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亲
1749年8月28日，歌德诞生于德国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市，他的全名是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
歌德的祖父原本是法兰克福一家服装店的老板，因为在法兰克福谋生困难，后来举家迁往奢侈品工业发达的法国，在里昂定居下来。1685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废除了1598年颁布的保护新教徒信仰与政治自由的“南特赦令”。歌德的祖父和其他新教徒一样被迫离开法国，回到法兰克福。后来，他兼营一些葡萄酒生意，家境逐渐殷实，死后留下了相当可观的财产。
歌德的父亲约翰·卡斯帕·歌德学法律出身，获得学位后在政府部门任职。
歌德的母亲是当时法兰克福市市长的女儿，她与卡斯帕在1748年结婚，先后养育了五个儿女，但除了长子歌德和次女科尼丽亚外，其余都夭折了。
歌德家在法兰克福的房子很大，但年代有点久远，距当时的法兰克福市政厅不到100米。这幢建筑物本来分为两部分，1755年卡斯帕为使内部统一和舒适，对它进行了改造。第二年，改造后的房子外观豪华气派，室内布置精致典雅，每一处细节都充分彰显出主人的富裕及教养。卡斯帕爱好收藏，每个房间，甚至是传达室都摆放了很多他游历各地时带回来的艺术品，更别说藏书丰富的图书室和满置当代名艺术家作品的陈列室了。
《我的生平诗与真》是歌德的一部自传体性质的作品，在头几章中，歌德以散文形式，忠实地描述了他幼年的生活环境，他回忆道：
幼年时代，家中最惹我注目的是父亲用来装饰前厅的一系列罗马风景画。三楼有一个房间，窗子面向西，窗外树木高耸。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喜欢这个房间，它诱发了我的一种近乎憧憬的心情。从这儿往外看，视线可以越过庭院和碉堡，一直延伸到西部的美丽平原。夏天，我多半在这个房间里做功课，并盼望午后的雷雨。因为窗口朝西，我每每注视着落日的余晖，百看不厌。同时我还可以看到邻居们在庭园里散步，照拂花草，或者小孩子们嬉戏玩乐，客人们闲聊谈天的场景，有时还可听到九柱戏（竖立九柱，用球撞倒的游戏）的球滚动，击倒柱子的声响。日复一日，我的心里便萌生了寂寞与憧憬，这些感情以及我性格中天生的执拗和敏感，与日俱增地左右着我。
家庭环境与歌德的成长和性格的形成有很大关系，而法兰克福整个城市的氛围也对歌德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幼年的歌德总是被故乡那些狭窄的巷弄、特殊的传统习俗和小市民的活动所吸引。在《我的生平诗与真》中，他怀着深切的爱，详细地描写了美因河静静流淌的河水、两岸居民的日常工作和娱乐生活。市政厅的圆顶建筑物和童年玩耍嬉戏的市集广场，无一不在他心中留下鲜明的难以磨灭的印象。歌德年老时，还能清楚地回忆起童年时法兰克福发生的一些大事。
要从《我的生平诗与真》一书中具体勾勒出歌德父亲卡斯帕的性格恐怕十分困难，但我们还是可以从歌德之后的一些诗作中看出端倪。歌德有两句诗是这样的：
得自父亲之性格禀赋
即人生真实之向导。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歌德的性格很大程度上遗传自他的父亲。甚至随着年纪日长，他的生活方式、对诸多问题的看法，以及对秩序的爱好也逐渐与父亲接近。尽管歌德总是避免描述父亲的性格，但他曾经屡次提及父亲对自己及他人严格的要求，这对歌德的成长无疑有着重要的影响。
与父亲的严肃性格完全相反，歌德的母亲是个“随时都明朗快活”的女性。他们年龄相差悬殊，歌德出生时，母亲18岁，而父亲已经39岁。母亲对日复一日长大的孩子充满了惊喜与好奇的感情。在父亲的严厉和孩子的叛逆之间，她就是那作为缓冲的柔弱葛藤，善解人意而充满幻想。
歌德从父亲那儿承袭了坚忍不拔的精神，从母亲那儿则继承了乐观、幽默、空想等禀赋。
少年时代的歌德并没有很多玩伴，与他关系最亲密的是他唯一的妹妹科尼丽亚。1773年，科尼丽亚嫁给了歌德的一位律师朋友，一段短暂的婚姻生活后，她在1777年去世，年仅27岁。
对于妹妹的回忆，歌德曾这样写道：
