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心返乡树人
公元前311年，孟子终于离开待了七年之久的齐国。在这几年间，世局曾发生过剧烈变化。公元前312年，燕国在诸侯的帮助下，驱走了齐军，立太子平为君，即燕昭王。同年，秦、楚两国交兵，在丹阳开战（湖北秭归），结果楚军大败，主将屈匄被虏。楚怀王又发动国内兵力，与秦战于蓝田，又大败，从此楚国衰落了。
第二年，张仪任秦相时，以连横游说楚、韩、齐、赵、燕等五国，五国均听命。
孟子从公元前322年开始，先后到过齐、宋、滕、梁等地游说诸侯，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1年。他满腔热忱，本着仁义理想，倡导王道政治，希望能将仁政施行于天下。可是11年过去了，自己的抱负仍未能实现。各诸侯国之间都以强凌弱，以大并小，战争与攻伐不断，世局越来越乱。孔子晚年时叹息：“没有人知道我！”孟子也体会到了这种心情。
落寞的情绪油然而生，他顿感身心倦怠，不想再去游说诸侯了。孟子的弟子陈代希望老师继续鼓起勇气，再到别的国家去试试。
他说：“老师不愿见诸侯，是不是太拘小节了。现在去见诸侯，一旦有机会，往远了看，能够让仁政得以实施，让他们称王天下；退一步讲，也能改变局面在诸侯中称霸。古书上记载：‘委屈一尺，就能伸张八尺。’所以可以试试嘛！”
孟子说：“从前齐景公打猎时，用旌旗召唤管理苑圃的人，管理之人因景公不按礼法，不用打猎时戴的皮冠去招呼他，所以就不肯来。景公大怒，准备杀了他。孔子知道这件事，十分赞扬那管花圃的人。因有志之士，始终坚守节操，即使被弃尸沟壑；勇敢的人见义勇为，纵然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孔子敬佩他哪一点呢？就是他不肯呼应不合礼法的召唤啊。如果诸侯没有依礼招聘，我就自动去求见，这算是什么呢？
“至于委屈一尺可伸张八尺的说法，本是从谋利方面说的。如果以谋利的观点来说，委屈一尺可伸张八尺，难道只要有利可图，就要去做吗？
“从前晋国大夫赵简子命令王良替他宠爱的家臣奚驾车去打猎，但是一整天也没射到一只鸟。奚回来后对赵简子说，王良是个最糟糕的驾车人。王良听了这话，表示愿意再给他驾一次车试试，奚勉强答应了。结果仅一个早上，就射了10只鸟。奚高兴地在赵简子面前夸王良是最高明的驾车人。赵简子说，那就让王良专门给你驾车好了。
“对简子的命令，王良不肯，他说：‘我第一次给他驾车，是依规定驾驶，他一整天都射不到一只鸟。第二次没有按照正式的驾车规则，横着向飞鸟赶去，所以一早晨就射获了10只。可是，我不习惯给这种不守法度的小人驾车，这样的差事，我不干。’一个驾车人尚且不愿和不善射箭的人合作，即使能得到很多的猎物，他也不干。现在如果让我枉屈正道，去依附那些无礼的诸侯，这成什么话！而且，你的话根本就是错误的，自己枉屈了正道，就不能矫正别人，这才是必然的道理。”
禽章也曾这样问过孟子，孟子也用上面的说法解释给他听。
陈臻问道：“请问老师，古时候的君子，要怎样才肯出来做官？”
孟子说：“就任官职，有三种情形；辞去官位，也有三种情形。如果接待时既尊敬又有礼貌，并且说明将采取他的建议，那就可以出任官职。如果有礼貌，但是不采纳执行建议，就应该辞官而去。次一等的，虽没有采用他的建议，但接待时还比较尊敬，合乎礼节。如果没有礼貌相待，就要辞官而去。最下一等的，最初没有得到君王的照顾，以至于都快要饿死了。国君知道后说：‘我既然没有听取他的意见，也没有实行他的谏言，但让他在那里挨饿，我也感到十分惭愧。’然后给予周济，这时也可以接受，以免被饿死啊。”
孟子的意思是做官本是为了行道。言听计从为上，礼貌次之，因为困难避免饿死而委屈迁就是最下。
孟子一行人离开了齐国国都后，当晚在齐国西南的昼邑歇息。有人想为齐王挽留孟子，他恭恭敬敬地坐在孟子歇宿的旅舍里，对孟子说着挽留的话。孟子没有理会，只管趴在桌子上打盹。
