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在报纸上，以诗文与他见面，他是编辑，我是作者。他还不知道，他当年走过的每一根枕木，我也走过；他握过的那根镐把，我也握过；胡乐山、白华山这两位很践的炊事员，他们煮的饭我们都吃过。但我与他绝不是作者与编者的关系，而是一种帆布手套的、破边草帽的、亲切的，在阳光的工地上挥汗劳作的工友关系。
他阅读过成昆线博物馆似的山水，我也读过，读着读着他就成了名人，作为画家离开小站，而我只读出些一文不值的诗句来，让我还要继续满怀热爱地读下去。在小村机工队，其实我连他的影子都未见过，他在这个地方，待了一两年之后，就很杰出地离开了。但小村机工队有个会画画的老知青，这句话却早已让我耳熟能详。以至于后来我真的认识他了，并在报刊上读过他的许多笛声透出纸背的画作时，心里就想，这是我们的画家，多牛啊！所以不知情的人听我提起他来，直诧异我那些绵延不绝的自豪从何而来，我似乎是在扯虎皮作大旗，一个画家，怎么会与你这种文学小混混扯上这么近乎的关系，颇有那个之嫌。
那一年，我以小知青的身份分配到小村机工队，还不知道这个工区早已是卧虎藏龙之地，出了一个文化名流，害得我一天到晚老把一本普希金诗选或雨果小说之类的名著别在屁股上，仿佛要对同志们说，别小看我，我有文化呢。于是老工人们、老知青们，凡是与这个画家吃过一锅饭，干过一样活的人，就开始向我讲述小村机工队的一个画家的故事，讲的人神情肃穆，面孔集中在某种哲学的表情上，精辟、深刻，完全适于我接下来对这位画家的想象和推断。这个故事大体是说这位画家，除了画得一手好画，人品也是一流，谦虚谨慎、不骄不燥，从不鬼喊辣叫，很稳重。甚至有人告诉我有关他的一些隐私，说他有一付很板扎的男低音嗓子，下班后常躺在工床上低低地唱着“三套车”，这时候，说明他工作有些累了，正在休息。机工队的前辈们都听过他的歌，都认为他的歌真的好听得很，像一个真正的男子汉。我觉得大伙儿是在提醒我，小子，学着点，别一瓶不满半瓶摇的架势，会摆弄几下破提琴儿，会吟几句歪诗算什么，有本事整点一鸣惊人的东西出来瞧瞧。不用说，我当然不是那棵葱了。
恐怕这位画画的机工队前辈是我最早的偶像了，每听一回他的故事，我就会注意一回工棚里的墙壁，看看是否会有他哪一天酒后性起，就在墙壁上留下一星半点丹青墨迹，一不小心被我得到一幅传世之作也说不定。这当然只会令我失望，一个有教养的画家怎么会很张扬地搞这种小儿科的事情呢。
只不过，画家在小村机工队留下的故事显得支离破碎，但仍被我发现，关于他的每一个碎片，都是那么地灿烂，像大地上那些闪烁不定的石头，在你不经意的时候，突然给你伟岸这么一下，成为一种叫定力或坚韧的精神。我的这位前工友，简直就是一个传奇，多年来把一个高大的形象，在我眼前晃来晃去。尽管他其实并不高大，但已羡慕得差点我也要预备画笔、宣纸，做小村机工队的画家第二了。特别是当老知青王志荣告诉我，我现在睡的床就是画家当年睡过的那张，连床摆放的位置都是一模一样。这消息多么鼓舞人啊，想想吧，一个爱做梦的人，比如我，睡在一个专门营造诗情画意的人的床上，会干出些什么事情。若干年后，我成为诗人，三套车在我嘴里唱得震天价响，桥梁、隧道、天空、河流，这些小村大地上的玩艺被我啊、啊、啊地抒情过后，我仍不无悲哀地发现，这个画画的仍比我高大，像我眼前一座永恒的艺术高峰。所以，当我大咧咧地直呼著名作家张蠡的名字，但这位画家，我的前工友，只要一见他，胡国辉这个我心目中光芒四射的名字，一旦从我口里出来，立即就变味、走调，变成胡老师三个字，且恭恭敬敬，既使是在令人心悸的权力面前，也时常大意的我，在胡国辉面前却一点也不会大意分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