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中国文化之美·唐诗之美:快意淋漓歌大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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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刘禹锡——竹枝无限情

他出生在一个诗歌生长得最好的时代,属于那个时代最好的诗人里头的一个,从他的口中传出来的吟哦平白、深情,承袭了民间竹枝词(那些完全不拐弯抹角的竹枝词啊,历经了风雨的洗刷砍斫,已经臻于天籁)的大好处,至今为我们所痴迷。他跟他们写的几乎一样——唉,因为几乎一样,才说他好呐。去翻最原始的竹枝词吧,怕你会转头说他不好。因为也就是个“几乎”,并不真“一样”。要一样很难的。

但已经很好了。

从始至终,他也像诗歌一样活着,他走过的道路没有人走过——他因诗而两度遭逢不幸,几乎被命运劈头盖面毒打了一生——好在有天下最忠诚的朋友可以作为药片,在必要时大把大把地吞下,缓解一下疼痛。

第一次躲闪不及的“毒打”,来自“永贞革新”,那是一次锐意改革而未竟的行动,他和其他的七个人同时被贬往不同的边疆。当时有着相同遭遇的还有他的朋友柳宗元。而在那次革新失败不久、他短期被贬初回长安时,不该雪上加霜地写下了《游玄都观》: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其实,如果他只赞叹着眼前五色的花与整片树木的海也就罢了,也就没有了后来半生的颠沛流离,然而这首诗绝非那么简单,让他获得了一个“诗语讥忿”的罪名——他也不是没有那一层意思——那一刻,他心动性起,行为举止都随心意起伏张合,一副躯壳,如受役马奔停……他多么贪婪地紧盯着那一切并大声唱出,任凭思绪和感受肆意横流也不去拦截,仿佛已经知晓不能再真正地回来这里,回来厮守他的故乡。

皇帝很生气,一怒之下,再次下令将他贬到播州。播州在今天的黔北遵义一带,山高谷深,当时尚未开发,是“瘴疠之地”,人在那里很难生存。当时他的母亲年事已高,如果跟去,一定无法承受苦难,而如不跟去,那么她则必将再没有和儿子相见的可能。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中有记载:他与柳宗元于元和十年同被召回京城,不但未被起用反而再度遭贬,柳宗元得知自己被贬至柳州,而他则远谪播州时,不禁大哭起来:“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穷,无辞以白其大人,且万无母子俱往理。”于是,他立即“请于朝,将拜疏,愿以柳易播,虽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梦得事白上者,梦得于是改刺连州”。前一句说的自然是柳宗元,后面半句则说的是:柳宗元上条陈的同时,官员裴度也向皇帝求情:“播州极远,猿猱穴所宅,禹锡母八十余,不能往,当与其子死诀,恐伤陛下孝治,请稍内迁。”

于是他被改去了相对安稳一点的连州。

假设当时没有柳宗元和裴度,或者他们对这件事毫不知情,他恐怕只有带着高堂老母去播州受苦了。历史上这“一句半”记录的却是万言难具的深挚友谊。

一首诗换来十四年的贬谪,代价不可谓不惨重至极。

十四年后,也就是文宗大和元年春天,他回到洛阳,当时已五十五岁。只是他依然率真无忌,居然又一时冲动或一时高兴,笔歌墨舞,《再游玄都观》爆绽毫端:“百亩中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花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于是,历史极端戏剧化地重演了这一幕:从那一年开始,他又被外放、外放、外放,历任苏州、汝州、同州刺史,漂泊到死。

我并不认为他的所为有“二百五”之嫌——有文人自恃不假。不是没有人对他言必造次:如同庄子笔下的鹌鹑麻雀,满足于在树丛中飞翔(“枪榆枋而后止”),却还嘲笑高飞的大鹏,认为人家是没事找事,自讨苦吃。唔,一只与秋霜争严的鸣蝉,当然无人信高洁。从古至今,都有一个问题困扰着人们,即使你我也不例外,即:诗人何为?我们知道,其实大家常常被放置在了一个尴尬的位置——你卑微或光荣,都概莫能外,你就在那个区间里,突不破,打不开,动弹不得。

就他而言,就他的政治行为而言,他代表他的群体,这没有错,而任何主义如果是一种画饼充饥、徒有虚名的不实之词时,他的人民都会对他进行革命(包括改良和改革);就引爆他命运导火索的两首诗歌而言,他是再纯粹不过的诗人,在奴颜和颐指之间选择的是鲁直笨拙、中途翻船的中间道路,并且学不来那些聪明狡狯、足以“片叶不沾身”的中庸道路,正直、率真、旷达和抱负那种胸次,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达到的。胸次大则从心为上,胸次小则从眼为下,从心和从眼出来的东西应该是不一样的,而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能够像他那样完美地将性情和诗品高度融合的诗人真是少之又少啊。一个诗人,能做到这样,已经不错了。