那位前来挽留的先生心里很不自在，他说：“弟子是斋戒过，诚心诚意才敢向老师说这些话的，老师却只管打盹不理我，我只好走了，以后再也不敢来见老师了。”
孟子抬起头，对他说：“你先坐下，我明白告诉你。从前鲁缪公尊敬子思，如果他不经常派人伺候子思，转达诚意，是不能把子思留下来的。又比如鲁国的贤士泄柳和子张的儿子申祥，贤能比不上子思，如果没有人时时在缪公身旁称赞他们的贤能，他们也就不能安然留住在鲁国了。你替我这个长者着想，却不想想缪公是如何对待子思的，你不去劝齐王改变态度，拿这几句空话就想留住我，是你拒绝长者呢，还是长者拒绝你呢？”
孟子走出齐国国境后，齐国有一位名叫尹士的人，他对别人说：“如果孟子不知道齐王不可能成就商汤、周武王的事业，那是他的糊涂。如果明明就知道，却还要到齐国来，那就证明他只是贪求富贵。他大老远跑来，因意见不合又离去，但是在昼邑就停留了三天，干吗这样慢腾腾的？我最不喜欢这一套了！”
孟子的弟子高子把这些话原原本本地说给了孟子听。
孟子说：“尹士怎么知道我的心意呢？我大老远来见齐王，这是我自愿的。至于因意见不合而离去，难道是我愿意的吗？实在是不得已啊！至于说我在昼邑停留了三天，我自己还感觉太快呢。我是希望齐王或许能改变态度，齐王如果悔改，那一定会追我回去，如果等我走出昼邑齐王也没有派人来追，这才如流水般无所留恋了，便可以决心归去。
“即使这样，我也不忍完全放弃齐王。齐王天资朴实，还能说教他推行一些善政。如果齐王愿意用我，那何止是齐国人民能得以安定，连天下人民都能得以安定太平了。我天天盼望着齐王能悔改，有些人向国王劝谏，国王不听，就大发脾气，一脸的不高兴，离开的时候还一口气地奔跑，不到精疲力竭不止，我不是那种气量小的人。”
尹士听了孟子的一番话，深深悔悟地说：“我真是一个没有见识的小人啊！”
孟子虽然盼望齐王能够觉悟悔改，但事实并没如此，孟子也只好继续前行了。
路上，弟子充虞见孟子显得有点颓丧，心里有些不安。他说：“老师脸上好像有些不高兴的神色。以前我曾听老师说过：‘君子遇到困难，既不怨恨天，也不责怪人。’现在为什么会想不开呢？”
孟子说：“那是从前，这是现在啊。自古以来，大约每隔500年，就会出现一个圣王，而且在此期间一定会有一个名传当世、辅佐圣王的贤人。从周朝开国到现在，已过去700年了，比起圣王兴起的500年已超出很多。照现在的时势观察，也该有圣贤出世，拯救万民了。可是，我还没有看见，怎么能高兴得起来呢？如果上天不想让天下太平，那就罢了；如果想要天下太平，那在当今时代，除了我还有谁，我为什么不高兴呢？”
孟子认为齐宣王的目光局限于当时的情势，满脑子都是富国强兵、称霸天下的功利思想。但本质上，他还是很朴实的，是位能够有所作为的国君，孟子自然会对他寄予殷切期望，如今事与愿违，内心深处不禁兴起一股圣贤寂寞感，这是可以理解的。
孟子从50岁便开始游历诸侯各国，迄今已有11年，他遍历了大小六七国，他期望自己的政治理想得以实现，不在乎高官厚禄，所以他绝不愿出卖理想迁就人君。他对那些枉屈自己、降格以求、迁就妥协的人充满了厌恶，尤其是一些玩弄技巧诈术，使战争频繁、民生疾苦的纵横家，更是深恶痛绝。
有个喜欢纵横术的人名叫景春，他曾问孟子：“公孙衍和张仪这两个人难道不是真正的大丈夫吗？只要他们一发怒，就能游说诸侯让他们彼此攻伐，天下人都畏惧他们；相反，如果他们安居在家里，天下便太平无事了。”
孟子驳斥道：“这怎么能算得上是大丈夫呢？你没有学过礼仪吗？《礼记》上说，男子到了成年，举行加冠礼时，父亲一定会训导一番。女子到了出嫁年龄，母亲也要把做媳妇的道理教给她。女子临走时，母亲送到门口，还一再叮咛：‘到了夫家后，一定要孝敬公婆，时时警惕，不要违背丈夫的意思。’这么说来，以顺从为原则本是妇女之道。公孙衍和张仪这种人，就是顺着国君的意旨而取得的尊位，这怎么能算得上是大丈夫呢？
“一个堂堂男子汉，居心于仁道中，那才是天下最广大的住宅；立身于礼法上，那是天下最正确的位置；行的是义理，那是天下最宽阔的道路。得志的时候，就把正道推行到众人身上；不得志的时候，也要独自实行所得的正道。他们不为富贵动摇心意，不为贫贱改变节操，不为权势改变志气，这样的人才能称得上是大丈夫。”