我与妹妹科尼丽亚自小就生活在一起，她只比我小一岁。我们既是兄妹也是最亲密的朋友。小时候不管是游玩，还是做功课，我们都是在一块的。我们受到的教育也是一样的，几乎到处都有人误认为我们是孪生兄妹。这样的共通与信赖，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消失，它一直保存在我们之间。青春年代的一些困惑和因此而发生的种种错误与迷离，我们兄妹都是携着手共同承担的。
歌德少年时代的教育，大部分由父亲亲自督导。但依当时上流社会家庭的惯例，歌德的父亲也聘请私人教师教孩子一些必要的专门科目。少年时代的歌德似乎在语言方面有着极为惊人的天赋，他那时已经开始学习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英语及意大利语等。这些才能我们可以从至今尚存的歌德的拉丁语、希腊语练习簿中找到根据。歌德10岁时，已经阅读了《伊索寓言》《鲁宾逊漂流记》《天方夜谭》等名家名著。
除了学问修养外，歌德还同时接受法兰克福市势力最大的路德教派的宗教教育。他必须按时参加礼拜，每天研读《圣经》。多年以后，歌德成了多神论者，但他依然承认自己的宗教素养大多来源于《圣经》。
时局动荡
1755年，歌德六岁的时候，一件异乎寻常的世界性悲剧发生了，那就是里斯本大地震。据后世统计，这次地震的震级为里氏9级，地震还造成了海啸和火灾，死亡人数高达6万人至10万人，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损失不可估量。
里斯本大地震深深震撼了年幼的歌德，在他幼小的心灵里造成了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和深远影响。在《我的生平诗与真》中，歌德这样描述道：
我少年时心境的安宁，因一场惨绝人寰的天灾而首次受到深切的震撼。1755年11月1日，里斯本发生大地震。已经习惯于和平世界的人们表现出了巨大的惊恐。这个商埠兼海港的美丽城市，突然遭到史无前例的可怕的灾难侵袭。大地摇撼，海水汹涌沸腾，船舶互相撞击，房屋崩塌，众多建筑物化为一片瓦砾。裂开的大地似乎喷着火焰，烟与火焰弥漫在一片废墟之上。前一刻还活得快快乐乐的六万人，瞬间化为冤魂。或许似乎只有这些对这场灾祸已失去意识和感觉的人，才是最幸福的，而留下来的人往往陷入痛苦之中，不得解脱。灾难过后，一直隐匿着的因这场变故而逃脱出来的罪犯，大肆骚扰这劫后余生、尚残破不堪的都市。幸存的人们，面临着劫夺、杀戮以及大自然无涯无涘的暴虐。
从各方面传来的越来越详尽的灾难消息，使人们的心为别人的不幸而震撼，同时也为自己以及家人而忧虑。真的，我的一生中再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件，恐怖传播得如此迅速，如此激烈。
我也被迫听到了不少有关这一切的情形，它使我的心受到了深深的震动。在我曾经的观念里，天地的创造者及维护者——神——是睿智而仁慈的。可是现在他正邪不分地将一切统统毁灭，这样的事实说明神根本就不是万物之父。我那幼弱的心灵，为了与这样的印象抗争而努力挣扎。这种现象该如何解释，哲人和学者之间都不能有一致的看法，我的心灵得不到安宁似乎也是理所当然的。
1756年，歌德7岁的时候，七年战争爆发。这是一场争夺殖民地和海外领土的战争，双方都毫无正义可言。但人们为了政治立场，是非不明地偏袒一方。这又深深地动摇了歌德的信仰之心，他开始真正察觉政治对生活的影响。
如同6岁时，里斯本大地震使我对神的慈悲产生怀疑一样，我开始因腓特烈二世所带来的战争而怀疑大众的公正。我生性容易敬畏别人，如果不是有巨大的震撼，我决不会对某种可敬的信仰发生动摇。可惜的是，我所看到的良好的风俗习惯和绅士之礼，都不是出自内心，只是为了维护他人对自己的印象而遵守的一种规则。人们在做一件事情之前，反复考虑的是别人会对这件事持什么样的看法和态度。我一直以为世间的人们都是堂堂正正，凡事都能下公正评价的。而如今我所经验到的，却恰恰相反。最伟大的、最显著的功绩，遭到诟病，受到敌视。最崇高的行为，纵然未被否认，却被歪曲、被唾弃。
如今细细想来，我似乎就在这个时候，萌生了对大众的蔑视感。这样的心情在我心中形成了一个症结，终我一生也未离开过我。不过很久之后，我靠着见识和教养将它稍加矫正过来了。
