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深得漳州基督教友的敬爱。他说话直截了当，一般人都听懂。
父亲是无可救药的乐天派，感觉灵敏，想象力很强，而且十分幽默。在长老会牧师群中，父亲以超进步而知名，当年厦门没有几个小伙子听说过圣约翰大学，他却送孩子到上海接受英文教育。他身材短小精壮，前额突出，配上匀称的下巴和弯曲的胡子。就我记忆所及，我十岁的时候，他已经五十多岁了。最特别的是他在同辈牧师面前的悠然笑貌。他对子女很和气，但是尽量维持老父母的威严，却也不时说个笑话给我们听，或者把一碟菜推到母亲面前，间或夹夹菜给她。厦门是1849年最先开放传教的五个港口之一。他曾说起厦门先锋牧师塔玛奇博士（Dr．Tamage）的笑话。当时教堂分为男女两席。一个闷热的下午，他正在讲道，看见男信徒都睡着了，女信徒则七嘴八舌在聊天，没有人听讲。塔玛奇博士欠身说：“如果姐妹们别再大声讲话，这一边的男信徒就可以舒舒服服睡一个午觉了。”
父亲深得漳州基督教友的敬爱。他说话直截了当，一般人都听懂。
就我所知，父亲是自力更生的人。他曾在街上卖糖果，也曾卖米给囚犯，利润很高。他还将五里沙的竹子卖到漳州，两地距离十英里或十五英里左右。他肩膀上有一道扛竹竿造成的凹痕，一直没有消失。有一次，人家要他做个人情，从五里沙挑一担东西给一位基督教牧师。这位教友对小孩子毫不留情，挑子压得好重，锅啊盆啊都放在里边，还说，“乖，你挑得动。这才乖。”直到今天，他还记得大热天下午挑的那一副担子。所以他一直为劳工讲话。
我记得他曾和当地的税务官吵了一架，那个人领有执照，可以在五天一次的乡村市集中任意收税。有一个人去卖火柴。那个山地人得将货品挑到市集，得花三天砍柴，劈柴，熏成木炭。一捆卖两百文钱，居然要抽一百二十文的税金。父亲刚好走过。看穷人受欺侮，他打抱不平，和税务官吵了一架。群众都来围观。最后那个税务官看父亲年高望重，答应减收——我不知道减了多少。父亲回来谈起这件事，还深恨那名税务官欺侮人。
家母晚婚。她是一个生性纯朴的人。她能背“白话字”（意指厦门方言）的《圣经》。大热天她常常请农夫进来喝杯茶，歇歇腿。她虽然是牧师的太太，倒从来不摆架子，也摆不出来。她身为人家的儿媳妇，又有八个孩子，我记得她常常精疲力竭，到晚上几乎连门槛都跨不过来。但是她疼爱我们，献上无涯的母爱，我们也敬爱她。我十一二岁的时候，姐姐们接掌粗重的工作，她总算轻松一点。二姐和我老爱玩“哄母亲”的游戏，告诉她各种夸张的故事。她发现我们哄她，恍然大悟说：“天下没有这种事情，你们是说来逗我的。”她的牙齿不好，当众笑的时候，习惯遮住嘴巴。
我们有六兄弟和两姐妹，我是倒数第二个。我们男孩子在家要扫地，打井水，浇灌菜园。将水桶放在井中，慢慢倾斜，这个技巧很快就能学会。井边有围栏，虽然水桶打满了很重，我却乐此不疲，等厨房的水缸装满十二桶水，我再交给二姐负责。谁也没听说过肥皂这个东西，我十岁左右，母亲用一种豆饼来洗衣服，豆饼会洗出粘粘的汁液。后来我们改用从商务印书馆拿来的肥皂，母亲总是放在太阳下晒硬晒干，好用久一点。
暑假男孩子回来了，家里摇铃上课。父亲是我们的家庭教师。他教我们古诗、古文和一般对句的课程。他讲解古文轻松流利，我们都很羡慕他。我记得十一点左右，二姐看看墙上的日影，总是心不甘情不愿地说：“我该去洗衣服了。”
下午她又看看墙上的日影，仿佛自说自话：“我该去收衣服了。”晚上我们轮流读《圣经》，转过头来，跪在凳子上祈祷。有时候弟弟睡着了，大姐就骂他“撒旦”或“撒旦的儿子”。我们兄弟姐妹不许吵架，也从来没吵过。大家该“兄友弟恭”。日后在圣约翰大学，我不得不劝弟弟别见人就微笑。他还具有理想主义的气质，看他的来信就知道。他仍然相信，除非人人追随耶稣所指示的道路，世界和平根本无法解决。也许他说得对。他是桂格教派的和平主义者。