孟子明白地告诉他，让他知道权大势大并非大丈夫，德业隆盛的人才算得上是大丈夫。
年龄逐渐增长的孟子，在道德修养和学问进修上，已达成熟境界，他坚持仁义之道，没有失去自信，但是对于他的仁道能否在世上施行，他归咎于“命”。他不消极，也不强求。炽热的情怀渐趋平淡，如同树木从春天的绚烂渐进入肃穆的秋季了。
孟子已是60多岁的垂垂老人，他知道时不我与，但是他还可以掌握一件事，那就是继续他百年树人的教育事业。他准备把余生的全部精力都放在培育英才的神圣事业上。于是，孟子率领弟子们回到了故乡——邹。
教育方针
经过十多年的游说，孟子竟没找到一个可以实现他政治理想的地方，他痛心地感觉到，时运不济，这是他靠自己的力量无法左右的。
当年，孟子在鲁国受臧仓阻挠未能见到鲁君。孟子说：“我见不到鲁君，这是天意。臧仓那种人又能把我怎么样？”不只是鲁国的臧仓，这是孟子在内心对各国诸侯因失望而发出的哀叹。
61岁的孟子，看清楚了当时的现实世局，他不愿再把有限的精力耗费在徒劳无功的游说生涯中了。他要把自己的余生贡献在教育事业上，完成自己百年树人的大计。他还曾说过：“君子有三件乐事，但是不包括称王天下。第一件乐事便是父母健在、兄弟相亲；第二件乐事是上不愧对于天，下不愧对于人；第三件乐事便是得到天下英才并教育他们。”
孟子所列的三件事，分别是家庭安康和睦、个人修养、教育下一代英才。世俗的人都认为称王天下的人，他们权势显赫、生活奢华，最值得羡慕。但孟子却说，君子三乐，不包括称王于天下。
孟子率领弟子们离开了齐国，后经过宋国，返回邹，便集合门人弟子，从事讲学教育，著书写作，过上了平静的教学生活。
孟子的教育方法，用现在的说法，就是启发式教育，因为孟子向来主张人性本善说，他主张顺着人的本性进行教育，不支持矫揉造作，他注重于让弟子建立完美的人格。所以他总是勉励弟子努力修德，找回并扩充自己的善性。
孟子说：“修养自己的本性，知道了自己的自然本性，就能知道天理了。守住自己的本心，培养自己天赋的本性。不顾及生命的长短，一心一意等待机会，是安身立命的方法。”
孟子教导弟子们，应该用务本的道理去影响别人，先求诸己，而后责人。他说：“越是浅显的预言，包含的意义越深远，这是最好的语言。最好的办法是遵守简约的原则并将其扩大施行。君子的话都很浅近，但其中的道理却很深远。君子的操守，是修养自我身心，就能治国平天下。大凡一个人最易犯的毛病，便是荒芜了自己的田地，却去铲除别人田里的杂草。对别人要求很严格，而自己所负担的却很轻。”
孟子对弟子们说：“君子与众人的不同就是存心，存心的重点就是要自省。君子要用仁道、礼法省察自己的内心。仁德的人，能爱护别人；有礼法的人，能敬重别人。爱护别人的人也会受到别人的爱护；敬重别人的人，别人也很敬重他。假如有个人以强横无理的态度对待我，我就要自己反省，想自己一定是先有不仁或者无礼的地方，否则这种无理的事也不会落在我身上。如果自己反省后，确实认为自己的做法没有缺失仁道，也合乎礼法，但是对方态度依然强横无礼，君子要再度反省，想自己是不是有待人不忠的地方。如果反省后，君子发现没有不忠实的地方，而对方态度仍照旧，君子这才可以感叹，说他是一个不明事理、胡作非为的人。有这样行为的人与禽兽没什么区别，何必与禽兽计较？所以说，君子只有一种终生都存在于内心的忧愁，那就是自己有没有处处反省，而不是忧愁从外面来临的祸患。
“但是君子还有一件事值得忧愁，那就是譬如虞舜是人，我也是人，虞舜可以成为天下的榜样，流芳百世，我却仍然是一个平常的人。唯这一点，是值得忧愁的！忧愁又该怎么办？那就努力让自己像虞舜一样。
“至于祸患，对君子，确实没有。因为从不做不合仁道的事，不合礼法的事也不肯做，即使一时有外来的祸患，君子也能坦荡对待，因这不是自己的过错，就不必去担心计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