法兰克福市最终也受到了战火的波及。歌德家的房子被迫开放给占领法兰克福的法军军政长官多伦伯爵，以供他作为处理及调解各种争端的场所。歌德的父亲一向拥护普鲁士，此刻被法国人包围在自己家中，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件很悲惨的事。虽然多伦伯爵是个艺术爱好者，很喜欢老歌德的那些收藏，但仍不能改变主客之间相处不融洽的僵局。
歌德在《我的生平诗与真》中提及，伯爵住进歌德家的最初几天，便把法兰克福市当时最著名的画家全部邀请过来，有意让他们为自己继续从事创作。
歌德从小就认识这些画家，而且经常拜访他们的画室。多伦伯爵和画家商量画题、订画、交画的时候，歌德经常在场。当交的是素描或草稿时，他总是大胆地提出自己的意见，这使得年纪尚小的歌德得到了画家们的一致称赞。成年后的歌德，在鉴赏画作上有很深的造诣，不管是取材于圣经故事、世俗故事或者神话故事，他总能用一句话正确指出那些画里所表达的是什么。
法军占领法兰克福市，对歌德的另一个影响在戏剧方面。当时为了慰劳法军，法国剧团到法兰克福市公演，歌德由外祖父那儿要到招待券，瞒着父亲，经常前往观赏。这期间，他不仅观看了很多著名剧作家的作品，而且与演员们打成一片，学了一口流利的法语。那些戏剧与孩童时代看过的木偶戏一样，培养了歌德日后对戏剧的浓厚兴趣。
这期间，歌德也开始尝试写诗，他自己也说是“从10岁前后开始作诗”的。1757年年底，他曾写了一首祝贺辞给外祖父，这祝贺辞的最后四句已俨然是一首完美的诗了。
1758年，歌德曾罹患天花，直到老年他的身上仍有那时留下的疤痕。
1759年，歌德开始尝试以各种题材作诗，包括与朋友之间互相唱和的杂诗。他把这些诗作编辑成册献给父亲，但是可惜这些作品大部分都散佚了，只有一些片段被保留下来。
求学
歌德16岁时已经通读了当世的很多著作，他对于学问以及实际生活中已经出现或可能出现的种种新事物，已经有了大体上的概念。
歌德从小便显露出在文学艺术上的过人天赋，按他自己的意愿，他非常希望向诗人海涅等人请教和学习，可是他的父亲却坚持让歌德前往莱比锡修习法律。
歌德一家虽然跻身上流社会，父亲也是帝国的一名公务员，但是他终其一生也只是个虚有名衔的顾问官。卡斯帕不免有些不甘心，出于一种补偿心理，他希望儿子能在政治上出人头地。而在当时，要当一名高级行政官，到莱比锡大学修习法律，是最便捷的路径。
年少的歌德对于父亲的安排很不高兴，但也没有办法反抗，他觉得自己的前途一片黯谈。不过，能够离开家乡到一个未知的世界，这似乎是歌德的意外收获。他把外面的未知世界想象得明亮快活，带着类似“解除枷锁”的心情和对未来无限的憧憬，踏上了他乡求学的道路。
歌德来到素有“小巴黎”之称的莱比锡时，恰巧碰上一年一度的大市集。脱离父亲约束、初到莱比锡的歌德兴奋而快乐。在他当时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上，有这样的比喻：
好像一只自由的鸟，
逍遥在美丽的林中，
享受着明媚风光。
扬起双翅，
唱一曲小歌，
飞过一片翠绿的树丛……
市集结束了，活泼和热闹也终将过去，市街恢复了本来的面目。洛可可风的建筑物带着一股庄严的气氛，整个城市繁荣的商业活动，规整的市容，都让歌德耳目一新。但是，渐渐地，当歌德适应了这个城市骨子里的浮华和奢侈，最初的那些憧憬与新鲜感，就变成深深的失望了。
莱比锡大学的老师教授的那些法律讲义，歌德早已能倒背如流，自己抱着一腔期待前来求学，得到的却是已经掌握的知识。这使得歌德大受打击。他逐渐认识到，所谓德高望重的教授，其实有很多抱残守缺者，他们所教的许多东西，早已被时代证明错误或无用，这要让年轻人如何在理论与现实之间保持清醒的头脑，不彷徨迷惑。哲学也困扰着歌德，自小就树立起来的一些观点和理念在这里几乎全部被推翻。这种否定过去，否定自己的现实让歌德十分苦恼，他曾在作品中写道：
这种对自己的不断否定，日渐使我不安，最后终于使我陷入绝望中。我手边有少年时期的一些作品，我一直认为它们很杰出。一方面我是想靠它们博得一点声名；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以为有了它们，就可以更确实地看出进步。但是我所处的状况是凄惨的，我被要求完全改变自己的想法，简而言之，他们要我与过去我所爱的，认为好的事物断绝。经过种种烦闷，结果我对自己正在写的作品，以及已完成的作品感到懊丧。于是有一天，我将诗、散文，还有构想、草稿、大纲等全部付诸一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