一个科学的方法论。

他曾经展开了对于书本的批评,“高级”的批评,以及对于古代着述的哲学态度。那些图谋推翻传统注疏的学者们,现在却选了一个新的工具,这就是一个新的方法论。这样,他们可以凭借历史的证据及演绎的推理法,去扫除一切主观的解释和传统的权威。固有的唯理主义,现在变成科学性的了。而理智自由的精神,也就寻到了一个有力的武器。

我将再叙两个轶事,以结束这个简略的中国思想史叙述。中国现存的最老哲学家吴敬恒,曾经告诉我一个故事。他早年的时侯,去见江阴南菁书院的山长黄以周。当他走进山长室时,他看见墙上挂着山长自己用大字泼笔写着的对联。那对联上八个字说:“实事求是,莫作调人”。

数年前,当我浏览我父亲未刊行的着作时,我寻到七十年前他在上海龙门书院所作的许多卷札记,每页顶上都用红字印着一段格言。

其中一部分说:“学生研究任何题目时,都必须有先用怀疑的精神。”

以怀疑态度研究一切:实事求是,莫作调人。这就是那些中国思想家的精神,他们曾使中国理智自由的火炬,永远不息。也就是这个精神,方使中国的思想家们,在这个新世界上,新时代中,还觉应完全的自如与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