除开才华大小,与诗仙李白的汪洋肆意、狂傲不羁的诗风相比,他似乎多了点深邃与沉稳的气度;与诗圣杜甫的忧郁悲苦相比,他则多了些豁达与乐观的精神。请看:“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秋词》)没有高节和雅量,怎能写出如此卓绝、势压群雄的诗章?那篇只有八十一个字的《陋室铭》,自是一世翰墨英雄,竟至几乎一夜间传诵四方。可以断言,从古至今没有哪个作家和诗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只有他——刘禹锡,达到了这样的高度,而刘禹锡只有一个。

后来因为脚疾,他才改任太子宾客。六年后,他就离开了人世。

算一算,从三十五岁到五十五岁是二十年,一生中最美好和才具最成熟的年华都是在贬谪中度过的。他自己也说“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实在是苦到了一定程度。

到底友谊还是双向并且同等重量级的好——是这样的友谊:在柳宗元油尽灯枯、客死柳州任上后,他代替他,把他没有活的岁月加倍地活了出来——他花毕生之力,整理柳宗元的遗作,然后又排除万难,全力筹资刊印,使其得以问世,并将柳宗元的一个儿子认在膝下,抚养长大。可以说,没有他,也就没有柳宗元文集的刊行于世。《江雪》、《渔翁》、《捕蛇者说》、《三戒》、《天对》、《封建论》等经典美文,可能也会如流星一般消逝在远古的天空,不为世人所见,无法被今人所吟咏和传唱,可能也就没有几个人知道历史上有位柳宗元……世间如果真有这样的朋友:战友、亲人、父亲、儿子和部分的爱人……唔,简直值得为他(她)死上一回。

一定有过那样的时刻吧?欢愉的时刻,毫无挂碍的时刻?在一个“山桃红花满上头”的季节,两个朋友,如同两个月亮,彼此照着,醉眼相待,暗暗较量谁先伏桌而眠,也有开怀的朗声大笑,以及低声的行吟。当然,还有小路石头上的沉默无语,对坐读书……从两人偶尔相互之间的题赠中,也可以得知他和柳宗元友谊的深厚,其中他们在衡阳分别、三唱三和的情景,最为凄凉和让人动容——柳宗元在离别的船上作《重别梦得》而感慨万千,声音干燥:“二十年来万事同,今朝歧路忽西东。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临舍翁。”

题目冠以“重别”,重新的离别,想必离别已经不是一次,又是“晚岁”又是“翁”的,自然想到也许将是最后一次。而他的内心也一定是同样悲苦,却忍住酸泪,对柳宗元只是进行劝解与宽慰,语气温和:

“弱冠同怀长者忧,临歧回想尽悠悠。耦耕若便遗身世,黄发相看万事休。”(《重答柳柳州》)就是这样:梨花淡白,柳色深青,在那残阳胜血的黄昏时分,仰给朋友的却是朝霞金灿灿的笑脸——他不知道你的愁肠。不必知道。

不舍得让他知道。

后来他突然获知好友病故的消息时,顷刻间泪如雨下,未及擦拭,便抬脚踏上了肩负朋友未竟事业和未竟职责的艰苦征程,而他只有这一左一右两只肩膀。我们不知道,在后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那些无常变迁的岁月里,他自己的事业和职责又是怎样咬牙努力、用什么去挑起来的呢?……这个事我们刚刚说过去了。

在他们的时代,旅行就是一场磨难。今日的旅行缩短了对亲人和美景的期待。但同时,却少了生命中最深刻的体验——生离死别,那绝对是刻骨铭心的一种感受。送别——在当今已经纯是一种形式了,有时还是一种游戏。仅仅由他和他,我也相信在古代尤其是唐代并非如此:那时的任何一次送别,旅行或赴任,都可能是永远的离别。生命的脆弱所激发的对离别的伤感,在今天,可能只有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方能体验到,但死亡毕竟只有一次。在这个意义上,那些从送别线也就是死亡线上走过的人是幸福的。因为他们体会到了生命的真谛,乃至友谊的真纯。

真正的友谊是什么?是由衷的信任,永远的无私,是患难不弃,以及发自内心的理解和从不撒谎的诚实……哦,当然,当然还有不求回报——他死都死了,怎样回报?

想到这里,不知为什么,我忽然感到一种无休无止、大水一样的忧伤。

[原作欣赏]

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竹枝词

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

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

[诗人小传]

刘禹锡(772-842),唐朝诗人、哲学家,字梦得,晚年自号庐山人,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匈奴人的后裔。

刘禹锡从小就才学过人,气度非凡。后来在政治上不得意被贬为朗州司马。他没有自甘沉沦,而是以积极乐观的精神进行创作,积极向民歌学习,创作了《采菱行》等仿民歌体诗歌。得益于此,他的诗朴素优美、清新自然、健康活泼,充满生活情趣。其讽刺诗往往以寓言托物手法,抨击镇压永贞革新的权贵,涉及较广的社会现象。晚年所作风格渐趋含蓄,讽刺而不露痕迹。

他在关心国家命运,同情人民疾苦,坚持整肃官吏,主张“功利存乎人民”;哲学上遵循朴素唯物主义,着作此类文论不少,如《天论》、《问大钧赋》等;文学上与白居易齐名,堪称“四海齐名白与刘”。

留下诗文八百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